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明王朝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朝代。在其之前，中原腹地的統治權是在中國的少數民族之一——蒙古族的掌控之中；而在其後，則交到了另一個少數民族——滿族的手中。考察明朝後期在對待蒙古族問題上的政策變化與得失，有助於我們瞭解明朝政府為解除蒙古族對中原腹地的威脅而做出的種種努力，以及清王朝是如何取代明朝而入主中原，更有助於我們認識民族政策對於民族關係的重要性。
明朝政府對蒙古政策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既相互依存，又隨時對抗
北方的蒙古族始終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脅。《明史·兵志》記載：“終明之世，邊防甚重。邊境之禍，遂與明終始雲。”指的就是明朝政府長達200多年對北邊蒙古的防禦。明朝政府在此期間對蒙古政策的變化過程，幾乎是與整個明朝的歷史相伴。明朝自建國初始，統治者就把對蒙古的戰爭作為首要考慮的問題，通過兩代帝王（洪武皇帝朱元璋和永樂皇帝朱棣）的努力，明朝雖把蒙古勢力最終趕到了大漠邊上，鞏固了對中原的統治，但卻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蒙古對其北方邊境的威脅。繼朱元璋、朱棣之後，如何處理好明朝與蒙古的關係，始終是明朝統治者無法忽視的事關國家安危的大問題。
有明一代，蒙古與明朝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隨時對抗的交錯之勢。這一格局的形成，有著深層的歷史原因。明朝政府自始至終在處理蒙古問題上就沒有放下“天朝大國”的架子，所制定的政策基本都是建立在蒙古必須徹底臣服的基礎上，因而毫無平等可言，勢必造成雙方對抗不斷隨局勢的變化而加劇。明朝中期以後，蒙古的不同部屬先後對明朝的西北邊境發動了持續多年的入侵和襲擾，並在嘉靖年間達到了最高潮，邊境百姓居無寧日，流離失所，苦不堪言。到了隆慶年間，明朝政府迫於對己不利的嚴峻形勢，與漠南（今天的內蒙古地區）蒙古右翼達成了頗具歷史意義的“隆慶和議”。蒙古方面接受王封，對明朝俯首稱臣，雙方之間開始了正常的政治交往和經濟貿易，使得明朝的西北邊境得到了較長時間的安寧。與此同時，明朝政府在“隆慶和議”之後，根據漠南蒙古勢力左、右翼格局的形成，從戰略上考慮對蒙古左翼實行了“拒貢”政策（拒絕對方提出的互市貿易要求）。這一政策措施，使得蒙古左翼對明朝遼東（今東北遼寧一帶）邊境地區的入侵襲擾加劇，明朝政府不得不於萬曆年間開始逐步改變對蒙古左翼的“拒貢”政策，並以變通的方式（通過第三方）與之實現了互市貿易，同時對蒙古右翼的政策進行戰略性微調，以期進一步鞏固與蒙古右翼的貿易關係。
進入萬曆後期，建州女真（滿族的祖先）開始崛起，建立後金政權，使得明朝在遼東邊境地區的防守壓力進一步加大。明朝政府在維持對蒙古右翼既定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蒙古左翼的拉攏利誘上，其目的是通過加大對蒙古左翼發放撫賞銀兩的力度，藉助其勢力來共同對抗後金。特別是到了天啟、崇禎在位期間，可以說是傾全國之力來鎮守遼東，並不惜放下天朝大國的架子主動與蒙古左翼方面的代言人——察哈爾部林丹汗達成“以賞助兵”的協議來聯合抵抗後金持續不斷髮動的進攻。但由於皇帝昏庸、政局混亂、戰事頻起、天災人禍等諸多原因，明朝政府的財力幾近枯竭，難以支撐起遼東局勢突變所帶來的各種經費開支，因而朝廷上下對此變故爭論不休，難以作出果斷的決策。再加上天啟和崇禎兩位皇帝在實施對蒙古政策過程中不斷表現出來的模糊性、搖擺性和不堅定性，使得明朝政府既定的政策屢屢受到蒙古方面的牽制，始終沒有能夠完全定性，更沒有達到明朝政府所期望的目標，進而逐步喪失了抵禦後金進攻的主動權。
而後金的統治者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此時則進一步加大了對蒙古部落爭取和綏服的力度，他們堅持“恩威並施、利益誘惑、情感籠絡（雙方聯姻）”的政策，使得蒙古諸部逐漸歸附，轉而聯合一道攻打明朝。天啟年間，陝西境內的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很快橫掃大半個中國，大大牽制了明朝的力量。起義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攻佔了北京。山海關守臣吳三桂向清軍投降，引領清兵進駐北京城，明朝在中原腹地的統治權最終交到了清朝統治集團手中。
明朝與後金爭取蒙古政策的比較：後金遠比明朝高明
關於明朝後期對蒙古政策的得失，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其一，從明朝政府對蒙古右翼的政策來看，一度有過從互市貿易到中斷貿易，再到恢復貿易這樣的戰略性調整，但不管怎樣，還是自始至終保持了前後政策的連貫性和一致性，使得明朝的西北邊境在以後的幾十年裡基本得以安寧，雖然這並沒有從根本上促使蒙古右翼諸部誠心歸服。其二，從明朝政府對蒙古左翼的政策來看，明朝對蒙古左翼的寬容程度遠不及蒙古右翼，雙方的貿易往來也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這或許是明朝政府視蒙古左翼為正統（元室皇族後裔），擔心某一天他們會再打回來取而代之，加之蒙古左翼曾一度遷徙到離明邊境較遠的地方，使明誤以為其對自己的威脅已經減小。明後期，明朝迫於形勢的變化改變策略，達成雙方之間的協議，但還在撫賞銀兩的多寡上爭來爭去，更沒有達到雙方進行真誠合作的目的。
如此說來，明朝對蒙古政策的失敗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能夠順勢入主中原自然成為歷史的必然。實際上，對蒙古政策的失敗是明朝政府錯誤的民族觀所致。學者陳梧桐、彭勇在《明史十講》中指出：“明朝的統治者雖然一再聲明‘華夷一家’，對各個民族要‘一視同仁’，同時又繼承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思想，認為少數民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他們理當‘以小事大’，接受漢族王朝的統治。基於這種民族觀制定的威德兼施政策，其本質仍然是一種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的政策。……因此，明王朝的民族政策儘管在某個時期某些地區可以取得某些成效，但卻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內的民族問題。”
考察明朝與後金爭取蒙古的過程，前後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時間，但比較雙方對蒙古採取的政策，應該說後金的做法比明朝要高明得多、實惠得多。對於這個問題，學者袁森坡把明朝爭取蒙古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隆慶以後，明朝迫於蒙古右翼首領阿勒坦汗（俺答）的軍事壓力，允許其“封貢”、互市，使明宣府、大同以西獲得了較長時期的安定與和平。同時堅決拒絕了蒙古左翼大汗封貢、互市的合理要求。這種政治上歧視孤立和經濟上封鎖限制的政策，勢必給以察哈爾汗為首的蒙古左翼各部的經濟生活、牧業發展造成嚴重的困難，從而引發遼東地區長期的戰亂。明蒙之間長期的殘殺，播下了猜忌的種子，挖掘了仇恨的鴻溝，使統治集團雙方很難消除隔閡，建立信任。這是明朝難以爭取蒙古的原因之一。
第二，明朝為了打擊蒙古，採用漢族統治者“以夷制夷”的傳統政策，利用蒙古右翼壓制蒙古左翼，同時又拉攏女真以鉗制蒙古左翼，使蒙古左翼處於東（女真）南（明朝）西（蒙古右翼）三面包圍之中。而努爾哈赤在爭取蒙古時，十分強調蒙古、女真都是明朝壓迫政策的受害者，一再重申女真、蒙古利益一致，應當共同抗明。同時施與軍事力量的威懾，金錢財帛的利誘，婚姻關係的羈縻，思想感情的籠絡，加上蒙古、女真風俗習慣上的相近，這是使蒙古倒向後金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明朝畏蒙古如虎狼，而又賤之如犬羊。一旦蒙古失利，明朝的兇殘面目立刻暴露無遺。後金大軍征討蒙古左翼察哈爾部，面對急需雪中送炭的盟友察哈爾，明朝不僅沒有撫慰勸勉、安置救濟的表示，相反，還乘其危急，落井下石。將求救的察哈爾部眾全部乖乖獻出，並與皇太極訂“城下之盟”。
第四，蒙古與明朝修好臣服期間，明朝對蒙古封建主也封以王位等，同時給印、授敕、賜衣，允許世襲，但並沒有改變蒙古貴族的封建遊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狀態依然如故，這是蒙古各部不斷與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後金皇太極繼位以後，為了確保對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堅定地在蒙古實行了劃分牧地、編旗設佐（佐領）、更定爵秩、軍令政令統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從關係。加之明朝內部閹黨專政，皇帝剛愎而又多疑，閹黨餘孽乘機讒害富有遠見、膽識、謀略的大臣，致使明朝的幾位傑出的守邊大臣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或傳首九邊，或遭凌遲處死，或投閒置散。明朝自毀長城，將能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搞掉了。隨著農民大起義的烈火燎原，明朝的喪鐘也隨之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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