煌經書
樓蘭文書
簡牘遺書
讓我們重新發現書法史
張瑞田
1900年，道士王圓籙打開了敦煌藏經洞，密封了10個世紀的洞窟開始與我們相見。考古專家宿白認為“敦煌石窟中排列整齊、卷帙分明的數萬卷文獻，讓以‘皕宋千元’為極致的藏書家歎為觀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圖書館與私人藏書家也不曾擁有的寶藏”。同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穿越羅布荒原，在羅布人奧爾德克的引領下，進入一處有官衙、水渠、佛塔、民宅的遺址，在這裡，斯文·赫定發現了漢文木簡和紙本文書，通過研究，證實這裡就是《史記》《漢書》記載翔實的樓蘭古城。1901年1月，英國探險家來到尼雅河邊的一個遺址，發現了綠洲古城精絕，這是樓蘭的邊界重鎮。在這裡，斯坦因找到了樓蘭王國的檔案庫。
樓蘭古城與尼雅遺址的發現，讓原來被認為“沒有新聞的”“離海洋最遠的”新疆成為世界焦點。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不斷前來探險、淘寶。他們收購和騙得的文物不計其數，其中有壁畫、經書、塑像。斯坦因把這些文物運到英國後，引起世界震驚，敦煌學隨之形成，併成為世界性的顯學。
樓蘭文書
樓蘭文書
樓蘭文書
西方探險家的道德高下姑且不論，作為學者，他們的眼光和見識屬於世界一流。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一直在尋求敦煌文獻的歷史意義、文明價值，沒有對經書的字跡進行研究，這說明，他們對中國書法沒有判斷能力，或者說沒有研究興趣。然而，藏經洞的打開，以及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貝格曼等人對樓蘭古城簡牘文書掠奪般的發現，意味著打開了中國書法家的另一雙眼睛，讓我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了魏晉唐人的墨跡。考古學家羅振玉為此說道：“甘肅敦煌縣之鳴沙山有石室千餘，均雕繪佛像，惟一窟藏書滿中，顧封以複壁，世莫知之。光緒庚子，寺僧治沙，壁破而書見。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後載數十車以去。逮去年秋，見伯希和氏于都下，知其所得雖已寄彼都，而行篋尚攜數十卷，皆唐人手跡也。乃約同好往觀，則皆已佚之古籍，因與約影照十五種，計書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畫五，其已攜往巴黎及斯氏所得，則不可得見矣。”這是羅振玉為《京師大學堂藏敦煌石室遺書影本》所寫的跋語。驚喜與哀怨，氣憤與焦急，可窺一斑。
敦煌經書、樓蘭文書、簡牘遺書，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浩瀚的書法世界。儘管我們對寫經體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偏見，但是寫經體亦是書法史不能忽視的存在。南齊書法家王僧虔對擅寫經體的書法家有過中肯的評價，他說：“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
與敦煌經書相比，樓蘭文書的書法價值更被文人看重。樓蘭文書是當地行政機構和駐軍官員的各種公文和私人手札，其史料價值與藝術價值難分伯仲。如西域長史李柏的《李柏文書》，寫於公元4世紀，作者李柏比王羲之的年齡還要大，所書手札是西域發現的唯一名著正史的名人手札。《李柏文書》與發現者日本探險家橘瑞超之間的謎團至今未能解開，這也是《李柏文書》的魅力所在。據橘瑞超說，《李柏文書》是1909年2月在樓蘭古城遺址發現。但這一年，橘瑞超年僅19歲。此前，斯文·赫定與斯坦因屢次進入樓蘭古城遺址，均未能看到《李柏文書》，為此，斯坦因耿耿於懷。1910年4月，橘瑞超在英國倫敦見到斯坦因，告訴他自己在樓蘭古城官衙土坯的縫隙中發現了《李柏文書》。此後，橘瑞超對《李柏文書》進行了考據和研究，首先釐清了手札的內容，進而考證收信人焉耆王是哪一任的焉耆王，寫手札的地點“海頭”現在何方。至於《李柏文書》的書法意義，橘瑞超的研究中並沒有涉及。
1959年，關於《李柏文書》的出土有了爭議。日本學者森鹿三發表了《〈李柏文書〉的出土地點》一文，他說，自己與橘瑞超見面時，橘瑞超給他看了一張舊照片，並指著舊照片中的地點，言說是《李柏文書》的出土地。森鹿三研究後認為，舊照片中的地方位於樓蘭古城遺址以南的50公里處，斯坦因於1914年也曾到過。於此推斷，《李柏文書》是在這裡出土的，而不是樓蘭古城的官衙土坯的牆縫中。新疆西域探險史家、學者、作家楊鐮在生前曾說，《李柏文書》應該出土於樓蘭古城的“三間房”，因為斯文·赫定、斯坦因都在那發現過漢魏時期駐軍者的手札。對於《李柏文書》是不是由橘瑞超發現的，楊鐮提出過自己的看法：“由於《李柏文書》出土地的這些異說，筆者認為，不能排除《李柏文書》是橘瑞超在羅布人手中購買的，而並非是親自採集到的這種可能。這就涉及橘瑞超曾幾次進出羅布荒原的有關細節。這是我們在研究橘瑞超西域探險史探討推究過的問題之一。”
《李柏文書》是魏晉時期紙本書法墨跡的代表，李柏也略長於王羲之。這些書法墨跡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文獻價值，同時，對正確認識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歷程，以及建立中國書法藝術的類型學和年代學標尺，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只是這種價值，域外人無心認知，也沒有能力認知。
魏晉殘紙
魏晉殘紙
手札，是中國書法史的重要依存，是帖學的根本。如果說陸機的《平復帖》是中國帖學的鼻祖，此後的“二王”手札，顏真卿、蘇東坡、黃庭堅、米芾等人的手札，奠定了中國書法的文化基礎，進而形成了眾人所公知的美學語言。《李柏文書》的發現，改寫了中國墨跡書法的“之最”，它是目前年代最早的中國紙本書信實物標本。在歷史、文化、藝術等方面都具有極為珍貴的學術價值，因而國內外學界對此文書十分重視。儘管存在出土地點的爭議，但其舒朗的結構，開張的書風，滲透著攫取人心的歷史力量和生命感覺，一直影響著現當代書法愛好者和書法家。另外，《李柏文書》等樓蘭紙質行書和草書作品的發現，也顛覆了“南帖北碑”的習慣性認知。以《李柏文書》為代表的魏晉時期紙本墨跡，以其經典的“帖學”範式證實了中國“帖學”書法產生的複雜背景和不同的路徑，以往對“帖學”限定為長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區，《李柏文書》證明，西北地區也是“帖學”的發源地之一。李柏長於王羲之，由此可見，“帖學”書風已在樓蘭、涼州等地區流行。因此，專家推斷，從《李柏文書》及樓蘭前涼時期文書書法來看，東晉時期北方行草書法已有了極大發展，處於一個極其成熟的階段。
20世紀初，伴隨著世界地理大發現的熱潮，域外探險家湧入中國，許許多多珍貴的書法史料由他們發現，居延漢簡也是其中之一。1930年，瑞典探險家貝格曼在內蒙古額濟納旗——漢代居延邊塞——額濟納河流域發現了一萬多枚漢簡，考古界為之震驚。楊鐮說：“居延漢簡，是《史記》《漢書》之外，存世數量最大的漢代歷史文獻庫。從20世紀30年代起，漢簡研究成為一門新興的顯學，成果豐厚，影響頗大，成為考古發現對歷史研究產生決定性影響的範例。出土大批漢簡的同時，在額濟納還發現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紙，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筆的實物。”當時，學術界將貝格曼的發現與敦煌藏經洞的打開相提並論，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重大發現。隨後，居延漢簡的研究十分活躍。貝格曼是居延漢簡的熱心研究者，只是他在漢簡中努力探索的是中國漢代的政治軍事、地質地理、環境變化，唯獨沒有對居延漢簡的書法做一點發言。在我們眼睛裡，那張“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紙，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筆的實物”該是何其重要，貝格曼卻輕輕看過。結論一如既往，貝格曼不懂書法，或不喜歡書法。
居延漢簡的大量發現，開闊了中國書法家的視野，他們對簡書的墨跡悉心研究，拓展了隸書創作的路徑，豐富了當代書法創作的藝術風格。域外探險家有著嚴格的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人類學、動植物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學術訓練，他們對古代歷史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拓展了我們研究歷史的眼光和多學科知識。但由於他們對漢字書法陌生，對中國書法的發展，以及不同書體、不同書寫風格也缺少專業判斷，自然對敦煌經書、樓蘭文書、簡牘遺書的書法價值略過或迴避。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講，他們的探險發現，客觀打開了一座書法基因庫，讓我們有機會回眸歷史上的書法表現特徵、書寫方式、書法價值以及判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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