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思想學術的一個繁榮時期。《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數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後歸納成不同的學派。有九家、十二家等不同分類方法。
法家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是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
李悝（前455——前395年），戰國時政治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濮陽人。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他彙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的《法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
《晉書·刑法志》說：“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唐律疏儀·名例律》說：”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法經》現已佚失，東漢的桓譚在其著作《新論》中輯錄評述過《法經》，但此書在南宋時也已失傳。現存文獻中最早提到《法經》的是曹魏時期的《新律序》。《晉書·刑法志》介紹了《法經》的制定經過、篇目和立法宗旨，成為現在瞭解《法經》的主要文獻。
《法經》共分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由三部分級成。
第一部分是正律。由《盜法》《賊法》《囚法》《捕法》四篇組成。《盜法》是關於侵犯私有財產行為的處罰規定。如規定：”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即大的盜竊罪發配到邊疆當守卒，重大盜竊罪處死刑。即使窺宮、拾遺也構成盜竊罪而分別處臏刑、刖刑。《賊法》是關於破壞統治秩序行為的處罰規定。如規定：”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殺人的本人處死，並且沒收他的家產，株連及妻子。殺二人的，連及母親。《囚法》是關於關押罪犯的規定，《捕法》是關於逮捕罪犯的規定。出二法內容皆無從考證。
第二部分是雜律，即《雜法》，是關於對"正律"以外的其他犯罪的規定。主要包括”六禁“和”逾制“。”六禁“中有：”淫禁“，關於對違反婚姻家庭制度的處罰規定，如”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聝，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狡禁“是關於盜竊符璽，非議國家法令者處以死刑並籍沒家產的規定，如”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城禁”是關於對非法通過軍事要塞越城逃跑的處以死刑甚至族刑的規定，如“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者夷其鄉及族。”“嬉禁”是關於對賭博的處罰規定，如“博戲罰金三市。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太子賭博也要受到笞刑，如不改則要被廢立。“徒禁”是關於對擅自集聚的處罰規定，如“群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金禁”是關於對官員受賄的處罰規定，如“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不誅也。”“逾制”是關於職官僭越制度的處罰規定，如“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
第三部分為減法，即《具法》，是關於量刑原則的規定，包括根據不同犯罪情節，予以加刑減刑兩個方面的規定。以減刑為主。如“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即十五歲以下的重罪減三等，輕罪減一等，六十以上的犯輕罪依情判刑，重罪依法減刑。
《新論》說：“李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說明《法經》的產法宗旨和首要任務是維護當時新興的階級政治經濟利益。鎮壓盜賊，尤其是不堪忍受剝削壓迫而起義的農民。
《法經》雖然可考的內容並不完整，但作為戰國時期制定法的代表者，其影響是深遠的。首先，《法經》初步確立了封建刑律的根本任務，其次，《法經》確立了封建刑律的編纂體例。
由於《法經》體例嚴謹，內容豐富，自它產生以後，成為歷代王朝立法的模式。商鞅對秦國的法制進行重大改革，就是以《法經》為藍本，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改為《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這六律。並在些基礎上進一步充實。以此來治理秦國。使秦國由弱變強，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繼續推行商鞅之律。西漢建立後，蕭何受命制定法律，以秦六律為藍本，並在取捨秦律的基礎上，新增戶、興、廄三篇。合為九章，稱為“九章律”。其後封建律典又不斷完善。所以，《法經》作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比較系統的法典，為封建制法律奠定了重要基礎。因而，《法經》成為我國的封建法典之源。李悝也被尊為我國封建法律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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