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
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
上面这段话是一封“挑战书”。这是1938年，八路军115师杨勇率686团在吕梁地区汾离公路伏击日军三战三捷，打的日军屁滚尿流毫无办法之后给杨勇写的“挑战书”，真是痴人说梦，妄想让杨勇到平原地区与日军决斗。
“吕梁三战三捷”，是杨勇将军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完美展现。
1938年9月，日寇为对我根据地发起大举进攻，西路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里军渡一线。指挥这次行动的是108旅团长山口少将，他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随时准备运往先头部队。
杨勇率686团目光已经盯上了日军的举动。准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突袭，这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法宝。打赢才是最大的目的。侦查地形，不打无准备之战，这是战前的必然功课。
杨勇带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有敌碉堡。而后面的山凹面积太小，一个排都隐蔽不了，容易暴露。想埋伏在那里就得拔掉敌人碉堡。但提前拔掉敌人的碉堡就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就会造成太大伤亡。杨勇和大家一起研究，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不说话，一直在地上画来画去，一会儿，他站起来对杨勇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保证3炮消灭碉堡。”有了这个保证，最后决定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
9月14日凌晨，杨勇和团政治部主任曾思玉率领部队早早进入西公岭埋伏起来。7点多钟接到情报，日军车队已经出城了。9点多钟，20辆满载敌兵和军用物资的汽车毫无戒备地进入伏击圈。攻击时机一到，杨勇立即向吴嘉德发出开炮命令，吴嘉德立即朝早已瞄准好的碉堡开炮，一发炮弹飞出直接命中目标，又连续两发炮弹飞去，碉堡飞上了天。
埋伏在北侧山坡上的部队迅速冲了出去，一队截住汽车西去，一队方向离石方向警戒。隐蔽在南侧山坡的战士向日军车队扔出一排排手榴弹后发起冲锋，200多个日军官兵除了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我军迅速打扫战场，把两辆还能开走的汽车装上战利品开走，其它开不走的就地烧毁。
第二天，驻扎汾阳的日军出动一个联队来到战场，惟一能做的就是拉走了5车尸体。
给养送不到，在黄河边的日军只好杀马充饥，等待支援。日军为了挽救河边的部队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名日军分乘几辆汽车，仅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杨勇识破了日军的鬼计，决定给日军一个甜头，不予理会。
日军以为我军占了便宜就跑远了，胆子大起来。第二天，出动200多名敌兵押送20车物资，冒着瓢泼大雨出发，爬过了西公岭，就以为安全了。当日军来到油坊坪一带较为平坦的地方遭到我军伏击，100多名鬼子去黄泉报到。
日军在汾离公路两次遭到伏击，付出400多名士兵代价，50辆汽车损失了40辆。日军动摇了西渡黄河的想法，黄河边的部队准备撤退。115师师部通知杨勇：“西犯之敌正在撤退，要不怕牺牲，不顾疲劳，迅速准备再战。”
为了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杨勇思考再三，决定冒一下风险，钻到在日军鼻子底下的王家池埋伏起来，再打一个伏击战。
9月20日拂晓前，686团及其他作战部队到指定地点埋伏起来，“恭候”日军自投罗网。按照预想的，中午时分，日军的骑兵出现在公路上，紧接着日军的辎重、炮车、步兵前呼后拥地来到了王家池山谷。686团2营首先发动攻击，紧接着各埋伏部队都发动了攻击。枪炮声、呐喊声、冲锋号声在山谷里震荡。我军把敌军切成几段，一段一段吃掉，300多敌人又成了枪下鬼。
杨勇指挥三次伏击战，歼灭日军近千人，山口少将也做了战死鬼。胜利轰动了整个吕梁地区，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的西进企图。
日军前线指挥官冈村宁次大为恼火，汾阳城紧闭，接连几天敌人在焚烧尸体，最后还开了一个“慰悼”大会。
杨勇则在吕梁山区召开了祝捷大会。就在当天，日军驻汾阳联队司令官送来了一份“挑战书”，杨勇看后，轻蔑一笑。他对周边同志说：“打仗吗，就是‘以及之长，击敌之短’，这真是一封愚蠢的‘挑战书’。”我军战士听了都哈哈大起来。杨勇也给日军写了一封回信，痛斥日军一番，提出在隰县—带山区再与日军较量一次。日军不敢再在山区打了。为了挽回面子，用大炮冲着吕梁山区盲目地大轰了两天。
“吕梁三捷”作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被广泛流传。
杨勇善战，还指挥所部取得了一系列战绩。
1941年1月，杨勇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在潘溪渡伏击战中，采取“围点打援、设伏围歼”的战法， 全歼日军一个中队150余人和伪军一个大队400余人，日军软原少佐被击毙， 创鲁西平原全歼日军的光辉战例。
1945年12月，杨勇担任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司令员，采取“分片包干，各个击破”的战法，率部连克郓城、巨野、嘉祥三城。
1946年10月，杨勇率7纵在张凤集采取“先打外围，再猛虎掏心”的战法，歼国民党11师3000余人。
1947年7月，杨勇率部采取“收其外围， 剪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战法，再次攻克郓城，歼国民党55师师部及29、74两个整旅2000余人，俘副师长理亚明以下8500余人，晋冀鲁豫军区在嘉奖令中指出中原野战军一纵“创造了一个兵团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旅的先例”，党中央也为此发了贺电。
1947年10月，杨勇指挥一纵在“高山铺战役”伏击战中，以伤亡极少的代价歼敌57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独创“以最少损失，获最大战果” 的成功战例。刘、邓首长给一纵立大功一次。
1949年12月，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率部采取“多路迂回的运动战”，在大西南地区，行程5370余里，歼敌37360多人。
抗美援朝期间，杨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回国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
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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