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中國歷史上以高薪聞名，不過，宋代俸祿制度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高級官員與低級官員收入差距過大。以《嘉祐祿令》為例，最高等的節度使，料錢為400千，最低的內侍郢、唐復州內品才0.3千，差距非常明顯。
總體來說，宋代五品以上官員收入很高，但是五品以下的收入是比較低的。所以低級官員普遍感覺生活壓力巨大。當時有公務員作打油詩說：“平江（今江蘇蘇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宋代採取高官厚祿而低級官員薄俸的矛盾制度，也自有其不得已，這就是宋代官吏數量過多。宋代以文官治國，大力推行科舉，中者無不授官，財政不勝負擔，“三冗”（冗官、冗兵、冗費）現象十分突出，所以廣大低層官員只能承受低薪。
這種低薪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部分州縣官員的貪汙不法。宋代已經出現“常例錢”的說法，所謂“常例錢”，就是官場上半公開化的禮金，性質同於元明兩代的“常例錢”和清代的“陋規”。
與州縣官員腐敗比較起來，宋代吏員腐敗更為嚴重。官與吏的比例一般為一比二十左右。可見胥吏數量之龐大。朝廷對官員收入考慮得還算盡心，對吏員則基本不考慮其收入來源。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給予極為微薄的俸祿，而地方州縣吏乾脆“無常俸”，不給任何報酬。這是因為宋代把充作吏員作為百姓為國家服役的方式之一，要求他們義務為國奉獻。
雖然沒有工資，吏員們卻有很大的權力。這是因為科舉時代，進士舉人們腹中只有幾句聖人之言，對於治理地方，並無任何專業知識，所以很多公事都要交給胥吏去具體處理。
吏員是專制權力的終端，他們處理的事務表面上看瑣碎細小，但是卻關係百姓生活甚重。宋代的知縣以三年為任，很多人只當了一年半載即赴他任，但是吏員長期在本地工作，瞭解地方民情。所以，剛到任的官員不得不高度依賴吏員。
胥吏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可以“輕重高下，悉出其手”，他們得以營私的手段很多。宋代史料中，關於胥吏不法行為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吏員隨意下鄉，剝削百姓：“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縱虎出柙也。”吏員們經常低價買物，甚至白吃白拿。
宋代鄉村還活躍著一批“攬戶”，他們一到徵糧時節，就走鄉串戶，到各家去收糧，再統一上交官府。攬戶代納賦稅原本是利官便民之舉，但是因為他們大多是地方的胥吏或是他們的親戚，仗著官府的權勢強行徵稅，又在計量器（斛）上大做文章，大斗改小鬥，已經成為地方上的黑惡勢力。有的地方，吏員們提前把很多年的稅都先收了。
宋代胥吏貪汙腐敗已不僅僅侷限於小範圍，不是個體現象，而是形成了群體性、普遍性的現象，有人說宋代“良吏實寡、賕取如故”。王安石對於胥吏不法的原因作過比較合理的分析，他說：“方今制祿，大抵皆薄……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
很多人把宋代當成高薪不能養廉的例子，並且誇張地說，宋朝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全面的。其實，在權力約束比較有效、腐敗未從底層傳導上來之前，北宋的高薪養廉還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因此，總結宋朝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說，
局部的高薪養廉註定不能長久，沒有與權力約束結合起來的高薪養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摘自《公務員文萃》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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