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后，钱锺书得新著旧作接连出版，已到人生晚境的他突然声震寰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生一下子圈粉无数，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但树大招风，想借重增势的人与事，一下子多了起来，有请他签名、题字的，有请求撰序、改稿的，有聘其挂名主编、编委的，有授予他荣誉学位、请他做讲座的，还有给他建纪念馆的……凡此种种，皆让他不胜其烦，钱锺书也多婉辞不允。
苏州市第四中学请钱锺书写传记
今天的苏州市第四中学，前身即是老牌教会学校桃坞中学，也就是钱锺书的中学母校。1923年，十三岁的钱锺书从东林小学毕业，考入桃坞中学。1927年秋期，钱锺书在桃坞中学结束高一学期后，转入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二。钱锺书在桃坞中学待了四年，在这所知名教会学校开始崭露头角，尤其在英语学习和作文上，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为以后学贯中西的学术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锺书对桃坞中学是有特别感情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桃坞中学易名为苏州市第四中学。1992年，学校九十年校庆，为编印校友通信录，校方致函钱锺书，请其填寄联系表，并附寄个人传记。八十二岁的钱锺书郑重地以毛笔复函，表达了个人意见：
敬启者：奉到来函，不胜愧感。兹将联系表填就寄还。传记一事，万不敢当，敬谢。此上 苏州第四中学
钱锺书 上
五月十日
这是封典型的“锺书体”复函，信息量不大，却让学校如获至宝。虽然没有达到目的，得来钱锺书的个人传记，但还是有意外收获，钱锺书信中清楚地写了学校校名——苏州第四中学，正好可用来做“金字招牌”。今天去过苏州四中的人都知道，学校大门上刻的正是钱锺书信中所写校名（补上一“市”字）。
苏州市第四中学大门，校名正是钱锺书信中手书（“市”字除外）
2015年暑期，笔者途经苏州，辗转找到深巷之中的苏州四中，并劳烦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得以进入校园一览。校园内保留了不少民国时期的红砖建筑，在绿树浓荫中，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别具味道。苏州四中没有忘记钱锺书这位优秀校友，除了大门题字，校园内不时还有钱锺书的“影子”。建于1932年的一幢小楼曾是校政厅，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民主楼”，2002年，百年校庆，学校为纪念钱锺书将楼改名“锺书楼”。学校还在校史馆内设立了钱锺书专栏，陈列了钱锺书的作品。有校友在锺书楼前捐赠竖立了一尊钱锺书塑像。可惜的是，学校粗心大意，把“锺书楼”和塑像上“钱锺书”名字都写错了，钱锺书的“锺”字都被写成了“鐘”字。就是写成繁体字，钱锺书先生名字中的“锺”字也应是“鍾”，而不是“鐘”。“锺书楼”内的钱锺书简介，把《管锥编》也习惯性地写作“《管锥篇》”。更离谱的是，笔者手中一本《苏州市第四中学（桃坞中学）校庆90周年纪念册》，其中将“钱锺书”写作“錢仲書”，将“钱锺韩”写作“錢鐘韓”“錢仲韓”，让人哭笑不得。
看看学校的简介，虽然校园还在，房子还在，但早已物是人非。这里已不是以前的桃坞中学了。
苏州四中内的钱锺书楼塑像，上面“锺”有“鐘”之误
辅仁中学的“锺书楼”
相比桃坞中学，钱锺书的另一所中学母校无锡辅仁中学就“不幸”多了。辅仁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改名为无锡市第二中学，几经曲折，2002年，学校才正式更名为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钱锺书1927年秋期转入辅仁中学读高二，1929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在辅仁待了两年。
1987年，学校筹备七十周年校庆，筹备小组写信请钱锺书为母校校庆题字。钱锺书没有答应。春节期间，学校负责人到北京三里河登门拜访，杨绛在门上打开猫眼洞，问明来意，回话说钱锺书身体不好，不能题字。钱家婉言谢绝了，门都没让进。学校不死心，后来又写了五六封信给钱锺书。最后，钱锺书无法，嘱人回了一封信，说，不要再来信了，题字大可不必。但学校的决心很大，不搞到校友的题字决不罢休，又找到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钱锺韩一口答应，说请钱锺书题字的事包在他身上。可几个月后，钱锺韩空手而归，也没要到题字。
按说此事以后，学校该断了请这位杰出而倔强的校友题字的念头，可是不然。学校七十周年校庆以后，1991年前后，学校准备搬迁，择地新建校舍。学校拟将新建的图书馆命名为“锺书楼”，既有爱读书之意，也有纪念钱锺书的寓意。学校负责人再次写信恳请钱锺书为“锺书楼”题字。这次，钱锺书终于亲手动了笔，不是题字，是给学校回了封信，再次谢绝题字。信是钢笔写的，写在社科院的便笺上：
建平、荣鑫两位同志：
奉到惠函，我悚愧不胜。我四年前大病以后，心身衰朽，遵医嘱谢事谢客。 贵校专人来访，失于迎迓，欠礼为罪。“写几句话”云，恐怕是电话中没听清楚，说的是：“如果写了，会寄给你。”因我当时，不能构思，右拇指又痉挛，到现在还不便写毛笔字。
来函云，令我吓一大跳！一番好意，实际却使我成为欺世盗名之人! 我尚有自知之明，万万不敢当，也不肯当此荣誉。好好一个图书馆，称作“藏书楼”，岂不现成、朴实、大方。“唯名与器，不可假人”；贱名务请勿用来命名，这点主权我还是有的。谢谢你们的过爱，我真是无锡人乡谈所说：“轿子里跌出牌位来”——勿受人抬举了。恳求原谅，草草作复，书不成字，即致
敬礼！
锺 一月十八日
像这样坚持个人原则的校友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出几个——而如此执着的母校又有几个呢？据说钱锺书还说了这样的话：“我这支笔是用来写文章的，不是什么偶像明星，拿来签名之用！”语气像他说的，但要用在一片诚心的母校身上就未免过于苛刻、过于讲原则了。在今天的辅仁中学内，图书馆上“锺书楼”几个字，是学校老师把钱锺书在其他地方的连笔签名拆开，然后模仿他的笔迹再加上一个“楼”字凑成的。其用心良苦，着实让人感动。
无锡辅仁中学的“锺书楼”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逝世。当时还称为“无锡市第二中学”的校方发去唁电：
巨星陨落，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巨大损失。全校师生不胜哀痛，深切悼念。先生的著作光照千秋，先生的人品万世传颂。望杨绛先生节哀。
无锡辅仁中学在京二百○一位校友也发去唁电：
痛悼钱锺书先生。敬业功高，为人师表；淡泊明志，世人楷则。
1991年，钱锺书致当时无锡市第二中学的信
在清华大学设“好读书奖学金”
1929年9月，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夏毕业。清华四年，钱锺书不仅在学业上保持学霸成绩，而且在学术界也开始初露锋芒，引起老辈注目。1938年秋，钱锺书留学英法回国，被并入西南联大的清华破格聘为教授。这是他一生中最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一个时期。那时，他只有二十八岁。在清华工作一年后，1939年暑期，钱锺书奉父钱基博之命不得不赴国立师范学院（湖南蓝田）任教，一边教书，一边照顾老父。此事让钱锺书始终感到对清华有愧。1949年8月，上海解放后，钱锺书和杨绛都得到清华聘书，又重新回到兹兹在念的清华园。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钱锺书夫妇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编制属新北大。此后，钱锺书再也没回清华。
杨绛早年在清华有过短暂的研究生学习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又教过几年书，他们夫妇因此对清华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清华大学也一直以有他们这样的校友而自豪。在钱锺书和杨绛的晚年岁月，不管是在钱锺书生病期间，还是在杨绛漫长的晚年生活中，清华都对这两位校友送去过关心和关怀。而钱锺书与杨绛对清华的信任，从他们离世前做出的几个重要决定也很容易看出。
2001年9月7日，“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仪式上，杨绛宣布将钱锺书和她自己全部作品著作权中因作品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截至2016年，“好读书奖学金”基金已累计达到二千四百三十四万元，获奖学生六百一十四人次。奖学金的发放范围，从中文系和外文系开始，到理科，最后扩大到全校，学生名额也从四名增至2016年的九十四名。清华大学对这个奖项很重视，每年与学校三大最高奖一同举行颁奖仪式。大会上，学校会隆重介绍这项奖学金的由来和捐赠人的期望。
“好读书奖学金”的设置，是征得钱锺书同意的。早在1993年年初，他们就打算捐建奖学金。没想到，钱锺书和钱瑗接连生病，事情就拖延了。在钱锺书病重、钱瑗病危之际，杨绛又对钱锺书提起奖学金的事。“钱先生虽然病重，神识始终灵清。他们在病榻前商量好，这个奖学金不用他们个人的名字，就叫‘好读书奖学金’，用以帮助那些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好读书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共同爱好，他们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好读书的外文名称为Philobiblion，拉丁语的爱好读书，也是钱锺书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时所主编馆刊的名称。奖学金设在全家人最爱的清华大学。”
他们将版权收益给了清华，同时也将维权的义务和责任委托给了清华，并在奖学金协议上清楚写明。2013年，有拍卖公司要公开拍卖钱锺书一家三口的书信、书籍手稿，杨绛知道后，立即联系清华，请求帮忙制止这起拍卖活动。清华大学法学院承担了打这场官司的任务，并最终打赢了官司。2014年，杨绛手书一份委托书，授权清华大学法学院和当时的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不仅在她活着的时候为她和家人维权，而且在她离世后，仍要维护他们一家人的合法权益。王振民告诉杨绛：请您放心，清华大学法学院世世代代的师生校友一定会坚决捍卫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让您一家永远清清白白，远离尘世的各种乌烟瘴气。
杨绛对清华是放心的。她认为，清华是他们家重要文化遗产的最好归处。去世前，杨绛陆续将她和钱锺书珍贵的手稿、书籍、照片、学习用品和一些具有纪念性的器物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在这些物品中，钱锺书的手稿无疑是最重要、最有价值、数量最大的了。钱锺书的中外文笔记手稿数量惊人，外文笔记有一百七十八册，中文笔记有八十三册。商务印书馆为出齐《钱锺书手稿集》，前后花了十五年时间，共有七十二大卷册之巨。
杨绛捐赠清华大学的学习用品
杨绛捐赠给清华的这些物品，在其生前，无锡钱锺书故居曾多次索赠，都被她拒绝。2011年，杨绛为清华建校百年题词，祝福清华：“百年清华 百岁学子”。她是以清华为荣的。
与牛津大学的渊源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结婚后，夫妇二人同赴英伦。钱锺书被安排上牛津大学艾克赛特（Exeter）学院，攻读文学学士（B.Litt.）学位。杨绛当时申请在牛津旁听，她说：“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杨绛《我们仨》）1937年10月，钱锺书最终通过多种考核，被获准可以申请文学学士学位。但他没有依规提出申请，而是偕夫人到巴黎学习。此前，他曾向牛津大学申请留校任讲师，未被录用。钱锺书没有按时回学校领取学位证书，这是近年牛津披露出来的一个惊人信息，也是谜一样的问题。笔者以为，这可能和他申请留校未果有关，当然，也可能是他看透了那一纸学位的虚无。钱锺书离开牛津后，再也没和母校发生过关联，倒是英国政府和牛津大学把这位杰出的亚洲校友看得很重。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前，让牛津大学调阅钱锺书的毕业论文《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后来，女王在演讲中引用了钱锺书论文中的一段话，作为中英传统友谊的答词。
1998年，钱锺书去世。1999年1月20日，英国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致唁函予杨绛：
杨女士：
得知您先生钱锺书过世，我感到十分沉痛。他是本世纪的杰出知识分子和学者之一。他以广博深湛的学识，给西方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围城》属于本世纪的重要文学作品。我特别意识到他与英国的联系——他本世纪30年代在牛津的学习，他渊博的英国文学知识，他所做的将英国文学介绍给贵国的工作，尤其是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移译。他的去世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我向您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克里斯·史密斯
1999年1月20日
英国《泰晤士报》于第二天（1999年1月21日）又刊发《悼钱锺书教授》一文，特别提到1986年女王伊丽莎白访华引用钱锺书牛津论文一事。在钱锺书去世十五年后，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迎来建院七百周年，牛津大学再次想起这位优秀的亚洲校友。2014年3月，牛津大学与江南大学等联合在无锡举办了“从无锡到牛津：钱锺书的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首次在亚洲为其学生举办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艾克赛特学院院长佛朗西斯·卡恩克劳斯女士做了主旨发言，详细回顾了钱锺书在该院的学习情况，并展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会议结束，3月20日上午，与会专家、学者到钱锺书故居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故居原“后东塾”一间被辟为“钱锺书故居励志行”的活动专室，佛朗西斯·卡恩克劳斯院长认真地在励志墙上留言——“我们带来了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对杰出校友的问候”，并向钱锺书故居赠送艾克赛特学院徽章。她幽默地对故居负责人说：“戴上这枚徽章，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友了！”笔者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天下午，听说佛朗西斯·卡恩克劳斯院长一行将奔赴北京，看望杨绛。我不确定，杨先生是否接见了他们。《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没有任何记载，上面只有她住院、出院以及打官司的记录。
2014年5月4日，也就是无锡会议一个月后，佛朗西斯·卡恩克劳斯院长发电子邮件予杨绛，称在艾克赛特学院建立七百周年之际，该院以推选杰出校友为荣誉院士的方式纪念院庆，恭喜杨绛先生当选荣誉院士，特此祝贺。杨绛倒并不以为喜。她不使用电脑，便口授大意，请吴学昭代为回复了邮件：
尊敬的Frances Cairncross女士：
我很高兴收到您4月25日的来信。
首先，我代表我已去世的丈夫钱锺书和我本人，对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建立七百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很荣幸也很感谢艾克赛特学院授予我荣誉院士，但我只是曾在贵院上课的一名旁听生，对此殊荣，实不敢当，故我不能接受。
杨绛
这次当选荣誉院士的全球只有两位，一位是西班牙王后，一位就是杨绛。但杨绛并不接受这样的恩泽。艾克赛特学院对杨绛的拒绝非常意外。他们怕杨绛误解学院授予她荣誉院士，是因为她是钱锺书的遗孀，所以再三解释，不是那么回事，是由于她对塞万提斯研究做过重要贡献，本身是杰出女性学者。但杨绛不为所动，再次复函婉拒：
尊敬的Frances Cairncross院长：
您5月4日的来信，我已认真仔细拜读。您和您的同事们对我的褒扬和赞赏，您再次敦促我接受Exeter学院最高荣誉所抱的热切、真诚，我深感亲切，受到感动，甚至回想起1935—1937年我与钱锺书在Exeter学院、在Bodleian Library一起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
然而，我仍不能不坦诚直告尊敬的阁下，我如今一百零三岁，已走在人生边缘的边缘，读书自娱，心静如水，只求每天有一点点进步，过好每一天。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所以很抱歉，虽然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深情厚谊，我仍不得不辞谢贵院授予我荣誉院士的荣誉，敬求你们原谅和理解。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杨绛
至此，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放弃了授予杨绛荣誉院士的想法。杨绛感谢院方的理解。她请商务印书馆代为寄送艾克赛特学院图书馆和佛朗西斯·卡恩克劳斯院长本人《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各一套，以表达对母校的栽培和对院长的感激之情。吴学昭说：“钱锺书这些涉及七国语言的笔记，正是他20世纪30年代在艾克赛特学院求学时做的，使用的还是Exeter学院的练习簿。”
艾克赛特学院院长佛朗西斯•卡恩克劳斯女士
巴黎大学的短暂时光
1937年10月，钱锺书通过论文答辩后，直奔巴黎大学。早在1936年秋季，他们就请盛澄华帮忙在巴黎大学办理了注册入学。也就是说，一年前，他们已经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那时，他们打算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因为要有两年学历，所以及早注册入学。而牛津的学位读完，他们又改变了想法。杨绛说：“锺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释。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锺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仨》）钱锺书就此完全打消继续读学位的想法。“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真正到巴黎大学后，中国国内和国际局势已经开始紧张，他们担心迟了回不了国，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在巴黎待了不到一年，1938年8月就动身提前回国。
钱锺书、杨绛与1935年赴英国留学，这是在邮轮上的留影
钱锺书虽然真正在法国求学的经历不长，也没取得任何学历和学位，但法国人却非常珍视这种文化关联的存在，尤其是在钱锺书晚年。1984年，法国大使馆通过中国社科院外事局通知钱锺书，法国政府欲授予其勋章，理由是他“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钱锺书请外事局代其坚辞：“我自忖并无这方面的贡献，不敢冒牌。”（1985年致胡绳函，《钱锺书评论》）
1984年11月12日，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达尼埃尔·密特朗在法国驻华大使官邸举行答谢宴会。钱锺书、周南、吴作人、艾青、刘宾雁、姚雪垠等受邀出席宴会。后期，法国总统和夫人及法国驻华使馆多次邀请钱锺书访问法国，都被其婉辞。
1998年，钱锺书去世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发来唁函：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致 杨绛女士
巴黎
1998年12月24日
杨女士：
得知您先生的逝世，我感到十分沉痛。
在钱锺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温、良、恭、俭、让。
法国深知这位20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做的贡献。自30年代钱锺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他极大的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正如您知道的，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
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灵感的源泉。
杨女士，我希望在这一不幸中分担您的痛苦，并以法国人民和我自己的名义，请您接受我深切的哀悼之情。
雅克·希拉克
1998年12月27日，法国《世界报》发表Francis Deron的悼文《钱锺书：一位伟大的中国思想家》，称钱锺书为“本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中国文学家”，并说“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并追逐物质享乐时的整个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文章简要回顾了钱锺书的一生，并说他“在巴黎索堡尔大学度过了一年”。1998年12月29日，法国《解放报》刊出Claire Devarrieux的悼文《钱锺书：一个时代的结束》。文章说，“在法国，人们对这一作家和评论家特别富有魅力的伟大人格有三个方面的了解，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既通晓中国传统的文化，又熟知西方作品乃至先锋派作品”。
钱锺书生前虽然没有接受法国政府授予的勋章，但他对法国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贡献确是不能抹杀的。“钱学”研究者李洪岩通过梳理，得出结论：“法国学者最钦佩钱锺书的，还是他对法国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渊博学识。”“法语文化确实是钱锺书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也是他知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许多法语文化运用到中文写作中，可以说是达到了真正的‘化’境。”（李洪岩《钱锺书与法国》）他列举了很多实例，比如，小说《围城》的书名，就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百合心》的书名，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coeurd’artichaut”。《围城》开篇的那条白拉日隆子爵号轮船， 就是一条法国邮船。小说里，钱锺书特意描写了船上的法国人，还让苏文纨这位法国里昂大学的女博士用法语来向意中人方鸿渐谈情说爱。在《谈艺录》等著作中，他也多次征引法文作品。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法国文学专家罗新璋说，钱锺书著作中提到的许多法国文学作品，他这位法文专家有许多都没有读过，甚至有些都没有听说过。
法国政府当初要授予钱锺书勋章，理由是他“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而不简单是他在法国的学习经历。这是有道理的。从这也可看出，法国汉学界对钱锺书学术思想的深刻理解。法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将钱锺书作品法文版介绍到法国的重要性，早在1983年，法国学者皮埃尔·里克曼斯率先用法语介绍了钱锺书关于诗与画关系的著名文章。此后，法国出版了《诗学五论》，收《中国诗与中国画》《通感》《诗可以怨》《宋诗选注序》与《诗分唐宋》（《谈艺录》开篇）。《围城》和《人·兽·鬼》的法译本也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出版。法国学者对《围城》给予了很高评价。阿兰·帕诺伯的文章说，钱锺书的名字在西方足以与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相提并论。西蒙·莱斯断言，钱锺书无可辩驳地是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最出色的人物之一。有法国学者甚至呼吁：应该授予钱锺书诺贝尔文学奖。
“唯名与器，不可假人”
钱锺书不仅对母校说“不”，对故乡也是这样。无锡方面修复钱锺书故居和修建钱锺书纪念馆，他们夫妻都竭力反对，并付诸行动。还有，1987年，江苏省政协为其叔父钱基厚一百周年诞辰举行纪念活动，邀请他参加，也被他拒绝。他这样做，并不能说他不爱母校，不念故土。“唯名与器，不可假人。”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的处事原则。他不能容忍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做些名不副实、沽名钓誉的事情。晚年的钱锺书，深受盛名之累，多次在私信中发出“浮名害我”“虚名之带来实害”的感慨，他早已将“虚名”置之度外。这是我们理解晚年钱锺书（包括杨绛）拒绝母校之请以及故乡一片盛情的一个重要视角。不然因为几声“不”，就说钱锺书夫妇不识大体、不讲人情，甚至说他们“矫情”，就完全是一己偏见，是误解和曲解。钱锺书说过：“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其洁身自好，耿直而有赤子之心，一生贯之也。
晚年钱锺书与夫人杨绛
钱锺书和杨绛其实很愿意为母校与家乡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前文提到的为清华大学设奖捐物就是一例。其他还有：
1985年，苏州市举行建城两千五百年纪念大会，主办单位请钱锺书给在台湾的钱穆写一封信，邀请宾四先生回大陆观礼。钱锺书答应了。信中，钱锺书以“宗末锺书”的低姿态，极其诚恳地邀请钱穆回乡，希望他“届时奉屈贲临，以增光宠”。（此信现收录于《杨绛全集》第三卷）钱穆收到这封大有“统战”意味的信后，并没有回复，更没有赴请。钱锺书这么卖力地为苏州市做说客，是不多见的。这显示了他处事的大局意识。
钱锺书在其名著《管锥编》中，多处忆起“幼时”“儿时”“童时”的“吾乡”“吾吴”风俗习惯、儿歌市唱、俗语旧谚等，言语中露出对故乡的不尽怀念。譬如谈及饮食，他感慨道：“吾邑尤甚，忆儿时筵席盛馔有‘蜜汁火腿’‘冰糖肘子’，今已浑忘作何味，去乡四十余年，并久不闻此名色矣。”乡味不在，乡情还是舍不掉的。
（原文《钱锺书：“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刊于《名人传记》2017年第12期 文/钱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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