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上葦
馮玉祥自傳《我的生活》中有一章“從淮軍的教習到武衛右軍的兵”，把勇營和新軍的氣象風貌做了一個對比——
糧餉方面，淮軍的兵是三十三天領三兩三錢銀子，吃的是摻了很多沙子的小米（馮這樣的大塊頭，只好每天自己買兩個燒餅充飢）；武衛右軍的兵是每月四兩八錢，吃的是可口的小米綠豆。
訓練方面，“武衛右軍在‘練’的方面實在比淮軍好，但在‘訓’的方面，卻不大講究。軍官中不識字的佔多數，不會喊操的卻很少見。合計三十個軍官裡面，挑不出一個不會喊操的，這一點就比淮軍軍官高明多了。軍中很注意射擊，打靶的教法雖不見佳，但能夠注意實習，即已不錯。”
從北洋諸軍中脫穎而出的武衛右軍，很快就得到了一次鍛鍊的機會。
1899年，德國繼強租膠州灣後，繼續向膠東內陸滲透，侵擾日照、沂州，其傳教士及教民也與地方頻繁發生衝突。意大利在強租浙江三門灣未遂後，也派軍艦活動於煙臺外海進行軍事威脅。
清廷乃決意以袁世凱率武衛右軍以“彈壓匪類，保護教民”之名義移防山東，實則為遏止德國繼續侵食膠東內地。武衛右軍士氣高昂，摩拳擦掌準備打仗，袁世凱致徐世昌信稱：“此來將士均甚高興，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銳氣。”他提出“專備德人，專防膠澳”，“欲防膠澳，莫如扼重青州”的防禦思路，以司令部及軍主力駐青州，步炮五隊駐濰縣，馬步各一隊駐高密等處。圍繞膠州灣搶扼要點，層層擠壓德國人侵略滲透的空間。此時山東尚有勇營34隊，袁世凱建議清廷精簡勇營，按照新軍營制，改編為武衛右軍先鋒隊20營，駐防濟南，為武衛右軍的後盾。
面對袁世凱的實力遏止，德國人最終放棄深入，止於保守膠州灣，危機並未演變為戰爭。
清廷肯定了武衛右軍穩定山東局勢的作用，以袁世凱相繼署理、實任山東巡撫。
彰德秋操中，正在演習對抗作戰的新軍，攝於1906 年
話說德國之強佔膠州灣，其最初藉口即是1897年的“鉅野教案”。而在搶佔膠州灣後，德國人以傳教、築路等理由繼續向內地深入，更與地方民眾頻繁發生衝突，民眾則藉助宗教迷信組織義和團與之對抗，因而教案頻發。
袁世凱之前的兩任巡撫李秉衡和毓賢，因自己手裡沒有軍事力量，既惹不起洋人，又怕激起民變，所以均默許乃至縱容義和團發展，甚至倡言民意可用，刻意誘導其針對洋人。
但袁世凱是個嚴苛的律條主義者，他既不容許洋人超出既有條約之外得利，也不贊同義和團私自與洋人或教民開釁。於是從他就任後，即以“調和民教、緝辦拳匪”為務，在十數次曉諭義和團解散無果後，便施以鐵腕鎮壓⋯⋯
於是多米諾骨牌依次倒下——義和團民在山東站不住腳，紛紛湧入直隸京津境內。
執掌朝政的滿蒙親貴接觸到“山東老團一掃光、金鐘罩、九龍燈之屬，能役鬼神，燒海中船盡壞”“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等通天徹地的法術奧義，一個大膽的想法開始形成——既然神仙無所不能，開價又極廉甚至不要錢，何不索性支持他們“滅洋”？
於是義和團在朝廷的默許乃至慫恿下，圍攻使館、攻打教堂、殺戮洋人和教民，八國聯軍侵華之戰即因而爆發。
此役中，拱衛京師的北洋武衛各軍均遭到了重點打擊。
聶士成率武衛前軍在天津力戰敗亡，所部潰散。
董福祥的武衛後軍，先是在北京配合義和團圍攻各國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結果屢攻不下，後護送慈禧和光緒輾轉逃亡西安。《辛丑條約》簽訂後，該軍留歸陝甘總督節制，後演化為西北馬家軍。
宋慶的武衛左軍也在天津戰役中遭到重創，但潰而不散，後亦護衛兩宮西行。該軍綿延甚久，從清末至民初，一直是淮系和北洋系的鐵桿盟友。其餘脈後隨於學忠加入東北軍，又被蔣介石改編為51軍，直到解放戰爭才被消滅。
而武衛軍中最精銳的袁世凱武衛右軍，在這次戰爭中非但毫髮無損，其實力還大幅擴充。聯軍進攻京津期間，袁世凱各種藉口死活不肯赴援，因而未經一戰，部隊毫無損失。此外，赴援山東的江南自強軍馬步十一營，也被袁世凱抓進手中。
待“庚子拳變”結束，袁世凱的軍事實力已從原武衛右軍的7000人，陡增到兩萬餘人，一躍成為華北僅存的清軍重兵集團。
對新軍而言，躲過庚子之戰既是幸運也是遺憾。雖然保存了實力，但卻錯失了一次與頂尖高手過招的實戰考驗。它自成軍以來的所有實戰經驗，仍僅止於剿殺國內的農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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