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富顺县疫情大事记
刘 刚
富顺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型气候区。沱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沿江两岸沟壑纵横，形成大小溪河300余条。自有资料记录以来，县境易发冬干、寒潮、伏旱、高温、暴雨、洪涝、风雹等自然灾害，又因受旧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种种限制，这些天灾常常与人祸并行，在富顺历史上曾引发数十起饥荒和瘟疫，给当地百姓的健康与生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据清同治《富顺县志·灾祥》载：“尧灾汤旱，非尽降祥。气数所至，不异帝王。弥缝天变，爕理阴阳。灾不为害，上格彼苍。庆云甘露，瑞气载阳。五行顺轨，帝道遐昌。”由此看来，灾异与吉祥在古人眼里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就连圣明之主也无法改变。
清同治《富顺县志·灾祥》
农历鼠年与猪年交替之际，中华民族不幸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举国上下正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笔者响应国家居宅闭关之号召，翻查旧志，搜罗史料，整理出富顺县从明代至民国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疫情，对比新时代在瘟疫面前的制度优势和有力举措，以期给正在防控疫情的国人更多希冀。
明 代
嘉靖八年（1529），春，大饥大疫，殍者甚众。云南呈贡籍知县陈常道施药救疗，民赖以存活者甚众。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秋七月，不雨至于丙午年（1546）夏六月，旱甚，千余里皆赤地。加以病疫大作，人民凋敝流离，死亡者过半。
万历二十六年戊戎（1598），初夏四月，疫大作，死者甚众。先是鱼疫，遍浮于江，人可掬取。
清 代
顺治五年戊子（明永历二年，1648），大荒，邑中避难者人相食。是年，疫大作，人皆徙散，百里无烟。
嘉庆六年辛酉（1801），大疫，死者甚众。
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五月，瘟疫大作。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大饥，疫病者、殍者枕藉道途。
民 国
民国5年（1916），赤痢、伤寒、痘疮（天花）、霍乱流行，患者达43876人，死亡18457人。
民国9年（1920），霍乱流行，朝发夕死，（有时）每日出丧300余具，自流井一带死亡六七千人。
民国19年（1930），霍乱流行，（有时）每日四道城门出丧七八十具，棺材料销售一空。
民国23年（1934），天花、麻疹流行，小孩夭亡甚多。
民国25年（1936），大旱，吃仙米（白粘土），痢疾流行，死亡甚众。
民国28年（1939），霍乱流行。
民国30年（1941），霍乱大流行，时达半月，死亡2000余人。
民国32年（1943），霍乱大流行，城内死亡甚众，（有时）每日四道城门出丧百余口。是年，脑炎流行。
民国34年（1945），霍乱爆发流行。
民国35年（1946），霍乱、伤寒、脑炎流行，仅庙坝一乡即死亡1180人。
民国《富顺县志·祥异》
由上可以看出，从1529年至1946年的417年间，富顺县共发生各种重大疫情17起，平均每25年1起。尤其是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富顺县传染性疾病更是易发多发，疫情连年。这既是地区瘟疫流行的确凿反映，也是全国传染病防控水平的真实缩影。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各朝各代因有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及医药条件等情况差异，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的损失或有不同，但都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鉴。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行卓绝斗争，相信依靠众志成城之决心和科学施策之方法，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阻击战，一定会书写中国抗击疫情史上的鼠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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