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元史•地理志》

對於忽必烈來說，強悍的軍事實力是帝國立足與擴張的基礎，是蒙古統治者權利的根源，但是，當蒙古人的領土幾乎覆蓋整個亞歐大陸，當治下的民族越來越錯綜複雜，他逐漸意識到，僅憑武力，已經無法有效維持這個“世界帝國”的運轉了。

該如何是好呢？

擺在忽必烈面前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放眼全世界，在他之前，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鑑。

再三考慮之後，忽必烈選擇了一個特別的方案——用“錢”說話。

或許，是蒙古人骨子裡重商基因的加持；或許，是蒙古大軍的西征拓寬了忽必烈的視野；也或許，是忽必烈旗下的穆斯林經濟大臣們給他帶來的靈感。

總之，忽必烈不再執著於草原民族崇尚的“武力鎮壓”，也不一味地推崇漢人的“以儒治國”，更沒有選擇模仿中世紀歐洲的“神權政治”，而是選擇了用“財富”作為統治帝國的武器。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句話放之四海皆通行。

無論是阿拉伯人、歐洲人、波斯人，還是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漢人，無論信仰何種宗教，有過怎樣的文化，在“利”字面前，人們總會暫時放下偏見與仇視，打破文化的隔閡與政治的藩籬，選擇合作與妥協。

誰能為所有帝國的成員們帶來旁人所不能的財富，誰就能成為被認可的絕對權利者。

蒙元時期的歐亞商隊

在明白了這一點之後，忽必烈立即著手打造一個橫貫亞歐大陸的經濟體——蒙元時代版的“一帶一路”。

為了確保這個經濟體的良好運行，忽必烈打出了一套“組合拳”：

一、大力發展基建。

元代以前，以隋唐大運河為基礎的運河網絡均已洛陽為中心，忽必烈遷都北京後，令郭守敬等人先後開鑿出通惠河（北京-通州）、通州運糧河、御河（天津-臨清）、會通河（臨清-山東東平）、濟州河（東平-濟寧），至此，北起北京、南至杭州，連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與錢塘江的京杭大運河才正式宣告完成，全長約1800公里。

京杭大運河

往來船隻穿梭不息，形成“川川陝豪客，吳楚大賈，飛帆一葦，經抵輦下”的盛景。

與此同時，陸路交通網的修建也在進行中。

在忽必烈的構想中，元大都與上都之間，將用三條幹線相連，然後，以元大都為中心，向四周輻射，修建出一個貫通東亞全境的道路網

當然，僅僅覆蓋東亞還不夠，蒙古帝國的版圖可是延伸至歐洲的，所以，忽必烈又在草原絲綢之路上修建了1400多個驛站，通過它們，整個橫貫東西的亞歐陸路網徹底被連通。

二、鼓勵工商業發展。

與歷代王朝“重農抑商”不同，蒙古人在崛起之前，就與中亞商人之間有著密切的往來，與外界的貨物交換是草原民族獲取物資的重要途徑之一，所以，蒙古人的骨子裡本就帶有重視經濟與商業的基因。

為了鼓勵商業市場，忽必烈政府採取降低商稅的原則。

1270年，財政大臣阿合馬把全國商稅徵收額度定為1/30，也就是3.3%，即使放在今天，這也是非常低的商稅額度了。

至元通行寶鈔

此外，忽必烈還取消了毆亞大陸之間的關稅，使蒙古各政權之間形成一個經濟“自貿區”。

在手工業方面，忽必烈制定了一系保護性政策，比如，提高手工業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允許他們在市場上自由售賣自己的成品，並定期向他們提供一定數量的食物、衣服和食鹽，免除他們的一些義務勞動，使得當時的手工業經濟迅速發展。

三、建立“跨國公司”。

從成吉思汗時候起，蒙古的貴族們就是開始於中亞的穆斯林商人合夥——前者出錢，後者出力，成立了各種各樣的斡脫。

斡脫，在突厥語中就是夥伴、合夥人的意思，用今天的話來說，這些斡脫就是當時的跨國公司，它們的業務涉及範圍非常廣，有物流、商貿，也有銀行，甚至金融

忽必烈的“一帶一路”，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通過斡脫集團運轉起來的。

忽必烈畫像

當王公大臣們資金短缺時，忽必烈就會通過賞賜的形式給予支援，藉此，忽必烈將“黃金家族”以外的大小勢力都籠絡到自己的權威之下，以財富為誘餌，以物流控制為基礎，以經濟實力為後盾，忽必烈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做為蒙古大可汗的地位

就這樣，一個以草原世界為骨，以中華經濟實力為肉，以穆斯林商團為腦，以超大規模的物流與通商為血液的亞歐經濟共同體形成了。

在過去的絲綢之路上，從中國到歐洲，要途經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國家，若拿不到通關文牒，只能效仿唐僧“偷渡”，即使有幸拿到了所有國家的文牒，每到一個關卡，也必需繳納各種關稅，並且，隨時隨地都可能遭遇戰爭與匪徒……

數千年來，商人們冒著極高的風險穿梭於東西大陸之間。

但是，現在不同了，隨著各項政策的實施，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一下子被打通。

海、陸絲綢之路圖

沒有了層層關卡剝削，沒有了小國之間的紛爭，商人遠途貿易的成本與風險瞬間降低了許多。

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個經濟圈中。

除了陸上交通，海路也被納入進來，至此，農耕世界、遊牧世界，甚至是海洋世界，都被有效地連接起來。

忽必烈的商業網絡，不但使蒙古帝國影響力覆蓋整個亞歐大陸，還使得世界各地的財富、技術、人才、諮詢、宗教、文化均匯聚於帝國的中心。

因此，那時的中國成為了馬克·波羅筆下的黃金之國，元大都成為了世界上最為壯麗與輝煌的城市，杭州成為了全球最為富饒與繁華的大都會，刺桐（今泉州）更是成為了世界第一大港，成為了歐洲人心中的“光明之城”。

宋元時期的杭州

拜火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儒家……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學派聚集在一起，友好共處。

一位來自羅馬教廷的樞機主教可以在中國自由傳教，一位出生于山西的普通中國人可以遠行巴格達，併成為當地基督教聶斯脫裡派（景教）的教宗。

這樣的一個帝國，史無前例

它提早把中國納入了世界白銀體系，也讓世界提前800年進入了“全球化”時代。

可是，一切都太過超前，也發生的太快。

猶如空中樓閣，稍有不慎，就會崩塌。

這個“崩塌”是如何到來的呢？具體情況，我們下次再聊。

-宋濂（明朝），《元史》；

-杉山正明（日本），《忽必烈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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