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学术的一个繁荣时期。《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后归纳成不同的学派。有九家、十二家等不同分类方法。
法家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是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李悝（前455——前395年），战国时政治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濮阳人。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的《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
《晋书·刑法志》说：“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唐律疏仪·名例律》说：”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法经》现已佚失，东汉的桓谭在其著作《新论》中辑录评述过《法经》，但此书在南宋时也已失传。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法经》的是曹魏时期的《新律序》。《晋书·刑法志》介绍了《法经》的制定经过、篇目和立法宗旨，成为现在了解《法经》的主要文献。
《法经》共分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由三部分级成。
第一部分是正律。由《盗法》《贼法》《囚法》《捕法》四篇组成。《盗法》是关于侵犯私有财产行为的处罚规定。如规定：”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即大的盗窃罪发配到边疆当守卒，重大盗窃罪处死刑。即使窥宫、拾遗也构成盗窃罪而分别处膑刑、刖刑。《贼法》是关于破坏统治秩序行为的处罚规定。如规定：”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杀人的本人处死，并且没收他的家产，株连及妻子。杀二人的，连及母亲。《囚法》是关于关押罪犯的规定，《捕法》是关于逮捕罪犯的规定。出二法内容皆无从考证。
第二部分是杂律，即《杂法》，是关于对"正律"以外的其他犯罪的规定。主要包括”六禁“和”逾制“。”六禁“中有：”淫禁“，关于对违反婚姻家庭制度的处罚规定，如”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聝，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狡禁“是关于盗窃符玺，非议国家法令者处以死刑并籍没家产的规定，如”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城禁”是关于对非法通过军事要塞越城逃跑的处以死刑甚至族刑的规定，如“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者夷其乡及族。”“嬉禁”是关于对赌博的处罚规定，如“博戏罚金三市。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太子赌博也要受到笞刑，如不改则要被废立。“徒禁”是关于对擅自集聚的处罚规定，如“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金禁”是关于对官员受贿的处罚规定，如“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不诛也。”“逾制”是关于职官僭越制度的处罚规定，如“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
第三部分为减法，即《具法》，是关于量刑原则的规定，包括根据不同犯罪情节，予以加刑减刑两个方面的规定。以减刑为主。如“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即十五岁以下的重罪减三等，轻罪减一等，六十以上的犯轻罪依情判刑，重罪依法减刑。
《新论》说：“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说明《法经》的产法宗旨和首要任务是维护当时新兴的阶级政治经济利益。镇压盗贼，尤其是不堪忍受剥削压迫而起义的农民。
《法经》虽然可考的内容并不完整，但作为战国时期制定法的代表者，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刑律的根本任务，其次，《法经》确立了封建刑律的编纂体例。
由于《法经》体例严谨，内容丰富，自它产生以后，成为历代王朝立法的模式。商鞅对秦国的法制进行重大改革，就是以《法经》为蓝本，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改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这六律。并在些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以此来治理秦国。使秦国由弱变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商鞅之律。西汉建立后，萧何受命制定法律，以秦六律为蓝本，并在取舍秦律的基础上，新增户、兴、厩三篇。合为九章，称为“九章律”。其后封建律典又不断完善。所以，《法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典，为封建制法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因而，《法经》成为我国的封建法典之源。李悝也被尊为我国封建法律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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