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就是上帝——评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

1、《悲惨世界》最让人难忘的是冉阿让的心灵激战

若干年前读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读得心动神摇,情感之海波翻浪涌,不能平静。米里哀主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境界,让我敬佩之至;芳汀、珂赛特母女的悲惨命运,让我无限同情;德纳第夫妇的卑鄙无耻,让我咬牙切齿;然而,让我心灵受到更大震颤、至今不读原著仍能清晰回忆起来的,是主人公冉阿让仁爱慈善的一生,尤其是他舍己为人昭雪冤狱时那场暴风雨般的心灵激战。

那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真实、最为激烈、最为复杂、最为深刻的心灵之战。在这里,我亲眼看到,冉阿让是怎样一步步“直赴天国所在的深渊”,又怎样从黑暗无边的深渊一步步走向无限光明的天国。

关于这场“心灵激战”的性质和意义,雨果自己当然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在“脑海中的风暴”这一小节的开头他写道:“我们已经向那颗良心的深处探望过,现在是再探望的时刻了。我们这样做,不能没有感动,也不能没有恐惧,因为这种探望比任何事情都更加惊心怵目。精神的眼睛,除了在人的心里,再没有旁的地方可以见到更多的异彩、更多的黑暗;再没有比那更可怕、更复杂、更神秘、更变化无穷的东西。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第273~274页)正因为雨果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神秘复杂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对冉阿让的

良心就是上帝——评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

这场心灵之战深感兴趣,投以极大的热情。可以说他是以一种庄严肃穆的心情来下笔的。他用了将近一卷(五万多字)的篇幅,写得极其温柔细腻而又惊心动魄。详细叙述这场激战是不可能的,而任何概括都不能尽传其微妙和精彩。为了让没读过原著的读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给了我们评述的方便,无奈之下,只能以拙笔简要叙述一下其全过程。

2、冉阿让心灵激战的全过程

这场心灵之战的背景是这样的:冉阿让,一个纯朴善良、老实本分的农业工人,为了七个嗷嗷待哺的外甥,万般无奈之中打破橱窗偷了一块面包,结果被当场抓住并被判五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罪上加罪,苦役加至十九年。出狱后他想回到社会重新做人,然而苦役犯的身份让所有人都拒绝他,卑视他,他心中充满了仇恨,发誓要报复这个不公正的社会。后来,米里哀主教满怀爱心接待了他,然而他却以怨报德,当夜又偷了主教家的银器。被抓住后主教不但不责备他,反而又把别的东西也送给他。主教口口声声称他为兄弟,说“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 帝”。( 第131页)

主教的宽恕,彻底感化了他,他决心洗心革面,做一个像主教那样的人。此后他来到海滨小城蒙特猗,改名为马德兰,依靠自己的发明办起了工厂,从事贸易,几年间成为百万富翁。他乐善好施,广泛救助穷人,赢得全城人的拥戴,被选为市长。这时的冉阿让,是个社会上成功内心里幸福的人。他“卜居在蒙特猗,一面追念那些伤怀的往事,一面庆幸自己难得的余生,可以弥补前半生的缺憾;他生活安逸,有保障,有希望,他只有两种心愿:埋名,立德;远避人世,皈依上帝。”(第273页)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忽然有一天,他从警察沙威口中得知一件令他震惊的事:一个叫商马第的老头因偷苹果被逮捕入狱,在监狱里被同室囚犯指认为旧犯冉阿让。偷几颗苹果在小孩子是顽皮行为,对于成人是一种小过失,对于苦役犯却是一种犯罪,为此可能要判终身监禁。冉阿让心里明白,这是一桩冤案。他感到晴空中忽然来了满天乌云,雷电即将交作,大祸即将临头。怎么办?他的反应是—— “他最初的意念便是去,跑去,自首,把那商马第从牢狱里救出来,而自受监禁;那样想是和椎心刺骨一样苦楚创痛的;随后,那种念头过去了,他对自己说:‘想想吧!想想吧!’他控制了最初的那种慷慨心情,在英雄主义面前退缩了。”(第274页)

想去自首又退缩了,这只是最初的一闪念的心理活动,对这一心理活动,叙述人(隐含作者)的分析是:“他久已奉持那主教的圣言,经过了多年的忏悔和忍辱,修身自赎,也有了值得乐观的开端;到现在,他在面临那么咄咄逼人的逆境的时候,如果仍旧能够立即下定决心,直赴天国所在的深渊,毫无反顾,那又是多么豪放的一件事;那样做,固然好放,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最初支配着他的是自卫的本能作用”。( 第274~275页)

总之,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他还来不及深思熟虑,在深入思考之前他尚不能做出任何影响命运的重大决定。惶惑之中他暂取了一个所谓“自全方法”—— 最好是亲自去看看审判的经过,到时候看情况再做决定。于是他订下了第二天准备去阿拉斯的车子。

夜里,黑暗无边,他闩上门独自一人开始了心灵的交战。

开始,他想骗自己。他自知自己有罪(偷主教东西、抢夺扫烟囱的孩子),他承认监牢里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位子,这是无可避免势所必至的事。但在这时候他有了一个替身,那个叫商马第的人活该倒霉,从此他就可以利用商马第的身子去坐牢,而冒马德兰的名生存于社会,从而也彻底摆脱了沙威这条恶狗的怀疑和窥伺了。

这样安排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一切的发生与自己无关,“假使有人遭殃,那完全不是我的过错。主持一切的是上天。显然是天意如此!我有什么权利扰乱上天的安排?我现在还要求什么?我还要管什么闲事?那和我并不相干。多年来我要达到的目的,我在黑夜里的梦想,我向天祷祝的愿望,安全,我已经得到了。要这样办的是上帝。我绝不应当反抗上帝的意旨。……决定了,听其自然!接受慈悲上帝的安排!”(第278~279页)

但是,这样决定之后心里“反而感到不安”。他仿佛觉得有人在看他。有人,谁呢?“他想要摒诸门外的东西终于进来了,他要使它看不见,它却望着他。这就是他的良心。”“他的良心,就是上帝”。( 第276页)

上帝或者说是良心,其实是他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迫使他“说他所不情愿说,听他不情愿听的话”;迫使他“屈服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下面”。( 第279页)

在上帝的逼视,其实是良心的自审下,冉阿让意识到自己的“既定办法”是荒谬的:“‘听其自然,接受慈悲上帝的安排’,纯粹是丑恶可耻的。让那天定的和人为的乖误进行到底,而不加以阻止,噤口不言,毫无表示,那样正是积极参加了一切乖误的活动,那是最卑鄙、丧失人格的伪善行为!是卑污、怯懦、阴险、无耻、丑恶的罪行!”(第280页)

冉阿让严厉地自我审判,把它上升到人生目的和意义高度来看。他承认自己生在人间,确有一种目的。那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隐藏自己的名字为了一己之安危吗?当然不是。他认为真正的远大的人生目的应该是,“救他的灵魂,而不是救他的躯体。重做诚实仁善的人。做一个有天良的人!难道那不是他一生的抱负中和主教对他的期望中唯一的重要事情吗?”(第280页)他感到自己试图通过隐姓埋名斩断过去的历史是在做一件丑事,是最丑恶的贼!他偷盗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性命、安宁和他在阳光下的地位!他正在做杀人的勾当!他杀人,从精神方面杀害一个可怜的人。这样的人、人生无疑是罪恶的人生,卑鄙可耻的人生。相反,如果前去自首救出了那个蒙冤之人,恢复自己的真面目,尽自己的责任,重做苦役犯冉阿让,那才真正是洗心革面。外表是重入地狱,实际上却是走出地狱!或者说是身入了地狱而心却出了地狱。看来他必须决心断送世俗的幸福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 这是极为惨重的牺牲!叙述人感叹道:“多么悲惨的命运!这是最伟大的牺牲,最惨痛的胜利,最后的难关;但是非这样不可。悲惨的身世!他只有走进世人眼中的羞辱,才能够达到上帝眼中的圣洁!”(第281页)

经过一番灵魂的自审,上帝之光照亮了他的心魂,他终于下决心前去自首,尽自己的天职救出那个人。这时候,“他异常恐惧,但是他觉得善的思想胜利了。”“他觉得他接近了自己良心和命运的另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主教标志他新生命的第一阶段,商马第标志它的第二阶段。严重的危机以后,又继以严重的考验。”(第282页)这考验是人生的又一次抉择:或者外君子而内小人,或者圣洁其中而羞辱其外。他经受住了这一考验,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后者。

从善的决心是下了,但并不意味着已经铁定,义无反顾了。因为事关太重大,所以下决心后仍然免不了犹豫。海水流走可以流回,上帝摇荡人的心灵正如海水。

冉阿让决定自首后想到那个可怜的妇人芳汀怎么办,由芳汀又想到他所眷顾的全城人怎么办。想到这里他感到好像有一道意外的光照亮了他的心:“哎哟,可了不得!直到现在,我还只是在替自己着想!我还只注意到我自己的利害问题。我可以一声不响也可以公然自首、隐藏我的名字或是挽救我的灵魂,做一个人格扫地而受人恭维的官吏,或是一个不名誉而可敬的囚徒,那是我的事,始终是我的事,仅仅是我的事!但是我的上帝,那完全是自私自利主义!那是自私自利主义的不同形式,但是总还是自私自利主义!假使我稍稍替旁人着想呢?最高的圣德便是为旁人着想。”(第284页)而为旁人着想的结果是,有我在就有全城人的幸福,我走了全城人就可能陷于灾难之中。我不去自首,害的仅仅是一个人,而惠及的是千万人;我自首了,救出了一个人而害了千万人;另外,我去不去自首,仅仅是个人的良心问题,而牵涉到的却是千万人的现实生存。为了救一个犯罪的人竟不惜牺牲全体无罪的人,这样的事太残忍、太不该了!“假设在这里面,对于我来说,有种坏行动,我将来会有一天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的,可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接受那种只牵涉到我个人的谴责,不顾我灵魂的堕落,仍旧完成那种坏行动,那样才真是忠于谋人,那样才真是美德。”(第286页)两害相衡取其轻,结论是明显的—— 不去自首。

冉阿让对自己所想感到满意,认为终于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办法:“我已经下了决心。由它去!不必再犹豫,不必再退缩。这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不是为我。”(第286页)

找到了不去自首的强大精神支柱,他心里高兴极了!他决心以马德兰的名义生活下去,他开始销毁能证明他是冉阿让的所有证据。

然而,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心中另一种声音又喊了起来:冉阿让,当你留在欢乐和光明中的时候,那边将有一个人穿上你的红褂子,顶替着你的名字,受尽羞辱,还得在牢狱里拖着你的铁链!你于心何忍!你这无赖!你这无耻的东西!在一片欢呼赞颂你的声音背后,一种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将在黑暗中诅骂你,只有这种诅骂你的声音能够直达上帝!

那声音起初很微弱,后来越来越宏亮,越来越惊人,直让他毛骨悚然,心惊胆颤。两种意见,两种声音,势均力敌,各不相让。两种意见对于他好像都是绝路,他彻底陷于精神的绝境了:“无论他怎样做,他终究回到他那缥缈心情底里的那句痛心的、左右为难的话上:留在天堂做魔鬼,或是回到地狱做天使。”(第291页)

怎么办,伟大的上帝!怎么办?

他 费了无穷气力才消释了的那种烦恼又重新涌上他的心头了。他的思想又开始紊乱起来。他的思想转了几个圈又回到了游移不定的状态。他并不比开始的时候有什么进展。

对于冉阿让的绝境,叙述人(代表作者)给予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并且也给予了最高的敬仰。叙述人拿冉阿让与耶稣基督相比—— “这个不幸的人老是在苦恼下面挣扎。距这苦命人一千八百年前,那个会集人类一切圣德和一切痛苦于一身的神人,正当橄榄树在来自太空的疾风中颤动的时候,也曾经把那一杯在星光下面显得阴森惨暗的苦酒,推到一边,久久低回不决呢。”(第291页)

精神陷于绝境,可是现实中的他却不能无所行动啊!他的心灵搏斗了一夜,终于还是不知怎么办。天亮时,他头一天订的去阿拉斯的小车来催他,迷茫中的他身不由己地上路了。这时的他,“完全没有打定主意,完全没有下决心,完全没有固定,一点没有准备。他内心的一切活动全不是确定的。他完完全全是起初的那个样子。”(第297页)

他为什么去阿拉斯?他想去看看情况。但“实际上,说句真话,他还是最欢喜能够不去阿拉斯。”可是他去了。“车子愈前进,他的心却愈后退。”(第297页)一路上,他遇上了种种障碍,如车子坏了,马累了走不动了,天马路远走不到了等。每次遇到困难无法走的时候,他内心都感到一阵极大的快乐,他想这不是我不去,而是现实困难实在去不了。—— “假使他不再走远一点,那已经不关他的事。那已经不是他的过失,不是他的良心问题,而是天意。”(第303页)但每遇困难他又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去解决,唯恐稍有一点不尽心而良心受谴责。当困难得到克服又能顺利前进时,又立刻汗流浃背,极度懊丧。就这样,一路上他一方面希望往后退,一方面又逼着自己往前走,终于在艰苦跋涉十四小时之后于晚上八点钟到达阿拉斯。

在阿拉斯,他本来已经非常疲累,但良心却又逼着他自己立刻去找法院;他希望商马第的案子已经审结,但因种种原因偏偏让他正赶上审理此案;法院里坐满了人已经无法进去,他本可以心安理得地走掉,但他却又利用自己市长的身份想尽办法进到法庭里;在法庭里,没有人认识他,他完全可以装糊涂,但正是他主动走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冉阿让;人们不相信高尚的马德兰市长以前竟是一个苦役犯,就连以前同狱囚犯也认不出他了,又是他自己通过往事的回忆,以铁的事实证明自己就是真正的冉阿让。就这样,从上路的那一刻起他每走一步都有后退的愿望和机会,但又正是他堵死了自己的退路直至把自己逼上绝境,逼进监牢。

3、冉阿让心灵朝圣对现代人的启示

冉阿让把自己的肉身逼进了人间的地狱,然而他的灵魂却升上了神界的天堂。这是一段完整的心灵朝圣之旅,其中闪射出的精神之光,将为一切在黑暗深渊中挣扎的人引路,将使一切渴望踏上但尚未踏上心灵朝圣之旅的人从中获得宝贵的启示。

首先,心灵朝圣的前提是心中有“圣”,这个“圣”即上帝,或曰神。上帝或神,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往往被理解为高居天堂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掌管人间吉凶祸福的人格神,所以人要想获得幸福,必须讨好他,巴结他,给他烧香磕头,向他祈祷甚至行贿。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雨果写得明白—— 他的良心,就是上帝。(第276页)因此,上帝就是每个人心中神性的自我,或曰自我中的神性。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6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康德所说的“内心的道德法则”即心中的上帝。这种意义上的神和上帝,从性质上看,其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因为它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不是一种实体,所以你信它,它就有;你不信它,它就没有,它存在于人的信仰中。人心中有这个信仰和没有这个信仰是大不一样的。有,就意味着人的生存有了理由,有了根据,有了目标和方向,它让人“心有所系”,这就是所谓人生的意义,所谓灵魂的寄托。冉阿让在这场心灵激战中,一路犹豫又一路坚定,一路迷茫又一路清醒,就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神”。“神”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呼唤他,指引他,在冥冥之中为他导航。在他心里,“神”是无形的,但威慑力却是强大的。只要有“神”在场,无论你有多少犹豫和不情愿,最后都要听从它的指令。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向着这个目标的追求,即有向往的意识,向往的渴望,向往的行为。当然,由于这一目标的高远,你一时可能达不到,或永远达不到,这不要紧,目标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目”中之“标”,在于它可以引领出一个追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即在于引你去追求。中国古人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是这个意思。

前面我们说,对于“神圣”,你信则有,不信则没有,它存在于人的信仰中。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说,对于“神圣”,你追求则有,你放弃追求则没有,它存在于人的不懈追求中。追求?那么追求到什么地方才算?我们说神圣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它没有可以量化的距离,它就存在于人的行为中、过程中。你真心诚意地追求着,神圣就与你同在,你一旦放弃追求,它就弃你而去。

“神圣”作为精神目标是高远的(不高远不足以为神圣),它与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有着绝对的距离,因此追求的过程绝对是漫长的、艰苦的。人追求的出发点是脚下的现实,而脚下的现实可能是一个无底的深渊。这里蕴藏着虚伪、自私、卑鄙、怯懦、丑恶等各路魔鬼,它们根深蒂固,来自原“恶”。在你朝圣的路上,它们时时刻刻都可能出来干扰、破坏、阻挠,随时都可能把你拖回深渊。正如雨果在作品中所写的:“人心是妄念、贪欲和阴谋的污池,梦想的舞台,丑恶意念的渊薮,诡诈的都会,欲望的战场。你在某些时候,不妨对于一个运用心思的人,望穿他那阴沉的面容,深入到皮里,探索他的心情,穷究他的思绪。在那种外表的寂静下面,就有荷马诗中那种巨灵的搏斗,弥尔顿诗中那种龙蛇的混战,但丁诗中那种幻象的萦绕。人心是广漠辽廓的天地,人在面对良心、省察胸中抱负和日常行动的时候,往往黯然神伤!”(第273页)

正因为雨果对人心灵中深渊的复杂有清醒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笔下的这场心灵之战才有异乎寻常的真实性和震撼力。他笔下的冉阿让,绝对是一个一心向善的好人,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受到主教感化、决心像主教那样终生为善的人,在考验面前仍免不了进进退退,摇摇摆摆,反反复复,何况其他人呢!

朝圣路上的反复和摇摆,对于“人”来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与“神”之间本有着巨大的距离,从“人”走向“神”可能要作出巨大的牺牲,包括名誉、地位、金钱等现实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牺牲是痛苦的、困难的,但正因为痛苦、困难才显示出神圣的意义,否则,如果从“人”到“神”一步可以迈到,那还叫什么神圣!

精神朝圣是一种内在的心灵活动,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监督,没有人逼迫,完全是自愿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以在这场圣战中要想获得胜利,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和绝对高度的自律。冉阿让的胜利,靠的就是他每时每刻的绝对自律。他灵魂中有两个自我,神性的自我与世俗的自我时时刻刻都在冲突、对抗、搏斗,世俗的自我时时都在寻求逃避,但神性自我代表上帝的眼睛,它明察秋毫,使世俗自我无所遁逃。

冉阿让在朝圣路上,每一步他都想打退堂鼓,而且时时也都有退路,但每一步他都把自己的退路堵死,这才一步步走向了天国。这是一场听不见喊杀声的战斗,但却是激烈无比的厮杀,许多人忍受不了它的残酷,往往败下阵来。只有少数人经受住了它的考验,才获得了胜利。

冉阿让的朝圣历程还让我们看到,所谓“天国”所谓“神圣”,并不是一个孤立、纯粹的光明所在,而是就在它的对立面—— 心灵深渊之中,所以人们挣脱深渊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天国的过程。或者说要想进入天国,必须敢于“直赴天国所在的深渊”。天然的圣洁不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圣洁是临深渊而不陷,出污泥而不染。

就我个人阅读兴趣而言,我认为雨果对冉阿让这次(书中还有不少次)心灵朝圣过程的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恕我孤陋寡闻,我以为这大概是在此之前的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有灵魂深度的艺术描写。在这之前文学艺术中当然也有对于人的灵魂的深刻剖析(如莎士比亚、歌德等),但就其深度而言,似乎稍逊一筹。雨果对人的灵魂生活的关注,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心灵描写的圣手,无不从雨果著作中受益。

雨果以及后来的托尔斯泰等人对人的心灵生活的洞察,让我们看到了基督教在西方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看到了基督精神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内在影响。这一影响深刻而普遍,以至于成为西方文学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精神。正如论者所说,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重视对彼岸价值世界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希伯来—— 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导倾向。这种尊重理性、重视灵魂生活、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与古希腊—— 罗马文学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共同构成了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蒋承勇:《 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对立与统一》, 文艺研究,2003(4))

走出文本反思这场惊心动魄的灵魂之战,我们清醒地知道这是作家雨果为拯救世故人心而精心设计、导演的精神戏剧,这里体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当然,用“上帝”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救世良方,试图借此消除资本主义的社会罪恶,无疑是太可笑了。以现代人的政治常识,中学生就可以嘲笑它、否定它。然而,我以为它的价值不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而主要在于精神生活层面上。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的任何人,身在俗世,心灵总不免有沉沦或走进深渊(或干脆就在深渊中)的时候,沉沦或身处深渊的人免不了心灵的折磨和斗争,这时候想一想冉阿让,会让我们的灵魂世界投射出一片阳光,在心灵的天平上,自然会加重一些为善的砝码,因而有助于我们作出向善的人生选择。社会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为冉阿让,但应该呼吁人人都钦敬冉阿让。让人人都去模仿、效法冉阿让是不现实的,但鼓励人们学习、向往冉阿让却是应该的。有这样一个圣者与你一路同行,在你心灵陷入迷途之时,他可以随时校正你的人生方向。

时代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再来谈冉阿让式的心灵朝圣、灵魂救赎,还有意义吗?当然有。而且正因为“后现代”文化忽视灵魂、蔑视神圣、精神迷茫,才更需要讨论心灵朝圣和灵魂救赎。人,只要还是人,就绝对少不了精神的支撑,精神的超越;否则,如果仅仅只有物质和肉体,与一般动物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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