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朱載坖（另一說朱載垕，本文以朱載坖為準）是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明朝唯一一個父親是皇帝，而以親王身份繼承皇位的人。他在位不足六年，又夾在兩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中間，因此在歷史上存在感很低。但如果深入瞭解明史就能發現，就是這短短五年多的時間，明朝完成了由保守向開放的歷史性轉變，為明朝最後的“迴光返照”打下了基礎。
▲朱載坖歷史畫像
按常理說，朱載坖基本沒有繼承帝位的希望，因為他即非長子（排名老三），也非嫡生（母親是杜康妃，因他才晉升為妃），然而，歷史總是處處充滿意外，嘉靖一共有八個兒子，竟然有五個都是幼年早逝（ 分別是長子、 五子、 六子、 七子、 八子），老二在十八歲被冊立為太子，結果到了二十八歲又病逝了，只剩下老三朱載坖和老四朱載圳兩人，而且兩人都非嫡生，如此一來，年長的朱載坖就成為了太子之位的第一人選。
然而，連續喪子的悲痛以及對長生之道的執著追求，讓嘉靖對“二龍不得相見”的說法深信不疑，根據《穆宗實錄》記載，嘉靖規定朱載坖“歲時入問安，不輒見”，就連他母親去世的時候，也未獲得前去祭奠的權力，“自穆宗就裕邸後，生不得見，沒不得訣，亦可悲矣”（《萬曆野獲編》）。不僅如此，嘉靖還拒絕冊封太子，並下旨“諱言立儲者，有涉一字者死”，以致於朱載坖這個第一人選，一直到嘉靖去世也沒有獲得太子之位。
▲朱載坖影視劇照
嘉靖的這種態度讓朱載坖吃盡了苦頭，不得不“小心敬畏，執子道惟謹，起居出人動遵禮法，居潛邸中十餘年，未有遊娛弋獵之幸”（《穆宗實錄》）。作為皇帝親封的裕王，大概率是未來帝國的掌權者，發展到最後，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證，最終只能靠賄賂權臣之子嚴世藩，才得以領到俸祿，“常祿外，例有給踢，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嚴世藩，世蕃喜，以屬戶部，得並得三歲資”（《明史·陳以勤傳》）。堂堂皇子，生活竟然淒涼至此！
▲嚴世藩和嚴嵩劇照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去世，他以裕王身份繼承了皇位才結束。然而，從落魄親王到尊九五之尊這種劇烈的身份變化，讓他變得開始忘乎所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荒廢政事。雖然沒有達到嘉靖那種長達二十年不上朝的情況，但也是“諸司奏章，少經御覽；經筵日講，止襲故常”（《明穆宗實錄》），吏部尚書高儀也表示 “ 至於親覽章奏及延訪治道二事，則前此臺諫言之者不下數十人”，然而對於大臣的勸諫，朱載坖甚至都懶得回應，奏摺多數被留中。
第二，沉迷女色。根據《國榷》卷66記載，“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以來，稍好內，掖廷充斥矣”，簡單說，就是在裕王府的時候還比較節制，繼位以後開始“稍微”有點喜歡男女之事，但是這個“稍微”只是一種客氣的說法，真實情況是，就“
後宮日為娛樂，遊幸無時，殯御相隨，後車允斥” “縱長夜夜飲，極聲色色娛”。（《明通鑑》）
▲朱載坖影視劇照
第三，肆意揮霍。朱載垕登基以後，雖然《明史·穆宗本紀》稱他“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尚食歲省鉅萬 ”，然而同時也記載，隆慶二年二月，“諭戶部購求各色寶石、珍珠等物，限三日進”； 三年四月，“詔以內織染局所呈袍服花樣，行織造太監李佑取辦一千八百六十尼以進”；四年三月，“命南京加織緞正至十一萬”。
雲南道御史詹仰庇、 戶科都給事中李己、 陳吾德，曾向朱載坖諫言“陛下前取戶部銀，……今乃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栩、龍鳳肛、鰍鞋架、傳造玉盆之費，使群小得而乾投，為聖德累不小”（《明通鑑》）。所以，朱載坖繼位以後，所謂的“躬行儉約”應該是後世文字的粉飾，真正的他經歷了裕王時期的那段苦難之後，開始變得揮金如土、沉迷享樂，這也比較符合一般人的心理變化。
▲朱載坖影視劇照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凡事都有兩面性，皇帝也不例外。朱載坖雖然幹了諸多荒唐事，但於明朝有益的事情也沒少幹，比如說他一上臺就罷除一切齋醮，處罰方士王今、劉文斌等人；為嘉靖時期因直言進諫而遭受處罰的人平反，大清官海瑞就是受益者之一；加大官員考核力度，將王府官員納入考核範圍；抑制土地兼併，制定勳戚宗室依世次遞減制度；調任戚繼光總管京城門戶防衛與東北邊防，支持其增築空心敵臺，成功抵禦蒙古入侵；啟用李成梁為遼東總兵，大興軍備。短時間內，明朝就有了復甦之象。
最關鍵的是，他支持以張居正和高拱為核心的改革，《陳六事疏》《挽頹習以崇聖治疏》中的大部分政策，都因得到朱載坖的支持而得以落實，萬曆改革中的“一條鞭法”在此時已經得到實施。在此期間，還完成了兩個足以載入史冊的壯舉，一個是“隆慶和議”，一個是“隆慶開關”，前者解決了困擾明朝多年的“北虜”問題，後者解決了危害明朝多年的“南倭”問題。這兩個事件的完成，也標誌了明朝從保守走向了開放，為萬曆年初改革打下了基礎。
▲高拱與張居正影視劇照
然而，仔細分析隆慶時期所取得成就會發現，前三年基本是徐階在張羅，後三年基本是高拱和張居正在張羅。徐階代表著守成，他希望在前朝基礎上進行改革，併為此努力了近三年，清除了嘉靖時期的很多惡疾，基本實現了“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諸公論”的政治理想；高拱和張居正代表著改革，他們認為明朝已經千瘡百孔，小修小補解決不了問題，通過破而後立，成功為明朝注入了新的生機。
而在明朝關鍵性的轉折時期，朱載坖更多的是老老實實踐行他那“垂拱而治”的政治理念，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個看客。如果把朱載坖放到其他時期，他的這種行為妥妥的就是一個“荒淫無道”“貪圖享受”“庸碌無為的”昏君形象，然而在隆慶這個人才匯聚的朝代，他作為君主，不作為就已經是最大的作為了。換個角度講，朱載坖能夠擁有今天的歷史地位，更多是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三個治世能臣“倒逼”的結果，如果沒有他們，朱載坖的“垂拱而治”可能就是一個笑話。
史料來源：《明史·穆宗本紀》《明通鑑》《明穆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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