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平原一路向南，有一条途经凉山、云南，并最终通向缅甸、印度的商贸之路。它辽远和高险并存，幽景与旷景同在，它在始出不久便各奔东西，历经千里又合而为一。它即是贯穿了我国西南山地的一条交通要道——南方丝绸之路。
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道路是实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纽带。以巴蜀为源头的南方丝绸之路，穿越逶迤群山和深峭峡谷，蜿蜒数万里，勾勒出了一条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西昌，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悠悠南丝路，千载话西昌
提到“丝绸之路”，大多数人随即想到的总是张骞和他悲喜交加的西域，想到那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罗马帝国的商道。但随着中外学术界对丝路研究的不断深入，“丝绸之路”的外延得到了扩展，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东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了确认，唯有南方丝绸之路不怒不争，不避不迎。
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者们的目光终于落到了西南山地这片考古的处女地上。从秦汉到唐宋，再到元明清，与中亚、南亚乃至欧洲的通商，《史记》、《汉书》和《三国志》中早已书写分明，学者们还惊喜地提出了“中国丝绸之路最早在巴蜀”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由成都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陡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并掀起了一股南丝路研究的小高潮。
开通最早、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这是学者们对南方丝绸之路的一致结论。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这条隐没于西南山地与云岭高原中的古道，便传递着中原、巴蜀民间商旅与文化的信息。随着秦王朝的建立，大一统的完成，秦对周边地区的开发也随之而来。开道、置吏，秦始皇修筑了第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但是秦太短暂，随即被汉取代，汉王朝一并继承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东汉·摇钱树
在汉武帝联合外域，北攻匈奴的总方针下，南丝路既是一项政治战略，也是一项经济策略，整个过程虽有曲折，但西南地区总归纳入了大汉的版图。唐交好“南诏”，元结束“大理”，明清经略西南，无一不围绕着南丝路展开，山间小道也一再拓宽、延长，从游商单薄的脚步声，到深林清脆的铜铃响，然后还有了驿亭和关哨，有了车马和喧哗……古老的南丝路浸润着人间的气息，也有了自己的记忆和温度。
伴随着南丝路沿线越来越多珍贵文物的出土，这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也愈加凸显。而在南丝路星罗棋布的众多城镇里，西昌始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它以西南地区主要经济枢纽、战略要冲和门户所在的历史地位，在历代王朝的统治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大石墓出土单耳陶罐。
地处滇蜀之间的西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作为安宁河流域最大的河谷平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汉置邛都县、唐置越嶲（xī）县、宋设建昌府、元改建昌路、明设建昌卫、清置西昌县……无论是秦汉的经略，还是南诏大理的雄踞，抑或是明清的移民，西昌从未离开过中央王朝的视线。每一次名称的变更不单单意味着政权的交替，更是统治者对这座城市的认知与寄望。在西昌建城的两千余年里，虽经历沧桑，却依旧在安宁与昌盛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开道与开边，治道与略边，这是盛世强君永恒不变的追求。在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南丝路上，西昌始终以浓淡相宜的姿态，兀自散发着幽幽光芒，它伴随着南丝路而生，也伴随着南丝路共存、共荣，直至今天。
大石墓出土双耳陶罐
相如通西夷，新郡城邛都
在古代，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巴蜀来实现的。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一条曲曲折折的商旅小路，便沿着高山平坝、河谷深林，从成都通向云南，那是南丝路最初的模样。
南丝路分为三个大的路段：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会理、大姚到达大理的西线，先后被历代王朝称为“零关道”、“牦牛道”、“清溪道”；而同样始于成都，经乐山、犍（qián）为，到达云南境内的昭通、曲靖、昆明、楚雄，最后在大理与西线汇合的东线，因开道时道仅宽五尺而得名“五尺道”；东西两道汇合后西行，经大理、保山、德宏直至域外的一段，先后得名“博南道”与“永昌道”。
秦灭六国后，着手对周边包括西南地区进行开发，要维系边疆治理，仅靠一条商旅之路断然无法完成，南丝路第一次被开辟成为了王朝的官道。此后十余年，经历了秦王的急政暴虐和秦末的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看清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并不急于攻城略地，在长达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中，西汉逐渐壮大。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赶上了一个鼎盛的时代，面对匈奴的一再进犯，他派出张骞远赴西域，以期联合外族，共击匈奴。
张骞虽没有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但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的集市上看到了来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考察后得知大汉的西南以外有一个“身毒国”（今印度），与汉朝的巴蜀、“滇越”（今云南）保持着贸易往来，还有一条先秦时就已存在的自然通道:“蜀—身毒”道。
当时，大汉的西南山地，也就是“蜀—身毒”道的沿途，居住着大大小小众多部落，他们彼此知晓，但鲜有往来。他们有自己的领主和活动区域，并为了部落的发展，时常设立关隘、阻断道路。他们“豪帅放纵，难得制驭”，史书上统称他们为“西南夷”。
西昌高枧汉城墙
在司马相如的建议下，汉武帝决定不惜人力物力，打通“蜀-身毒”，招抚“西南夷”。在朝臣看来，此举风险很大，山高水远、消耗过多，但在司马相如的策略里，此举不但可以恢复道路、扩大疆域，还有机会击溃匈奴，虽是一步险棋，却也值得一试。用司马相如的话说，世上一定先有“非常之人”，才会追求“非常之事”，最终成就“非常之功”。他愿协助汉武帝，完成这件“非常之事”。
公元前131年，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大西南。在他的躬亲游说、往来奔走下，活跃在西南山地的邛、笮、冉、駹（máng）和斯榆的首领如愿成为汉朝的臣子，主动拆除了旧关隘，汉朝的西南界由此扩大不少，西边到达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砻江），南边到达牂柯（今贵州）。
成功解除了沿途部落的阻挠后，恢复道路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曾经用于通商的“蜀-身毒”道只不过是勉强能在山间穿行的崎岖马道，在司马相如的主持下，汉王朝以此道为基础，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开通南丝路的西线——“零关道”。
当时的历史条件，包括西昌在内的整个西南，都还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部族形态，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工程，势必会有一番曲折。在崇山峻岭间穿行，石料全靠马驮人挑，一寸一寸硬是在山间开辟出平整的道路。在波涛汹涌的安宁河上，架设桥梁亦是一场浩大工程，但这是通往邛都（今西昌）的必经之路。
二十年中，无数工匠、士卒的粮食供给，若从遥远的中原运输，途中势必耗费大半。汉武帝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方法，从中原和巴蜀选派大量劳工用于修桥筑路，并征调大批官吏、士卒维护沿途稳定，而移民中占比最大的当属屯垦民。在地广人稀的西南地区，这些屯垦民沿着南丝路屯居下来，他们保证了稳定的食物供应，也将大汉的经济与文化带入了这里。最终，“零关道”得以开通，它从成都经雅安、汉源，由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和会理，纵贯凉山而过，同样在云南大理与“五尺道”一起，并入了出境的路程。
为了方便管辖，汉武帝重新启用秦朝的郡县制，在连接巴蜀与滇越的广袤地域里设置了越嶲郡，下辖十五个县：邛都（今西昌）、遂久（今云南华坪、四川攀枝花盐边至云南永仁北部）、零关道（今雅安荥经、汉源）、台登（今冕宁泸沽）、定笮（今盐源）、大笮（今四川攀枝花盐边、米易一带）、笮秦（今冕宁一带）、会无（今会理）、姑复（今云南丽江、宁蒗、永胜一带）、三绛（今会理南部至云南元谋北部）、卑水（今昭觉东部、美姑一带）、苏示（今西昌礼州）、青蛉（今云南永仁、大姚一带）、阑（今越西）、灊街（今雷波至马边一带），境域与今天的凉山州大致相同。
由于开发西南夷的主要目的是打通南丝路，所以这些郡县大部分都有策略地设置在南丝路的干线上，且主要具备三个特征：其一，汉王朝将郡县设置在部落或民族聚居的地方，如邛都县（今西昌）、会无县（今会理）；其二，资源出产地也是很好的选择，如邛都产铜，会无出碧，定笮（今盐源）出盐、台登（今冕宁泸沽）有铁；再者，为了军事目的选择交通枢纽、关隘之地。
而越巂郡的郡治设在了邛都县，不仅因为西昌处于地理上的中间位置，且符合以上各大条件，更因为活动在这里的邛人部落，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建立起了一片富饶的家园。
纵观历史，并非所有的郡县都能发展为城市，必须具备建制稳定、交通便利、人口聚居等诸多因素。西昌一带适宜农耕、物产丰富，地处于“南丝路”中段，且距离蜀郡成都不远，如若发生战事能很快获得支持，因此成为了汉王朝重点经营的对象。在具备了城市的形式后，西昌很快也具备了城市的功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们在西昌市高枧乡的一片农田里发现了带有护城河，并具备完善防御功能的汉代城墙。这种城市形成之后，汉代移民为了寻求政权和军队的保护，大量居住在城墙内外，高枧古城附近陆续找到的多处汉代生活遗迹，证明着这里曾经的繁荣和兴盛。
两千多年前，随着南丝路的开通、郡县制的推行，西昌由此诞生，它以“邛都县”的身份，第一次真正进入了王朝的版图。
铸钱南山侧，币通牦牛道
天地形胜，城以盛民，而文明兴焉。
在汉文化进入以前，西昌的早期文化基本是沿着自身轨迹在发展，随着汉代对西昌的管理，以及南丝路的成功开通，西昌的文化进程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汉代以前，这里居住着一支叫做“邛人”的部落，在“西南夷”中实力强大。他们原本是生活在西北的羌人，因不堪大秦蚕食，部分羌人部落在首领“卬”（yǎng）的带领下，扶老携幼向南迁徙。
东汉·铜五铢钱铸件。
在经年累月的跋涉中，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并在前路未知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着各自满意的定居地逐渐分散，彼此之间再无往来。其中一支羌人经“笮都”（今汉源），翻越牦牛山，到达“邛都”，就此安居乐业，成为后来的“邛人”。
五百年的时间里，“邛人”发展成为安宁河流域的主人，他们借助天时地利，以农耕渔猎为主，积累了丰富的生产资料，《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他们“耕田，有邑聚”，遍布在安宁河流域，尤其西昌周围的大石墓就是“邛人”的安息场所。这种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的多人合葬墓，需要消耗大量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资料，只有当经济发展能满足日常所需，并有大量剩余物资时才有可能进行。所以，无论从大石墓的数量、分布情况还是规模形制看，“邛人”都是一支强大的稻作民族，西昌一带也都保持着发达的农业经济。
历史的车轮从不曾为谁停歇。进入汉代，为修筑南丝路，管理西南地区，汉朝廷组织了大批移民进入今天的凉山境域，且这种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不是一次完成的。从西汉到东汉的四百余年间，一直有汉民源源不断地输入，并逐渐取代“邛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之一。他们带来了中原和巴蜀的文化，也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越嶲郡（今凉山）的人口有40.8万，平均每户人口6.7人，明显高于汉族集中分布区家庭人口的结构。而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时，越嶲郡的人口已经增至62.3万人，平均每户人口数却降至4.8人，与当时巴蜀地区汉族家庭的情况基本相同。由此推知，汉族已经成为了越嶲郡的主要居民。
结合今天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时大石墓的数量开始减少，却仍有发现，但到东汉时，这里的原住民“邛人”就已经在史册中失去了踪迹，大石墓也不再新增，并逐渐被汉墓所取代。千千万万的汉墓成规律地分布在南丝路沿线，它们勾勒出了南丝路的大致走向。其中，凉山境内发现的汉墓基本集中在安宁河谷，并在西昌周围密集分布，这印证着整个凉山境内，以西昌为中心的人口聚居情况。
与人口大量增长相呼应的，是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西昌发现的多处汉代遗址和一处官营铸币遗址，就是对汉代西昌经济状况的最好说明。1987年，凉山州博物馆和西昌市文管所在西昌黄联关镇东坪村，发现了一处大型的汉代冶铜铸币遗址——“东坪遗址”。该遗址位于安宁河中游，东为螺髻山摆摆顶，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宏大的铸币场所，除发现用于冶铸的土石炉11座，作坊遗址3处外，更发现了以10万吨计的炼渣和若干冶炼工具。
此后的十余年里，考古工作者们多次前往东坪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遗址的整体面貌慢慢展现，并向后人还原了当时热烈的铸币场景：往来运送铜锭的推车发出清脆的叮当声，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映红铸币人汗流浃背的身躯。随着风箱的抽拉，红亮的铜液缓缓注入钱范。淬火池边，“嗤嗤”冒气的白烟裹着热浪升腾起来，不远处还堆放着冷却后等待打磨的钱坯……
东汉·五铢钱范。
由于两汉严禁民间铸币，私铸者一律处以死罪，所以考古工作者们推测这应是一处官营工坊。在该遗址出土的“货泉”钱范和五铢钱范证实了这一推测，它们均为汉朝廷统一颁发的官方模板，并进一步将“东坪遗址”的年代锁定在了新莽时期至东汉早中期。
目前所知，除了在汉京畿之地（今西安附近）发现过中央铸钱工场外；国内仅在辽宁宁城，河南南阳、邓县发现过规模巨大的郡国铸钱工场；在河南商水、平舆，甘肃崇信等地发现过“货泉”钱范。东汉建武十六年后，五铢钱成为了汉代的流通货币，它完成了两汉恢复经济、货币统一的重要使命。在西昌汉墓中多次发现的五铢铜钱，以及两株折射出汉代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摇钱树，证明汉代的经济和文化已在这一区域根深蒂固。
此外，东坪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铜锭，这与《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邛都南山出铜”相吻合。南山在邛都以南，即是今天的螺髻山。东坪遗址出土的大量铸钱工具，和刻有每锭重量、铸有郡名（“越”字）的铜锭，再次说明这确是一处官方工坊无疑。
邛都制造的双鱼纹铜洗。
史料记载越巂郡资源富集，仅产铜就不止邛都一处，会川、会无均出铜。但选择西昌设立官营冶铜铸币工场，说明这里的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频繁的商贸活动，并亟需解决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
南丝路的成功开通，给西昌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跟随汉移民传入的先进生产工具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带动了本地的商品经济。东汉时，西昌生产的“邛都铜洗”远销外地，凉山的牦牛、僰童等珍品，以及脚力优良的笮马不但深受客商欢迎，更成为了进献中央朝廷的贡品。在西昌的市集上，来自巴蜀的铁器、丝绸和布匹等商品也不再陌生，对于这种盛况，《史记》中简单地描述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在对西南地区的经略中，两汉都选择了西昌作为了深入西南的基地。东汉时，南丝路的西线“零关道”更名为“牦牛道”，仍是连接巴蜀与云南最主要的官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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