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这个典故，知道“戊戌变法”的人自然知道“公车上书”这个故事，所以大多数人会潜意识的认为这个典故发生在清朝末期，其实并不是这样，《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史记·滑稽列传》载:汉武帝时，齐地人东方朔喜欢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他广泛地阅读了诸子百家的书，因此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他到长安后，到公车府那里给皇帝上书，共用了三千个木简。公车府派两个人一起来抬他的奏章，才勉强抬得起来。武帝花了两个月才读完东方朔的奏章，读完后龙心大悦，下令任命东方朔为郎官。
典故的意思是指普通人向当权者上书言事。小编故意在标题上加了“清末”也是担心大家混淆，以为我要解释典故，其实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小段历史的真相。
康有为画像
为社会所公知的“公车上书”事件是朝廷与李鸿章商议与日本议和，被故事的“主人公”康有为得知消息后，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湖南举人，联合其他各地学子集体上书，痛斥此一卖国和约。结果朝廷害怕造成不良影响，动用强权连夜镇压，遂使运动失败。但经姜鸣、茅海建等学者爬梳故宫档案、作详细考证后指出事实真相：当时上书反对朝廷议和，指斥李鸿章卖国的主体，实为朝中以及地方大小官员。他们上书反对者甚多，都察院也多数代奏，因此当时基本不存在“强权镇压反对议和声音”的政治气氛。
经茅海建先生还原，“公车上书”的真相是：当时上书反对议和的声音极多，几乎听不到支持议和的声音。而且举人们的上书也有许多经过都察院代奏传达到光绪面前的。也就是说“公车上书”的背后是一批坚定反对议和的官员。康有为后来自己写回忆录，把自己塑造成这一事件中的领袖，后来许多史家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采信了他的说法，广泛传播。所以在这件事情中康有为欺世盗名。
仅仅通过这一件事说康有为欺世盗名可能有以偏概全的嫌疑，那么盗经一事也是将此人的品性显露无疑。民国后，康有为曾应军阀邀请去西安讲学。途径卧龙寺时，康有为看上该寺所藏《大藏经》。因寺中无钱，经书损毁甚多，于是康与住持师父提出购买。两家商谈后，同意康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谁知合同签订后，康马上派弟子领兵入寺搬经，不但没有交换，反而把其余几箱经书也一并搬走。此事见报后，西安士绅大哗。当时有对联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截取《左传》：“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截取《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上下两联末字“有为”，一时谓之绝骂。
康有为青岛故居
历史需要的是沉淀，只有在不断的沉淀中经过后人的探索与考据才能真正的接近真相，“以史为镜”的前提是历史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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