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的表演還原了富於中國特色的"扶老人反被訛"場面
"等等！就這麼就走了？不行，誰也不許走！現在肇事者找著了你們說是誤會了，要是沒找著呢？不就是為了幾個醫藥費嗎？你們就咬著我們老喬，你們還要用雷鋒的死來戳他的心窩子！把人往絕路上逼啊！他連死的心都有了，你們還有良心嗎？你們紅口白牙的誣陷老喬，你們才是我們老喬的肇事者！"
這是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中的一段經典臺詞。雷鋒的戰友喬安山好心救起了一位被肇事逃逸者撞傷遺棄的老人，並送進了醫院搶救。然而卻被老人一家認定為撞人的肇事者，受到百般誣陷和羞辱。當事實真相揭曉以後，喬安山老伴心中的憋屈一下子爆發了出來。扮演喬安山老伴的宋春麗，這段聲淚俱下的表演和義憤填膺的臺詞，成了全劇的一個高潮，並作為一個經典片段，受到影視同行和觀眾的好評。
據宋春麗事後回憶說，這場戲拍完後，自己還在渾身顫抖，抑制不住悲憤的情緒，幾天都緩不過來。
最近，在頗為引人注目的浙江衛視《我就是演員》的節目中，這一經典橋段再次被塗松巖、宋軼、李倩等演員聯合推出，並得到章子怡、徐崢兩位導師的一致好評。
說實話，無論是宋春麗還是宋軼等，演的實在是好，每到這一段，我都揪著心在看。
然而，在熱淚盈眶的同時，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卻始終揮之不去，那就是：
當年喬安山救助被撞老人反被冤事件已經過去30年了，之後類似的事件也經常見諸報道。然而為什麼人們處理此類事件的態度和方法幾乎沒有任何改觀，為什麼每次相似的事件都要通過當事人之間這種撕心裂肺的爭執哭鬧、相互的指責攻訐、相互的博弈糾纏來解決？
這麼多年後，一旦缺乏證據證人時，為什麼當事人依然只能被迫採取這種張牙舞爪、令人揪心的方式解決問題，就沒有一個平和的渠道、可操作的程序來處理類似事件？
每遇此類事件，網絡圍觀的人群總是一圈又一圈，人們不斷髮出相同又重複的評論，進行著一輪又一輪的道德譴責，然後就是一鬨而散，然後就再也沒有然後。
上述這種頻發的"景觀"，似乎成了一大中國特色，卻很少見諸於國外，特別是西方發達地區，這又是為什麼？
傳統的苦情戲思維模式，讓我們依然停留在悲憫階段
在相聲大師侯寶林的相聲中曾有過這樣的描述：解放前的老北京總有那麼一些大媽、老太太們喜歡聽苦情戲。她們懷揣著手帕，結伴走進劇場。人物的悽慘命運常常令她們悲慟不已，潸然淚下，潤溼了手帕，讓她們的情緒得到了充分的宣洩。
這種宣洩滿足了她們悲天憫人的心理需求，讓她們懷著情緒釋放後的心理快感，帶著欣慰的心情走出劇場。幾乎每一場悲劇都給了她們一個虛妄的沉冤昭雪的結局，就像《竇娥冤》中的"六月飛雪，大旱三年"一樣，已經足夠感天動地，伸張了正義。
至於造成悲劇的真實原因，真正的解決之道，並不在她們的考慮之列。
因為她們已經完成了一次悲天憫人的人生體驗，目的已經達到，只等下次需要時，依然懷揣手帕，再次走進劇場。而面對諸多的"扶老人反被訛"事件，那些圍觀的、充滿正義感的人們，幾乎和當年看苦情戲的老太太們如出一轍，跟著人物的命運感懷一番，蹉嘆一番，宣洩一番正義感後，就盡興散去，週而復始，樂此不彼。
這讓我們充分見證到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思維模式是多麼頑強固化，表現出對痛苦強烈的化解力和耐受力，以及對痛苦根源的麻木感。
我們當然不能指望當年的苦情戲老太太們，對悲劇的根源和解決方法提出深度的思考和要求。
然而在社會飛速發展的今天，善良正義、有文化有思想的新時代人，能否允許我們依然停留在苦情戲老太太的水平，讓這種傳統的思維模式，依然停留在悲憫階段，繼續演繹下去呢？
法律意識的模糊地帶和執法操作的無力感
如果說發生在1988年的喬安山救人被誣事件，還停留在道德討論的範疇，那麼發生在2006年的"彭宇案"，則開啟了此類事件司法介入的先河，也讓我們見識了那個時期司法介入的模糊地帶與無力感。
據64歲的原告徐老太稱：被告彭宇於2006年11月某日在南京某公交站將其撞倒。而被告否認，稱自己只是做好事主動扶起原告，並與趕來的徐老太家屬一起，將徐老太送往醫院。雙方各執一詞。
由於警方丟失了事發時的原始詢問筆錄，給事實認定增加了難度。一審判決作出了"判令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財產損失予以補償……酌定被告補償原告損失的40%"的裁定，而一審判決書中的這樣一段話無疑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質疑：
"如果被告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過並讓原告的家人將原告送往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被告未作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按老百姓理解的大白話就是：你如果是做見義勇為，按常理應該先去抓住撞人者才符合實際；你如果是做好事而不是肇事者，為什麼會跟著被撞人家屬一起去醫院？這不符合社會情理。
很難想象這樣的主觀推斷、個人揣測的文字，會出現在嚴肅專業的判決書當中。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傅鬱林的說法就是："畫蛇添足地運用所謂"經驗法則"、以"人性惡"的個人經驗判斷作為社會一般經驗判斷、作出了既冒犯道德信仰、又違背證據原理的事實推定。"
如此判詞引起輿論的激烈質疑也就不足為奇了。一個並不複雜的民事糾紛案被弄得沸沸揚揚。為了迅速平息事件，相關部門迅速制定了以"調解為原則的方案"，在二審之前，迅捷矯正了一審的判決，促成當事人雙方達成了"不對外公開"的和解協議。然而，這種妥協的做法，"不透明"的調停和解方式，反而讓案情的處理陷入更大的負面評論當中。
透過"彭宇案"，人們不僅見證了相關司法人員面對此類案件，其專業水準及司法理唸的差距。也突顯了相關機構在處理此類案情時，表現出的生澀和準備不足。這種"大調解"的處理方式，有多少是依據律法條款，有多少是出於平息事件的權宜考慮，箇中體會恐怕只有相關人員自己知道。 （注：雖然多年後該事件是否存在撞人的事實真相，有關部門已有公開說法，但這已無關本文宗旨）
或許2006年距今的時間跨度稍長了一些，我們不妨看一個近距離的例子。2018年9月，金華市某小夥騰某好心扶起駕駛電動車摔倒的曹某，卻被對方誣為肇事者並要求支付全部醫藥費。曹某的妻子甚至對滕某破口大罵，雙方一度爭執不下。直到警方調取了事故現場的監控視頻，才認定扶人者滕某無過錯，曹某應負事故全部責任。悲憤的滕某欲提起訴訟，最後卻在法院庭前調解下，以達成和解協議而告終。
這種處理結果顯然引發了網友們的強烈反彈："昧著良心誣陷好人，訛人的成本也太低了；""要是沒有監控視頻怎麼辦，就活該倒黴嗎？以後誰還敢扶人做好事？"
顯然，這種息事寧人的司法處理結果，所起到的社會效果是令人懷疑的；至少沒有在引導良好的公序良俗，倡導學雷鋒助人為樂方面，發揮其應有的正面作用。
此外，還有類似事件發生後找不到監控視頻，爭執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案例，無不顯示出一種變相的息事寧人的執法取向，如俗稱"天津版彭宇案"中許雲鶴的遭遇等，在此不再贅述。
我們發現，在此類事件的司法運作上，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無不體現出中國特色的中庸調和味道，蘊含著中庸調和的思維痕跡。
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的確蘊含著博大精深的中庸調和理念，而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文化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思維。雖然本人也認為傳統的中庸調和理念，在我們面對大千世界時能展現出更大的人類智慧，但具體到本篇的議題，本人依然能感受到傳統文化在某些領域顯示出的不足和短板。
或許在司法領域，黑白兩分法對於減少模糊地帶，提供明晰的律法條款、明晰的司法操作
，具有更獨特的優勢。
結束語
迄今為止，在類似"扶老人反被訛"的糾紛中，我們始終見不到關於處理此類事件的嚴謹司法解釋，相關法律界人士每遇到這類話題總是閃爍其詞，含含糊糊一帶而過。
在公開場合，那些有身份的嘉賓或專家們總說"該扶還得扶，該救還得救"，而救助人的權益如何保護，卻給不出明確的應對方法。
每遇此類事件，相關的處理似乎還是停留在拉鋸扯皮的消耗戰中。《離開雷鋒的日子》和《我就是演員》的劇中劇，似乎大有無休無止上演下去的趨勢。
事實上，對於許多人來說，問題的焦點根本不是"該不該扶"的道德問題，而是"敢不敢扶"的法制問題。怕被訛，成了人們的普遍心態。
在所有的"扶老人反被訛"事件中，我們旁觀者都有一個深切的感受，那就是被誣當事人深深的無力感。
一方面鼓勵學雷鋒做好事，另一方面又拿不出明晰的司法界定及保護救助人的措施。必然嚴重挫傷人們參與救助的積極性，壓制了相關社會正能量的發揮。這顯然不是一個健全社會應有的風氣，也不是任何一個公民願意看到的現象。
時代從來沒有停下她前進的腳步，我們的思維理念、司法理念不應該還停留在息事寧人、各打五十大板的水平，更不應該停留在聽苦情戲老太太的水平。
一個看似小小的"扶老人反被訛"事件，不僅僅是社會風氣問題，更應該引發我們在傳統文化領域與法制建設領域深度的思考。
衷心希望現實中的喬安山、宋春麗、宋軼們能從悲憫的苦情戲中"解脫"出來，一旦如此，說明我們的社會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彭宇案現象的多維度解析》——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傅鬱林 2014-07-24
《＂扶老人反被訛＂事件雙方和解 法院通報和解經過》 北京青年報 2018-09-15
《"天津許雲鶴稱助人為樂反被訛10萬案"二審再次開庭》—— 新華網2012-01-06
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 青年電影製片廠、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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