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職貢圖》中的“英吉利國夷人”，英吉利國即今之英國。
田 力
早期的中西貿易，在16世紀時主要被葡萄牙人所壟斷，到了17世紀則大體上由荷蘭人所控制，而從17世紀末開始，尤其是在18世紀，基本上就由英國人所把持。此後的中西關係，尤其是在商業貿易方面，主要就是中英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是這一時期英國在華活動的代表，壟斷了中英貿易。該公司創立於1600年，由於獲得了英王的特許狀，公司在印度、馬來半島及遠東各地享有貿易獨佔權，還有代表政府訂立通商條約或和約的權力，有權發動戰爭、建立堡壘、籌建軍隊、審判公司官員等，擁有政治和軍事權力。它對中國的貿易獨佔權直到1833年才被英國政府取消。
清政府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式開放海禁，並分別在寧波、廣州、漳州、雲臺山設立海關，主管貿易和徵收關稅等事務。由於當時西方商人在中國購買的主要是絲茶，而江浙又是絲茶的主要產地，所以西方船隻紛紛北上寧波、舟山貿易。清政府還特地於1698年在定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置浙海關征榷機構，又增設“紅毛館”（西洋樓），專門接待外國商人和水手。17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為在定海擴展商貿，派遣喀恰浦（Allen Catchpoole）為首任監督，設監督公署於定海。同時，英國國王任命其為總領事，希冀在浙江開創對華通商的新局面。不過由於種種原因，英國人的此次努力以失敗告終。此後數十年間，來寧波、舟山的英船蹤跡難覓。1715年，東印度公司正式在廣州設立商館，作為對華商業活動的基地。到了18世紀中葉，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廣州已不能滿足東印度公司對華通商的需求。乾隆二十年（1755），公司派出它的第一個漢語翻譯洪任輝（James Flint）和大班蛤蜊生（Samuel Harrison）等58人帶著4箱銀元和“紅毛”酒來定海、寧波貿易。由於英船久不來浙，兩地官員加意體恤，熱情接待，囑令商人公平交易，英商滿意而歸。這次的成功也更加引起東印度公司的興趣與重視，此後公司又陸續派出多條商船來浙。不過，由於清政府擔心寧波會成為第二個澳門，為了防微杜漸，先頒佈增徵稅餉的諭令，勸告英人仍往廣州貿易，不必來浙江，但是效果不佳。於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明令禁止外船赴浙，“將來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這對英國東印度公司來說無異於沉重打擊，但仍心有不甘。乾隆二十四年（1759），公司再派洪任輝率船來寧波貿易，在定海被當地官員按照諭令阻攔，洪仁輝竟揚帆北上，直奔天津，船抵大沽口後，呈詞控告粵海關及行商拖欠貨銀等事，並揚言要上京告狀伸冤。乾隆帝雖然最終派員到廣州查辦了粵海關監督並滿足了英商的部分要求，但也對洪仁輝不聽中方命令，遠赴天津，投遞呈詞一事深感不滿，將洪仁輝圈禁澳門三年，再逐回本國。洪仁輝事件後，兩廣總督李侍堯制定《防範外夷規條》（又稱《防夷五事》），進一步加強對外國人的防範，經乾隆批准頒佈，成為清政府第一個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由於實行這些規條，除了少數的廣州行商之外，中國人均不得與外商接觸，這嚴重妨礙了中國和西方的正常交往，其消極影響十分巨大。對於英國人來說，中國方面的限制性貿易是遠遠不能令其滿意的。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政府派出馬戛爾尼勳爵為首的使團，以祝賀乾隆帝壽辰的名義來華。次年9月，馬戛爾尼在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六條要求，包括准許英商在寧波、舟山、天津貿易，在舟山附近劃一小島歸英商作為商站使用等等，但悉數遭到乾隆帝的拒絕。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又派遣前印度總督阿美士德勳爵率使團赴華談判，目的與馬戛爾尼使團大致相同，他收到外交大臣的訓令包括：消除在廣州的種種困難，保障東印度公司的權利等等。但由於該使團不願意向嘉慶帝行叩頭禮，遭到清政府驅逐，連正式提出要求的機會都沒有。
英國政府兩次派使與清政府直接交涉，可以視作是英國官方對突破廣州貿易體制的嘗試，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但是英國人並沒有放棄，工業革命後大量的英國商品需要更多的消費市場，而具有巨大潛力的中國市場讓英商充滿希望。1832年1月，英國東印度公司向該公司的高級大班林賽（H. Hamilton Lindsay）發出訓令：“查明這個帝國可以漸次對不列顛商業開放最適宜的北方口岸有多遠，以及土著和當地政府對此事的好感程度。”此外，還要調查英國哪些貨物在中國能有銷路、具體價格如何；中國各地“茶、絲及其它中國商品的價格，以及裝貨和購貨的方便與困難。”當年2月26日，林賽乘坐“阿美士德勳爵號”（Lord Amherst）商船從澳門出發北上考察中國沿海，船上載有70多人，隨船攜帶了印花布、呢絨、羽紗和鐵等大量商品和一批關於政治和宣揚基督教的漢譯小冊子。為了避免清政府將他和英國東印度公司聯繫起來，林賽冒充是船主，並根據本人的受洗名Huge Hamilton給自己取漢名“胡夏米”，還對中國官員謊稱，這是艘從“榜葛剌”（今孟加拉）開往日本的英國船。林賽負責主持調查工作，他還有兩位重要的助手，一位是普魯士籍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因為精通中文、熟悉中國情況而被聘請為此次航行的翻譯和隨船醫生，並化名甲利；另一位是該船真正的船主禮士（Cap. Rees），他負責沿海海灣與河道的勘測工作，繪製航海地圖。“阿美士德勳爵號”此行的首要目的雖是商業性的，但同時還對中國沿海海岸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查，蒐集有關中國政治、軍事的情報，這其實就是類似於間諜的偵察行為。也是基於這個情況，筆者將“阿美士德勳爵號”稱之為“間諜船”。
“阿美士德勳爵號”一路經過南澳、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朝鮮、琉球等地，於9月5日回到澳門。航行結束後，林賽和郭實獵各寫了一份報告，合為一本並於1833年出版，題為《“阿美士德勳爵號”在中國北部港口航行的報告》。書中有關該船在寧波的活動、與當地官民的交往有較為詳細的記述，又可與中方的文獻記載相互印證，是反映鴉片戰爭前浙江對外關係的重要西文史料。
根據報告記載，“阿美士德勳爵號”於1832年5月24日進入浙江舟山群島洋麵，次日在甬江口外的海上前往寧波。來自定海的中國水師進行攔截，胡夏米與登船的中方官員進行了交涉，他寫道：
我告訴他們自己的意願：立即親自前往寧波，將請求允許通商的稟帖遞交給合適的官員。兩位頭戴白色頂戴的官員，應該都是文盲，基本上讀不懂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字。同他們一起來的有位先生（seen-sang），或者叫老師，協助他們讀寫。兩人問我的問題都屬於那種極其愚昧的類型。對於我們的出現，他們感到非常驚訝和迷惑，尤其是在聽到我們用他們國家的語言說話的時候。之後也沒有繼續阻止我們的航行。
水師官員給了胡夏米一份題為《汛官通知書》的書面通知，讓其一行停止前進，等待中國官方的許可。這份材料現在仍保存在英國，內容如下：
敬啟者，
我國設立關隘汛口，定有規例，凡遇各省各邦船隻到口，必須以禮言阻留停泊，候汛官稟明大憲批准收口，方可進關。如未明批准，一經進關，我等官兵均有失守懈誤之罪。今寶舟到此，望祈停泊勿進，候我等稟明大憲批准，我等接獲寶舟進關入寧矣。特此告聞。
這種近似懇求口吻的阻攔對於“阿美士德勳爵號”沒有任何作用，胡夏米不僅置若罔聞，還連夜趕寫了一篇上寧波知府的稟文：
英吉利國的船主胡夏米恭稟寧波大老爺正堂。現在英吉利商船至此，船上裝載洋布、羽毛、大呢貨等，特意在貴府銷賣之。蓋康熙年間，我國的船曾到貴府，買賣不禁。今英吉利人意願復結向來貿易的事，致貴府的尊商與遠客彼此獲利矣。萬望應準之。況且貴府的船年年到大英國屬地方，我國法律亦準買賣。據情稟懇大老爺俯念察奪施行，則遠客感激無既。
道光十二年四月×日
胡夏米預料到自己的請求是不會有一個滿意的結果，“不過是藉著遞交稟文的機會能參觀一下寧波城”。
5月26日，“阿美士德勳爵號”經鎮海，沿甬江而上。中方又出動船隻進行攔截，但毫無效果，胡夏米描寫航行情況：
船向西約20英里便是江水的入海口，鎮海恰好位於江口的位置，這條江實際上叫“大浹”（Tahae）。鎮海縣的縣城建於一座半島之上，一邊是江，另一邊是海。它受到一座宏偉石堤的保護（指鎮海海塘——譯者注），這座堤壩沿著海岸線延伸約5、6英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個坦蕩的平面，堤後的城鎮大大低於海水滿潮時的水位線。
這個半島的最高點是在一處高山，在此地建有一座廣闊的要塞，但如同中國海岸的大多數要塞一樣被拆得七零八落，而且沒有駐防部隊。當我們經過這個城鎮時，許多船隻駛過來，上面的人向我們喊話。另外有些船上滿是低級官員，他們竭力勸說我們停下。這些人先是懇求，最後發出威脅。他們的船隻跟不上我們的，所以有些人登上岸，順著江堤跑，並試圖呼喊一些滿載乘客的大型船隻擋住我們前行的航路，但是那些船並沒有這樣做。在我們為躲避潮水而近岸航行時，他們又派出一隊男孩向我們投擲石塊。我向他們招手，並且威脅說會告訴縣令他們的這種野蠻行為。這些人趕緊制止男孩們再扔石頭。
就這樣，“阿美士德勳爵號”順利地行駛到寧波城下，一出中外交涉的好戲即將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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