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倾听亲历者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1969年11月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离开了西安，来到商南清油河。
6号令我印象深刻，也是因为恰巧每个月的6号就是我家在西安时的购粮日。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东西都是计划定量供应，比如煤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火柴票、碱面票……。粮食是一类统购统销物资，更是每个人定量供应，十分珍贵。我们家男孩子多，人说:半大小子，吃垮老子，我家粮食总是不够吃。那时候油水少，每个人每月凭票供应四两油，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还有过一个人一月一两油，一切吃的东西几乎全凭票供应，包括肉、蛋、豆腐、粉条……，等等，量很小，准确的形容呢？应该是:还不够塞牙缝的。
我记得很清楚，有过一段时间，政府体恤民情，每月每家发一张"胡芦头"票，可以凭票到指定的国营餐馆买一碗有两片肉和几小块肠的粉汤，以给大家补充点儿油水。我们家共七口人，这事儿一般由我来完成。餐馆是南院门的"春发生"大肉胡芦头，据当年的传说，此馆子在西安市的名气首屈一指，原因有二: 一是百年老店，味道正宗。二是大气，一碗粉汤里除了有猪大肠以外还多放两片大肉，故在西安独占鳌头。该餐馆离我家很近，也就是一站路吧。我每次用家里的中号钢精锅端回来两碗，一碗两毛，两碗四毛钱，然后加水加菜做成一大锅，那个香啊 ! 全家人就能开心地过个“小年”。由于粮食短缺，每一个月都很难接到下个月，所以十几年中每个月的6号，都是我们全家人期昐的一天。这个情景，那个年代用过粮本儿的人都知道。
还有一个更难忘的日子，是1969年的5月28日，这一天是我下乡的半年以前，父母带着三个正在上学的弟弟被迫随居民下放到了渭北的合阳县农村，成了农民。因为我姐初中毕业后刚刚有了工作，而我又坚持不愿意随家去合阳，想等着到毕业时跟集体走。我与南大街派出所纠缠了两天，最后终于把我的户口单独迁出，留下来了。全家七口人走了五口，全部原因都来自于父亲是国民党员，是193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的第十一期学员。
还是在此简单介绍一下我父辈们的情况吧。我的爷爷，宋耀堂，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教书先生，育有儿女三人。长女宋化杰(我大姑)，也是教书的，退休前是西安市庙巷小学的教师。我父亲宋志祥，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弟弟宋捷(我叔叔)。
先说叔叔宋捷，上初中时同班里的几个男生由班主任老师(地下共产党员)带领，说是出去郊游三天，偷偷的去了陕北延安。三天后家长们不见孩子们回来，开始互相打听，但都不知道内情，有传闻说孩子们可能是跟着老师去了延安，大家一时都没了主意，就找到正在学校的爷爷，爷爷告诉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再打探打探，等等看。在家长们焦急不安地等待了一个星期后，有人带来了孩子们的消息及信件，果然是去了延安，给各位家长都报了平安，言已在“抗大"继续上学，叫家里的人放心等等，至此，大家也就放下心来。叔叔这一走便一直到西安解放，路过西安时才得以与家里的人见面，小住以后就随军南下。朝鲜战争暴发后，叔叔所在的29军被调到中朝边境，这时他已经是年轻的"老革命"了，任职团参谋长。其间叔叔写信邀我爷爷和我父亲前往驻地相见，爷爷没有去，只父亲一人前往，小住半月有余。其间叔叔曾想让父亲也随军工作，商量结果，因为爷爷和我母亲及孩子均在西安，还未安排妥当，父亲放心不下，最后还是只身返回了西安。谁成想，这一次见面竟成了永别。1951年叔叔奉命随部队赴朝作战，半年后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时年才33岁，一直单身未婚。
父辈的一些事情是昔日我在西安六中上学时，有一段时间我与爷爷同住在六中附近的庙巷大姑家，爷爷闲来讲给我的。我的父亲是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学工兵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从事军事训导工作。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爷爷对两个儿子都去当兵的态度很明确:都是保家卫国，好男儿志在四方。家中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民党员，爷爷是"革命烈属"，随大儿子(我父亲)生活，在革命烈属的护佑下，我家基本上都是过着平静的生活。父亲曾被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三年，至1962年期满解除，恢复了正常的公民身份。父亲一直在国营企业工作，工种级别是电工5级。
灾难是从文革开始的，“历史反革命"的原罪被造反派再次翻出来。先是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再后来则是所在的德福巷居委会与南大街派出所相互串通，又串通父母亲工作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牵扯到全家，在西安市西木头市小学教书的母亲也丢了工作，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声中，随闲散居民去了陌生的农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个并不少见的现象，尤其在文革时期，一个"阶级敌人"也逃不掉，因为这也是革命行动，都属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给你个出路，已经恩宠有加了。
人常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才时隔半年，我也得去当农民，似乎够倒霉了?但我并不完全这么想，头一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使我早已有了上山下乡的思想准备，巷子里昔日的小伙伴们几乎都走光了，我还能留得住吗?还会有什么别的出路吗?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发生!离开养育我长大的这个出生地，心里确实有不舍，有失落。这里是我熟悉的“根"呀!但这里也是我的一个伤心之地，在这儿我经历了时常吃不饱饭的童年，经历过街道居委会老太太们的歧视，经历过被迫失学的痛苦，经历过父亲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的惊恐，又经历了父母带着三个弟弟被撵走的劫难。
在承受家庭巨变的同时，我又独自一人，仅靠姐姐十几块钱的工资接济我勉强糊口，这凄惶而又迷茫的日子，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待够了!十几年的所见所闻，书本上教的，电影里看的，以及文革中所有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大辩论、大批判、破四旧、造反、抄家、示威、游行、武斗、动荡、狂野，以及我和巷子里小伙伴们的拼命锻炼身体，已经在我的热血里结下一个伺机而动、烦燥不安的英雄情结。我虽然属于"黑五类"子女，但我自信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小男子汉，也怀有追求新生活、新出路的梦想，我要去打拼属于我的那一片天地。我希望给我"重在表现"的机会，渴望解脱，渴望去冒险，渴望去做一切可能的尝试，来实现我的价值。
在那个用阶级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讲成份，讲出身，讲斗争的大环境中，做为"黑五类"，我的潜意识里其实还有叛逆、逃离、脱胎换骨以及划清界线……等等说不清楚的感觉。别的同学大部分都是离开温暖的家，而我早就没有了家的感觉，我离开的是西安，而不是家。
想起一句不知道在哪里听来的话:“长安虽好，却非久留之地。”
和宋亚南一同毕业并上山下乡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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