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愛
辛亥革命失敗，袁世凱稱帝，南北軍閥混戰，全國人民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1926年初，湖南人民率先打破這一沉悶的局面，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英討吳驅趙運動，這一運動也成為廣東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的前奏。
（一）
在此之前，湖南共產黨組織和國民黨組織均未公開活動，當時的國民黨省黨部的主要領導人多為共產黨人，謝覺哉同志也是省黨部執行委員，負責宣傳工作，他主編省黨部機關報《湖南》，為迎接廣東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大造輿論，在謝覺哉的主持下，《湖南》刊登了《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對時局的宣言》，公佈了反英討吳驅趙、擁護廣東革命政府北伐，議決速開國民會議，組織全國統一的國民政府等十三項主張；發表專題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向廣大群眾說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孫中山先生的一貫主張。
湖南軍閥趙恆惕，憑藉手中的一支湘軍，把持湘政6年，這支湘軍下轄四個師：一師師長賀耀組；二師師長劉金刑；三師師長葉開鑫；四師師長唐生智。勢力較強的葉開鑫與唐生智分任湘西與湘南善後督辦，唐生智因受革命形勢的影響，又迫於湖南人民反英討吳的強大壓力，加之湘軍內部之間矛盾，傾向革命，並有驅趙主湘之意。為爭取唐生智參加北伐，中共湖南省委決定，以國民黨省黨部的名義，派夏曦、郭亮、王基永、何叔衡等人，與唐生智一起組成湖南特別委員會，隨後唐率部進逼長沙。為了打擊趙恆惕的死黨，當時盤踞嶽州的葉開鑫的頑抗，黨組織決定派謝覺哉去做爭取駐湘中保持中立態度的賀耀組的工作，因賀耀組是寧鄉人，是他的同鄉、同學，同他往日還有一點個人友誼。
賀耀組早年畢業於湖南陸軍預備學校，又到湖北武備學堂深造後被選送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做為一箇舊軍人，他長期處在湖南軍閥的紛爭中，至歲苦悶，在全國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的衝擊下，已與趙恆惕同床異夢，有意脫離軍閥集團，賀耀組的這些打算，黨組織早已知悉，並與謝覺哉進行了反覆的研究，認為只有對賀曉以民族大義，讓他相信北伐必然實現，國民革命必能成功，才能從根本上來爭取他。四五月間的一天，他與賀耀組見面了，稍事寒暄之後，他便主動地問：
“趙恆惕假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已被趕走，師長是帶兵的，對今後局勢的發展有何意見？”
賀耀組回答說：“我想現在國民政府不會出兵北伐。”
謝覺哉解釋說：“要求北伐是全國上下一致呼聲，軍閥不除，國無寧日，可謂國人皆曰可殺。”
賀耀組說：“我反覆想過，即是北伐勝利的機會已經過去了。北伐應在馮玉祥的國民軍未放棄南口、直奉南北受敵時，才會有勝利的機會。”
謝覺哉反問：“你能肯定北伐真的沒有勝利的希望嗎？”
賀耀組毫無信心的估計：“是的，我估計廣東最多隻能出兵6萬，運輸又不便利，但吳佩孚卻有兵幾十萬，又握有鐵路、輪船。”
謝覺哉勸他：“師長未必忘了誰是正義之師？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國民革命軍有工農民眾的廣泛支持。”然後詳盡地從各方面對唐軍、葉軍進行對比分析，講述了國民革命的發展大勢和必然勝利的前途。經過幾小時的交談，賀耀組勉強接受了謝覺哉的勸告。表示在考慮權衡之後，再做抉擇。臨行時，他鄭重地對何耀組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望師長三思而後行！但願你不要錯過機會。否則，會要後悔的！”說完便走了［1］。當時何耀組確實是一個缺乏政治遠見的人，在此之前，唐生智勸他投身北伐，也未能實現“合作”。兩個月以後，北伐軍於1926年7月12日攻下長沙，接著又北進岳陽，吳佩孚被趕出湖南。8月，賀耀組率部投靠了國民革命軍，改編為北伐軍第九軍二師，他擔任師長。雖然當時謝覺哉未能立即動員賀加入北伐行列，但事實對他教育很大，後來何耀組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曾對夫人倪斐君說：“我參加北伐晚了兩個月，可惜未聽謝覺哉的話。”這是他對謝覺哉真誠的感激之言，也是嚴厲的自責之言。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中國，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當時蔣介石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直到1936年12月12日，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為首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在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強大壓力下，蔣介石被迫暫時放棄反共立場,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二）
1937年5月賀耀組出任西安行營駐蘭副主任兼甘肅省黨部主任委員，甘肅省代理主席之初，周恩來、葉劍英兩同志寫信介紹張文斌，彭嘉倫等七位同志到蘭州籌建紅軍辦事處。國民黨政府迫於團結抗日的形式，同意共產黨在蘭州南灘街五十四號（現互助巷2號）設立一個半公開的機構，進行對外聯絡和營救西路軍人員的工作。“七·七”事變後，中共中央於7月8日發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7月17日黨中央、毛主席委派謝覺哉同志擔任中共中央、毛澤東駐蘭州代表，負責在蘭州設立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蘭州辦事處的工作。蘭州八辦的任務是：通過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推動西北地區國共合作工作的進展，實現中國的全面抗戰。
蘭州是我國的國際交通要道，蘇聯人民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日物資，都是經過這裡運到內地去的。這裡既是蘇聯支援我國的空軍基地，也是蘇聯的外交代表處和軍事代表處所在地，當時甘肅省主席是賀耀祖，他原來是湖南的軍閥，大革命時我黨曾派謝覺哉同志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去做賀的工作，爭取他參加了國民革命。謝利用自己與賀是同鄉、同學、朋友的關係，曾對賀做了大量工作。使賀逐步解除了對我黨我軍的疑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主政策，為西北抗日民眾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謝覺哉一行，於7月29日到達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當時，中共中央在同年7月15日交給國民黨中央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尚未發表，他與賀耀組之間的會晤、信函往來雖然頻繁，但並未任何具體行動，只是在8月13日為謝覺哉一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晚會，蘭州各界要員鄧寶珊、馬愚忱、田崑山、戴愧生等都出席作陪。謝覺哉藉此機會，開誠佈公地闡明瞭我黨堅持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原則立場。這些主張立即受到與會者的贊成。賀耀組明確表示“對國共兩黨的合作的必要和我們的誠意表示無疑”［2］。但認為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的正式命令前，不能進行具體工作。賀耀組的這種模糊態度，使謝覺哉感到賀雖然“於國際情況知道一些，但於政治根本認識和我們尚有不少距離”。［3］為了幫助賀耀組解除疑慮，謝覺哉認為應幫助賀面對抗日救國的新形勢，學會辯證地去考察事物，去了解事物的真相，而不是片面地看問題，以致作出錯誤的判斷和結論。為此，他通過與賀耀組的頻繁會晤交談與書信來往，深入淺出地向賀耀組全面闡述了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在政治方面，主要說明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之際，我黨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取消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願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徹底實現而奮鬥。在軍隊方面，主要說明，願意取消紅軍及其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待命奔赴抗日前線。在政權區劃方面，主要說明我黨實行民權政治，主張全國政權的統一，將原有陝甘寧蘇維埃政府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還明確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是人民陣線，沒有什麼國際背景，如果說：“國民黨的政治背景，是實行總理遺囑，建設三民主義”的話，那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和背景，應該是“抗日救亡”。［4］
為了推動抗日救亡民眾運動，謝覺哉還針對賀耀組的種種疑慮，用大量的歷史事實向賀耀組闡明民眾運動的重要，他列舉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正是由於蓬勃興起的民眾運動，才取得北伐的成功，抗日戰爭爆發後，各地所湧現出的抗戰力量都是在民眾運動的推動下大振聲威的。因此，民運是革命運動的重要條件之一，“抗戰須彙集民眾力量，而民眾發動之樞機在於黨。”“國民黨為全國得政之唯一大黨，救亡運動……充實工作非常必需［5］”同時他還為賀耀組具體提出瞭如下具體建議：調整和改革甘肅教育，使學校和社會抗日救亡打成一片；出版教育刊物，作國難教育的理論指導，訓練先進人才，派往各地實際指導；民眾廳應學習全國各地的經驗，特別是延安抗大的經驗。設立大規模的軍事政治講習學校，招收優秀青年，培養抗日救亡人才。並將這些建議撰寫成《抗日救亡中民眾運動之組織與訓練》一文，發表在1937年9月1日的《民國日報》上。
9月22日，《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在國民黨中央社正式發表，賀耀組在全國國共合作抗日的形勢面前，在謝覺哉的幫助下，終於消除顧慮，在國共合作，共同開展抗日救亡民眾運動上邁出了實際的步伐。10月3日他果斷的將國民黨CC派控制的《民國日報》和國民黨藍衣社控制的《西北日報》合併，任命思想進步的李劍華為總編輯。不久，他又要李劍華出任民政廳主任秘書並自任廳長，任命與中共較為接近的王宗孟為總編輯，以加強抗日救亡民眾運動的宣傳領導工作，他還積極協助謝覺哉在蘭州創辦刊物。同意八路軍在蘭州辦事處設立電臺，加強同八路軍總部及各方面的聯繫。
謝覺哉在幫助賀耀組開展抗日救亡民眾運動的同時，還及時對賀的錯誤言行進行了批評和鬥爭。有時為國共合作問題爭論不休，賀往往以理屈詞窮，總是說不能“過激”。各講各的道理，有時爭論的聲震屋瓦，如有次賀耀組說什麼“共產黨達到抗戰救亡的手段方法與本黨不同”。而“本黨不為彼等愚弄”時，他向賀專門寫了一封信，對賀的錯誤言論進行了批駁和澄清。同時，謝覺哉也體諒賀的處境，除耐心做賀的思想工作，還精心幫助賀處理應付一些複雜局面，代擬一些重要文稿。正是由於謝覺哉在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對賀耀組採取既團結又敢於批評的工作方法，使賀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有了明顯的變化。
1937年11月4日，賀耀組在一次區長、巡長會上發表訓詞，就強調指出：共產黨“在全國一致抗敵目標之下”，“誠意合作，參加抗敵，這是很好的現象”，“共產黨有很好的辦法，我們樂於接受”，“共產黨員的努力實在超過本黨黨員之上”；“共產黨對民眾運動的組織和訓練，對軍隊的政治工作與游擊戰，運動戰毫無意義有他的特長［6］”。為了學習這些特長，賀耀組還在省政府下辦了一個軍官教導團，特別邀請一位共產黨員出任軍官教導團的政治教官。並批准蘭州的《民國日報》《西北日報》刊登八路軍的前線消息，重新刊載過去禁止刊載的彭德懷的《抗日戰爭的先決問題》一文，同意公開發行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當時，謝覺哉經常來國民黨省黨部聯繫工作，每次都要受到門衛的盤查。為此賀親自把一枚國民黨省黨部的徽章給謝覺哉送來，讓謝老佩在胸前，免得以後再受門衛盤查。
由於賀耀組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主張，蘭州的抗日形勢開始出現好的勢頭，首先是一些國民黨上層人士已開始改變對我黨的態度。比如駐蘭州的新編第一軍軍長鄧寶珊，不但對民主、民運的態度明朗，而且把自己的二女兒鄧友梅送往延安學習，鄧部團長杜漢三思想進步，與辦事處關係密切，曾邀彭加倫給該團官兵講話；民政廳長施奎齡，教育廳長羅貢華，省政府秘書長丁宜中、國民黨駐甘肅外交特派員李鐵錚，省參議楊幹丞，國民黨省黨部孫靜功等都贊成我黨提出的抗日主張，在辦事處和甘肅工委的領導下，各種抗日救亡組織，文藝宣傳團體和書刊報社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人民的抗日愛國熱忱匯成一股巨流，發展成為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婦女慰勞會”“西北青年救亡讀書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甘肅青年抗戰團”“省外留學生抗戰團”“伊斯蘭學會”“回民教育促進會”等抗日救亡組織；“聯合劇團”“王氏兄妹劇團”“西北抗戰劇團”“血花劇團”等文藝宣傳團體和“西北青年”“戰號”“婦女旬刊”“回聲”“老百姓”“熱血”“甘院學生”“抗敵”“民眾通訊”“現代評壇”和南京遷蘭的“苦幹”等刊物，以及銷售進步書刊的“蘭州書報社”“生活書店”“同仁合作社”等發行單位相繼建立或出版，“新安旅行團”“平津學生演劇隊”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矛盾、張仲實、顧頡剛、肖軍、塞克、吳渤等也紛紛來蘭演出或出版刊物，激發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
謝覺哉與賀耀組親密合作的關係，還反映在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與賀耀組的夫人倪斐君之間的友誼上，倪斐君思想的進步，又主要是受到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的幫助、教育，王定國是1937年9月與謝覺哉結婚的。因工作需要留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在謝覺哉的指導下，她經常拜訪倪斐君，請她幫助賀耀組去開放民運改造輿論，團結抗日方面儘量多做些實際工作，倪斐君也是一個進步女性，她也經常到辦事處與王定國晤談，表示要積極同共產黨一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她還親自發起組織“甘肅抗日婦女後援會”，主持“婦女旬刊”的出版，邀請謝覺哉為該刊寫了《祝賀的誕生》的文章，為推動甘肅抗日救亡婦女運動作出了貢獻。
賀耀組還介紹謝覺哉與青海代表馬紹武會見，談妥青海釋俘問題並幫助收容流散在青海各縣的紅軍；賀親自出面與駐武威的原騎五軍軍長馬步青交涉，救出了關押在張掖監獄的劉瑞龍、魏傳統等我黨高級幹部；下令蘭州公安局釋放被俘關押的政治犯十餘人；電請蔣介石傳令放行扣留在西安的紅軍，發還被扣《解放》雜誌，對八路軍辦事處的物資補給；賀也曾指定專人幫助解決，活動經費亦常借予或給予。
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當局曾請求蘇聯派陸軍來華參加抗戰。賀認為蘇聯不會派陸軍參戰，主張蘇聯派空軍支援中國抗日。同年9月新任命的駐蘇聯大使楊傑經蘭州去莫斯科上任，賀與楊通宵達旦討論蘇聯援華抗日問題，楊傑接受了賀遊說蘇聯組織義勇空軍，支援軍用物資的建議，楊傑到任不久從莫斯科打來電報，說斯大林同意組織自願空軍來華幫助抗戰，要求賀趕快為迎接蘇聯紅軍和軍用物資到來做好準備。賀耀組當即動員大批人力、物力和財力，日夜趕修了蘭州、武威、張掖、酒泉的四個飛機場，先後接待了從蘇聯飛來的300多架飛機，修通了蘭州至猩猩峽的一段甘新公路，沿途設置了招待站，接待了從蘇聯運來的300多輛汽車和大批軍用物資和飛機零部件。
1937年12月5日，賀耀組奉調回南京，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來蘭州兼任甘肅省主席，賀耀組臨行前夕，謝覺哉前去看望，問他知道不知道調離的原因，賀耀組回答皆因抗戰救國，他表示此次雖然免職，但終無可悔，謝覺哉勸他到南京後仍然要注意團結抗日的大事，並提出幾點具體要求：要改變抗戰戰術為游擊戰，避免無謂的犧牲，在西北訓練機械化部隊，建築甘新輕便鐵路；轉變懼怕民眾的心理，對八路軍的餉械多予補充，賀耀組表示盡力為之。謝覺哉繼續談到：我們是同鄉、同事、不同黨，但曾兩次合作今同抗戰，輾轉反覆，我們後會有期。謝覺哉還毫不客氣地向賀耀組指出：政治上的懦弱是致命的弱點，千萬不要因此而誤國誤己，要吸取歷史上的教訓，凡是想八面玲瓏，多方討好，其結果一面也不玲瓏，一面也不討好，在民族危急的今天，要得到人民的讚許，一定要做出成績，而做出點成績，就不免招惹某些人的不滿，在這一點上不能放開膽量去做，那從國事上來說，是坐待大禍來臨；從個人講，重蹈過去的覆轍。賀耀組聽了之後，深為謝覺哉對朋友的至誠心意和道德情操所感動。
全國解放前夕，賀耀組被蔣介石逼得走投無路，他化裝成商人潛赴香港，利用自己在國民黨軍政界上層人士中的威望和影響，繼續開展反內戰，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蔣介石氣急敗壞要對賀耀組下毒手，在這一至關重要的時刻，他想到兩次幫助過他的謝覺哉同志。這年7月7日謝覺哉接到賀耀組從香港發來的電報，要求前往北京，他立即請示周恩來、陳雲，很快得到中央批准，並覆電請賀耀組來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8月13日，賀耀組在香港聯絡黃紹雄、龍雲、劉斐、胡庶華等原國民黨軍政要員44人發表反蔣起義聲明：宣佈脫離蔣介石集團，投入人民懷抱，解放後賀耀組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兼交通部長，被選為第一屆人大代表，第一屆政協委員，賀耀組的夫人倪斐君解放後一直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秘書長，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黨組織和謝覺哉的幫助下，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注：
［1］見1989年5月出版的《謝覺哉評傳》。
［2］1937年7月30日謝覺哉給中央的電報。
［3］1937年7月29日謝覺哉日記。
［4］見《謝覺哉評傳》。
［5］1937年8月24日謝覺哉日記。
［6］1937年8月20日謝覺哉日記。
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
閱讀更多 蘭州八辦紀念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