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对于中国的新富来说，路易·威登包和宝马汽车曾是身份的象征。不过，这些似乎已经过时，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身份象征：会说英语、受过大学教育的菲律宾佣人。
而对于这些菲佣而言，这个身份则意味着她们离开年幼的孩子，放弃原本的职业追求，甚至放弃自己的合法公民身份，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为另外一位母亲照顾她的孩子。
她们为了满足孩子受教育的需求放弃原有的生活来到异国他乡成为一名菲佣，等到自己的孩子成人之后，又因为雇主的孩子们需要她们，使得她们迟迟无法踏上归乡的路。
这是那些总是在满足其他人需求的女性移民的一生。
菲律宾的圣伊西德罗大学教务处在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承诺书」，这次他们一共公示了15个长期拖欠学费的学生的名字。爱玛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在了那张纸上，她和她的三个朋友都惊呆了。这是她们在这个学校的第一个学年，在这一年里她们在学校里成立了一个七人的女生团体，并用成员们姓名的大写首字母组成的「Ringlets（长卷发）」命名。她们从未想过自己的债务会被学校公示出来。长卷发们用笔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小时之后，她们被叫到辅导员的办公室。爱玛承认之前她用笔涂掉了公告栏上自己的名字，并且辩驳道：「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羞耻！」
爱玛出生在农场，家里除了她之外还有11个兄弟姐妹。她只能白天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来偿还她的债务，然后晚上上课。不过这份工作对她而言也有好处，每天图书馆都会分配给他们一些书来整理，她可以利用工作阅读这些一般人买不起的书籍。即使学生在图书馆可以借阅到这些书，也同时会有至少六个人想要借阅同一本书。尽管爱玛主修的是会计，但是她觉得自己其实更擅长阅读。
在她的英语选修课上，当她的同学们被美国小说中使用的倒叙和扩展隐喻的写作手法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她已经明白这些情节在讲什么了。在工作的休息时间她总是会在图书馆里看书，然后会在看到女主人公被强奸或者被冤枉收监的时候，她会忍不住叫道：「我的上帝啊！哦，我的上帝啊！」她的同班同学不理解她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粗鄙，她会强烈地要求他们：「去读读这个故事你们就明白了。」
爱玛的阅读和写作的方式打动了她的人格发展老师，她邀请爱玛来担任自己的助教。这个老师发现爱玛非常自信并且很受学生的欢迎，她就跟爱玛开玩笑说她在一年之内绝对会结婚。这个想法让17岁的爱玛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她对自己的未来很有抱负，所以她根本无法接受自己会成为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她又很享受男友艾德蒙的陪伴。艾德蒙很帅，这让其他的「长卷发」都很嫉妒爱玛。爱玛说：「我没想过要结婚。我就是，恩，需要有这么一个人，下雨的时候他会给你送伞，周六的时候他会陪你去看电影。」结果过来不到一年，爱玛就怀孕了。她的老师跟她说：「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爱玛一直想弄清楚她的人格发展老师说的话究竟是预言还是诅咒。
爱玛跟艾德蒙结婚了。在生完孩子的第三周，她回到了学校。但是爱玛一直惴惴不安的，因为她的女儿长得实在是太瘦小了，在爱玛看来，她只有一个塑料瓶子那么大。她跟艾德蒙搬到了布基农省的省会马来巴来市，这个地方被大山环绕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一间用棕榈叶铺成屋顶的两居室的木屋。爱玛每天早起为艾德蒙煮咖啡，然后打扫房间熨烫衣服。她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幸运的」，因为艾德蒙的父母经营着一家餐馆，这就减轻了她的部分负担，她至少不用下厨做饭了。不过很快，这家餐馆就走上了在菲律宾经商的老路，它破产了。爱玛和艾德蒙的家庭收入减少了，年收入只有3500美元。与此同时，这个省份超过四分之的人口还处于贫困中。
爱玛跟菲律宾百分之八十的居民一样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她不知道如何避孕。所以等到她大学毕业获得自然科学学士文凭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了。毕业之后她进入布基农省政府，在营养学部门工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来避免儿童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她雇了两个夜校的学生，让她们在自己工作的时候照顾她的两个女儿。但爱玛每周只能挣到55美元，这笔钱只够养活她的两个孩子。艾德蒙在家里的农场工作，在庄稼丰收之前，他没有任何收入。每周，爱玛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讨论如何分配家用。然后根据女儿们提出的需求，爱玛把钱给她们，但是几乎每次，钱都不够用。爱玛一直要求提高她的工作待遇，她跟我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像是在乞讨一样。」
爱玛的姐姐拜姬曾经是一位老师，她跟爱玛一样，也拼命地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孩子。1999年的时候她搬到了纽约，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靠着这份工作的收入，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送到了大学并且买了套新房子。拜姬就是人们所说的菲佣。菲佣这个称号表明了菲律宾人的地位，他们经手的汇款的数额要比中国人和印度人多得多。从1997年开始，菲律宾政府就开始鼓励劳动力出口来缓解贫穷和国债问题。现在，菲律宾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在海外工作，世界上将近一半的国家的家庭都有雇佣菲佣来协助做家务，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菲律宾国内有九百万的儿童失去了母亲的陪伴。在过去十年里，四分之三的菲佣都是女性。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称赞她们为「拯救我国经济的英雄们」。
到2000年的春天为止，爱玛生活的社区已经没有母亲了。当年「长卷发」团体中的成员中，也有一个人去了纽约。离开菲律宾前往纽约的，还有爱玛的家政老师、大学同班同学以及她一些教友。这一年，爱玛的两个女儿也进入了大学。爱玛44岁了，她意识到以目前的收入水平，自己根本不可能支付得起两个女儿的学费，所以她决定申请美国的旅游签证。当她在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接受面签的时候，她告诉签证官她要去加利福尼州的迪斯尼乐园玩。签证官问她在布基农省她要负责多少个营养不良的儿童。
爱玛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回答道：「400个以上。」
签证官随即就拒绝了她：「好的，这儿有400个营养不良的儿童等待着你，那么你怎么能把你的钱浪费在去迪斯尼度假呢？」
爱玛哽住了，她有点不安的说道：「恩，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她被拒签了。三个月之后，她再次提交了申请，这次，她花钱拜托她的一个富有的朋友给她一些能够证明她「很有钱」的证据：这个朋友暂时在爱玛的账户里存了50万比索，差不多一万两千美元，这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就会相信爱玛是一个有钱的游客。这个朋友还有一个大米加工厂，她就给爱玛提供了一些文件使得爱玛看起来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之一。2000年的7月，爱玛在面签的那个早晨斋戒祈祷。她的姐妹内拉陪她去了大使馆，她说爱玛在面签结束后直直地向她跑来并喊道：「我成功了！」内拉说：「她都跳起来了，她太高兴了。我对她说『趁他们把这个签证收回之前，我们快走吧』。」
爱玛能明白为什么妈妈们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孩子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得不离开，因为她们太惭愧了，根本开不了口。但是她已经习惯于什么事都跟自己的女儿商量了，哪怕是她们的月经周期，都要一起讨论。所以当她回到家里的时候，她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且告诉孩子们：「妈妈要去美国做一份更好的工作了。」
她的11岁的小女儿伊泽瑞尔喊道：「妈妈，不要去！」大女儿尤尼斯提出她们可以不坐三轮车改为步行上学，这样就可以给学费省出不少钱。长大的女儿们显得无忧无虑。其中一个姑娘问她：「妈妈，你是不是打算挣很多钱给我们用？这样我们就能够买得起李维斯的牛仔裤？」爱玛还记得伊泽瑞尔跟她们说：「我不需要李维斯的牛仔裤。」
2000年的8月21日，爱玛从她的办公室借了两辆服务车，带着她的女儿、丈夫和她的姐夫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卡加延·德奥罗的小机场。爱玛带了一个手提箱，里面装了四条裤子、一件毛衣、两双鞋、两件睡衣和一把发刷。拜姬嘱咐过她不要带长裙，因为在纽约根本不会有需要她穿长裙的场合。在终点，她们俩都哭了。爱玛的女儿们将由她们的父亲和两个爱玛用20美元一周的价格雇来的「帮手」负责照顾。爱玛一个人跑进货摊旁的厕所里哭泣，她说「我的良知在告诉我『别丢下你的孩子。别丢下你的孩子。她们还小她们需要你。』」
爱玛搬到了拜姬租住的一居室的公寓里，这个公寓在伍德赛德的菲律宾人聚居的皇后区。超过13000的菲律宾人聚居在罗斯福大道附近的街区，因为这儿离地铁7号线也近，去时代广场非常方便。罗斯福大道已经不断地在适应这些新女性移民们的需求：这里有专门售卖保姆、管家和家庭健康护理的工作服的商店；还有物流和汇款中心，工人们在这儿把自己的收入所得和礼物寄给他们的家人。在7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的菲佣都是男性，他们大都在商船队和建筑施工队工作。但是90年代以后，不仅仅是菲律宾，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移民持续增多，母亲和女儿们纷纷离开她们的家庭来做只有女人能胜任的老幼病残的护理工作。这些工作都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女性不再有时间或者有意愿去做的事情。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所的玛利亚·伊萨拉教授认为这批女性菲佣充当着「情绪上的无产主义者」，她们「投入真实的情感来挣钱」。
爱玛和她的姐姐拜姬睡在同一张床上，拜姬每天都工作得很累，所以尽管爱玛一直希望能和她聊一聊，但是拜姬要求爱玛保持安静好让她休息。她们的两个老乡，一个是保姆和一个是管家，她俩睡在她们家的沙发床上。爱玛来到纽约的第二天，她先是向当地的菲律宾保姆事务所投递了自己的简历，然后在拜姬工作的时候跟在她的身后，记录下她的姐姐如何用美国人的方式打扫卫生，例如要使用漂白剂而不是肥皂水、要使用电熨斗而不是点燃的椰子壳的灰烬。在爱玛来纽约的第三天，拜姬让她练习一个人坐地铁。爱玛不太明白为什么地铁的车厢里满满的人似乎都是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的。她问自己的姐姐：「美国人去哪儿了？」
事务所在查巴克给爱玛找到了一份工作，爱玛在这儿见到了她想象中的美国。爱玛的雇主的房子看起来就像爱玛在他爸爸带回来的挂历上的插画，爱玛的爸爸是二战老兵，这个日历是他退役之后拿回来的。这个挂历中每一个月都配有一个美式建筑的特写，有一个烟囱和两块草坪。
爱玛每周可以挣375美元，她的工作内容是负责照顾一个一岁和一个三岁的小女孩，为此她每周要在雇主的地下室住5个晚上。在她工作的第一天，她很疑惑她的雇主穿着运动服出门后，过了几个小时又回来了。她跟姐姐打电话说自己的雇主似乎连工作都没有。拜姬劝诫她：「什么也别问。记住，你只是个帮佣。」
爱玛幻想过自己能利用空闲时间做些事情，比如她计划亲自辅导自己的孩子阅读，但是当她意识到如果她不想一些替代方案的话她就会搞砸她的工作。爱玛说：「我告诉自己，是时候关注你要照顾的这些孩子们了。于是我把对我自己孩子的爱转移到了这两个小姑娘身上。我想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们。」
她每晚给这两个女孩读书，读完之后鼓励她们复述这些故事并且练习26个字母的发音。爱玛在她的活页笔记本里写下自己最喜欢的故事书的名字。每到周末，她会去巴诺书店把这些书买下来然后寄给她的二女儿洛葛仙妮。洛葛仙妮有一个一岁大的儿子，她很惊讶地发现在菲律宾克利福德，很少有纸张光滑印刷清晰的儿童读物。当爱玛叮嘱她要每晚给孩子读睡前故事的时候，她回击道：「你都没有对我们这么做过。」
爱玛在她的公寓里放了几张女儿们的照片。她已经有16年没有见过她们了。
在查巴克的每一餐，爱玛时不时地会陷入到内疚感中然后没有食欲。她说：「等你有孩子了，你就会想把你吃到的所有的东西都跟孩子分享。」个别清晨，爱玛在给雇主家的两个孩子梳洗的时候，她会想到自己的年幼的孩子没有妈妈陪在身边，得在帮佣的帮助下做上学的准备，她会忍不住哭出声来。帮佣中有一个人也有一个儿子，爱玛会问自己的孩子用人来照顾她们的时候，谁来照顾她的儿子呢？爱玛的女儿回答不上来，爱玛就会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上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看护着别人的孩子的母亲衔接成的。
爱玛每周会买一张30美元的电话卡，然后每天给家里打15分钟的电话，分别能跟三个女儿聊上5分钟。有时候她能听到伊泽瑞尔在电话那头大喊：「我没时间跟妈妈聊天了！我还要跟妈妈说话呢，她们在抢我的时间！」尤尼斯说她们的父亲让她们别在电话里说坏消息：「我们告诉妈妈『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家里一切都好』。」爱玛喜欢做愿意，她种过菠萝蜜、茄子、秋葵、红辣椒、大丽花和红色的火鹤花，但是几个月之后爱玛的朋友告诉她，她种的这些植物都死了。每当爱玛担心她的孩子们瞒着她在做坏事，她就会打电话给自己在马来巴来做警察的侄子询问自己的女儿有没有嗑药。爱玛的侄子向她保证这几个姑娘都没有接触毒品，不过他还会告诉爱玛，皇后区的菲佣中谁的孩子最近已经在嗑药了。
爱玛的女儿私下里会给爱玛写长信去倾诉她们的烦恼。伊泽瑞尔有一次在给爱玛的信中写道：「妈妈，当我的姐妹们都排挤我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没有你我觉得很迷茫。」爱玛的大女儿玛娅·安曾经写过这样的话给她：「妈妈，你不在我身边我真的太孤独了。」她还告诉过爱玛他们的爸爸沉迷于派对：「别再给爸爸打钱了，因为他还会把这些钱拿去喝酒。」
爱玛让洛葛仙妮掌管家里的财务大权，但是家里的其他姑娘认为洛葛仙妮在滥用职权。爱玛的女儿KC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洛葛仙妮会在我吃饭的时候在旁边算我吃了多少钱。有的时候她一直在我耳边碎碎念，我都吃不下去了。」KC觉得洛葛仙妮这样做会让她觉得她不配得到这些东西，她在给妈妈的长达十页的信中写道：「我会记得在家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到了我自己组建家庭的那一天，这些痛苦的回忆依然会伴随着我。」
旅行签证的有效期最长只有半年，爱玛想在签证到期之前回一趟家。但是飞机票很贵，她很难支付得起这样一笔钱。2001年的时候，菲律宾日报的调查板块出了一版头条题为：「菲佣的共识：留在海外」。这篇报道中有一段对当时的菲律宾总统的采访，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总统在这段采访中表示：「我们是正在依靠那些在异国辛苦工作的人们的。如果你能在国外找到一份工作，并且这份工作可以养活你在国内的家人，或许，你应该留在那里。」
爱玛劝说她在国内的教友埃斯皮和迪莉娅跟着她一起到纽约工作。她表现出自己对新生活非常满意。埃斯皮当时有四个年幼的孩子，她向爱玛表示自己一直有一个想法，「想去某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地方。我只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去那个人们称之为『国外』的世界。」
埃斯皮和迪莉娅在2001年的时候来到了纽约，并且找了份保姆的工作。爱玛的雇主会在周日的晚上出门，每到这个时候，爱玛会舒舒服服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给埃斯皮和迪莉娅打电话聊天。她们在电话中用对方雇主的名字互相称呼。她们嬉笑着：「你好，贝拉太太。」「哦，晚上好，施瓦兹太太。你今天怎么样？」
爱玛出门一般都是去曼哈顿的菲律宾银行给家里寄钱，她每次只给自己留20美元，然后把其他这周赚的钱都寄出去。这些钱基本都花在她的女儿的身上，然而与此同时，爱玛的姐妹、同事和朋友都希望爱玛能对他们施以援手。她的一个姐妹给她写信：「可怜可怜我吧！」还有两个朋友请求她「展示一下财力」，这样他们的家人就能去科威特和意大利工作了。她的朋友向她乞求：「任何数额都行。爱玛，任何数额。」那些远在故国的熟人们都会用一些迂回的方式，他们会在信中写上他们所想象的爱玛拥有的财富，并且大力称赞她，然后在信中附上他们的银行账号。爱玛的一个朋友写信给她说：「听说你现在都是百万富翁啦。」还有一位菲律宾前同事跟爱玛这样讲：「我敢说你现在一定非常漂亮，毕竟你有那么多美丽的钻石。」
拜姬和她的朋友们称呼爱玛为「身陷困境的女孩」，因为爱玛几乎每一餐都在吃售价两美元的中式鸡丝面。不过爱玛觉得比起那些免费的用炒面做成的薄脆，鸡丝面已经相当不错了。埃斯皮每餐也是这么对付过去的。她跟记者说：「我们心中铭记着我们需要为了家庭牺牲我们自己。这就是这份职业的方向。」
每个月爱玛都要去菲律宾城罗斯福大道上的约翰尼空运公司买一个硬纸箱。这个硬纸箱有一个小冰箱大，爱玛会用好几周时间在这个箱子里塞满咖啡、午餐肉罐头、巧克力、雀巢或者菓珍的饮料冲剂、化妆品和从好事多超市买的衣服。爱玛知道几乎所有的在国外的菲律宾人在自己居住的公寓里都有个balikbayan箱，也叫「遣返箱」。爱玛每填满一个这样的箱子，就立刻把它寄往家里。不考虑重量的话，每次邮寄都要花65美元，并且要经过两个月才能通过集装箱船寄到菲律宾。这是爱玛用来表达她对孩子们的爱的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当爱玛的孩子跟她抱怨那些寄到的衣服都已经过时的时候，爱玛就会让他们进行车库拍卖，然后下次她会寄更多的东西过去。
爱玛在第一位雇主家待了两年，后来她听说在长岛市做管家每周至少可以挣到55美元。这样干上一年，她就能赚到一个女儿度过大学四年所需的费用。但是她不想离开已经照顾了两年的两位小主人，所以她询问雇主可不可以给她加薪，但是雇主拒绝了。
爱玛难过地和两位小主人分别了。她说：「我已经喜欢上她们了。」爱玛在第一个雇主家工作的最后一天，雇主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把爱玛送到了火车站。雇主告诉自己孩子们，爱玛只是去度个假，爱玛也试图表现出自己只是暂时离开她们，但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说：「分别真的太痛苦了，因为我已经和我自己的孩子们经历了这些，所以，老天啊，我真的不想再体验一回了。」
爱玛的二姐内拉在布基农省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一直嫉妒着自己的两个姐妹的收入。她一直在比较着，如果自己可以到美国工作，可以比现在多挣多少钱。直到美元对比索的汇率大涨，内拉终于决定加入她的两个姐妹。2006年，内拉已经57岁了，并且把她的孙子们送到了学校，她搬到了纽约，然后照顾一个濒死的女士，担任她的管家和佣人。内拉和其他五名曾经担任过教师的女性住在皇后区的同一间公寓里，这里面有三个人曾经在她的学校工作过。
内拉被爱玛对于在美国生活的评价触动了。内拉看到爱玛马不停蹄地连续照顾九个孩子，（内拉形容这个场景「就像走台阶似的」），她内心对这个场景产生了警惕心理。内拉过去常常叫爱玛「辛德瑞拉」，因为她非常美丽却受尽折磨。内拉总是督促爱玛去美容院做个头发。爱玛现在有个鲜红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品牌的胸罩和一个手镯，拥有这些东西让她的心理健康状态好了一些。爱玛跟记者说：「五年了，我没给自己留下任何一件东西。现在，我终于可以问自己一声『我现在怎么样？』」
在写给爱玛的信件中，爱玛的丈夫总是再三地告诫她去做一个「好姑娘」、「好妻子」。爱玛想知道这些警告是否是她丈夫心里某些想法的投射。爱玛每次问自己孩子们，爸爸是不是另有新欢了，她们会告诉爱玛：「哦，妈妈你别想这个了，忘了这个念头吧。」
爱玛的朋友中有很多人只是拥有着一个名义上的丈夫。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是来美国寻求自我发展，或者是为了逃离充斥着家暴或者已经失败了的婚姻的。菲律宾人认为离婚是非法的，但是移民海外被人们认为是「菲律宾式离婚」，但是大部分的移民者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挣生活费才来到美国的。她们是很快适应了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做决定，爱玛说：「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女权，似乎我们想要成为主宰。」
当爱玛的雇主反复地强调他们的指令，似乎以爱玛的心智没法记住这些要求，或者是他们坚持让爱玛不要用拖把清洗地板，而是一定要跪下来用海绵擦洗的时候，爱玛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内拉劝爱玛别那么犟，「只要他们没伤害到你或者是打你，就让这些事过去呗。」内拉称呼自己的雇主为「夫人」或者「先生」，她总是念叨着那句菲律宾谚语：「你装粮食的箱子满了，你再反驳回去。在那之前，还是闭嘴吧。」
爱玛和内拉发现，在雇主眼里，菲佣是从事家政工作的各人种中最高级的那一拨。似乎她们的菲律宾国籍成为了家庭责任感和顺从的同义词。现在纽约州里有约20万菲律宾女性被雇佣为家政工作者，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劳动力，以及为老年人和儿童设置的专项资金服务的缺乏，人们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长。美国家庭佣人联盟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表明全美三分之二的保姆、管家和家庭健康助理是移民，而在这部分人中有半数是非法移民。正是因为这些从事家政工作的移民，纽约人能够自由地享受公共生活，不用再为家务活烦神：家政工作者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管理着这些私人住宅。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第一版劳工法被通过的时候，南部的立法者们的努力使得家政工作被排除在劳工法的讨论范围外。这使得美国内部依然存在着种族歧视并让黑人劳动力成为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1938年，在那封由「15个疲惫的女仆」署名寄给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有这样的呼吁：「我们女孩需要得到跟其他的劳动群体同等的关注度。」她们的要求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关注，直到30年后，非洲籍的女性继续为女性争取更多利益。那些来自有色人种的女性移民充当了被抛弃的角色。美国家庭佣人联盟的领导人蒲艾真表示：「大批女性移民逃离她们祖国的经济窘境，她们已经在困境中创造出了机遇。而这些正在看护着我们所挚爱的人的女性，却没有办法照顾好她们自己。」
纽约是美国通过法律保障家政工作者权益的六个州之一，它规定这些家政者的最低收入水平线，加班时长以及为她们提供保护以应对工作中骚扰。但是很少有工人或者雇主知道这些法律。提倡保护菲律宾裔家政工作者权益的组织「团结行动」的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琳达·欧力灿谈到，工人们担心如果自己利用纽约在2010通过的这条法律来尝试着改变他们的工作条件，他们就会被举报非法务工，然后他们会失去他们的推荐信或者失去他们的家庭赖以为生的收入。
欧力灿1994年离开菲律宾来到纽约从事家政工作，她认为这种外出工作向家里汇款的这种传统滋生出一种政治满足感：那些家里有人在国外做菲佣的家庭相较起来更不容易反对菲律宾政府或者抗议腐败统治，因为他们有家人从国外的资助，他们在这种保护下生活得很好，尽管他们的社会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当欧力灿听到政策制定者在谈论移民们的时候表现出他们好像是自愿离开祖国的时候，她感到很挫败，欧力灿说：「他们忘记了这些女人出身在哪里和她们离开祖国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团结行动」的很多成员开始怀疑她们当初做出离开的选择的正确性，特别是那些孩子还年幼的女性。欧力灿跟记者说：「当你成为一个保姆，你就会发现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头几年有多么关键，这几年几乎决定了孩子的价值观并且奠定了孩子人格形成的基础。」
欧力灿的女儿丽雅大学毕业之后跟随母亲来到了纽约，现在她也在「团结行动」这个组织工作。丽雅今年38岁，她告诉记者自己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张的，除了政策她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话题。在菲律宾国内，她的妈妈是反对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军事政权的激进分子们的领导人，丽雅第一次看到工作状态中母亲时，她觉得自己不再了解这个女人了：「我脑海中曾经有过那样清晰的图景，在中央公园里她推着婴儿车走在我的前面，车里躺着个白人小孩。现在这个图景消失了，你会有点心寒。我告诉我自己，你失去你的妈妈了。」
爱玛越来越适应在美国的生活，这让她渐渐淡忘了她当初来美国的目的。当她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她的目标就转变成了回家。到2013年为止，爱玛所有的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她们中有四个人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的那几个抱怨薪水太低：其中一个在政府部门做行政管理的工作，另一个在选举委员会担任秘书，还有一个是便利商店的经理。她在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女儿是尤尼斯，她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担任部长，并且还会给她姐姐和她的孩子们寄生活费。当尤尼斯询问爱玛她什么时候会回家的时候，爱玛总是回答道：「快了，快了，但是现在还不行。」然后爱玛会谈起那些拖欠的费用。爱玛现在和女儿们交流的唯一渠道就是脸书，女儿们会在脸书上上传自己结婚时的照片和视频，以及自己的孩子们出生之后的照片。爱玛生日的那天，女儿们烤了个蛋糕，在奶油上写了爱玛的名字，然后上传了她们为妈妈唱生日歌的视频。
2014年，爱玛58岁了。她跟自己的丈夫离婚了，这样她就能自由地选择一位美国人结婚了，这几乎是她获得绿卡的唯一可靠途径了。有了绿卡以后，她就可以回菲律宾去见见自己的女儿们，并且不用担心被禁止重返美国了。从90年代开始，尽管有雇主们的担保，但是法律对那些低收入群体获得绿卡的限制越来越多了。尽管爱玛的雇主用现金支付她的薪水，但是爱玛跟她的很多一样坚持纳税，这样如果法律有松动，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声望。
爱玛和他的前夫签署的离婚协议在菲律宾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只在美国国内有效。在前夫同意离婚之后，爱玛越来越频繁地选择在晚上9点出门，以图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悲痛中转移出来。在一次派对中她认识了艾薇。艾薇也是菲律宾人，也在这里做保姆，她今年只有37岁，比爱玛的大女儿小一岁。艾薇深情满满，充满朝气并且非常能干；尽管有的时候她会处于抛弃孩子的痛苦情绪中。艾薇似乎一直处在发现自己被困在纽约的震惊中。艾薇的出现给爱玛带来一丝安慰，爱玛说：「我们有同一种孤独。她的脸看起来很像我的女儿，我们似乎就是一家人。」
艾薇之前做的是助产士的工作，她决定自己要忠于留在故乡菲律宾南部的三宝颜市的丈夫。她跟爱玛之间的友谊帮助她拒绝跟其他男人发生亲密关系。艾薇说：「我的个性很容易被其他人吸引。」2010年的时候，在艾薇前往美国的同时，艾薇的丈夫放弃了自己的护士工作，专心在家照顾他们三个年幼的孩子，他抱怨自己太没用了。他跟艾薇说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帕拉蒙」，在菲律宾这个词指的是动物饲料。艾薇说：「因为他说我像养一只鸟一样在饲养他。然后他就一直张着嘴等着我喂。」
去年夏天，艾薇经常在爱玛的公寓留宿，后来爱玛就告别了之前的室友邀请艾薇和她同住。爱玛从家得宝家居连锁店买了一个木制的割断，然后利用这个割断把客厅改成了卧室。她跟艾薇就一起睡在卧室里一张配有双单人床垫的床上。爱玛的侄女在纽约做家庭健康助理，她就睡在爱玛和艾薇的上铺。如果爱玛晚上打鼾，艾薇就会尝试用抱着爱玛的方式让她不再打鼾。艾薇之前用这种方式让她的妈妈不会再打鼾，在艾薇高二的时候，她也和自己妈妈睡在一起。
爱玛的姐姐内拉说，爱玛开始跟人们讲她领养了一个女儿。渐渐地，她不再用领养这个词了。有时候，爱玛省略「领养」这个词，会让熟人以为是她的一个女儿拿到了签证来这里陪伴爱玛，爱玛会非常高兴。爱玛的女儿尤尼斯也非常惊讶。她有时候在爱玛的脸书主页上看到爱玛和艾薇的合照，然后会看到自己的妈妈在照片下写道「妈妈和女儿」。艾薇跟爱玛的女儿在脸书上解释道：「你们的妈妈只是太想念你们了。谢谢你们允许我借走她来充当我的纽约妈妈。」尽管尤尼斯希望自己能成为那个正在享受母爱的人，但是她依然感到非常高兴妈妈有一个忠诚的能一起生活的人，她说：「至少对于我妈妈而言，在纽约也能有一个人像她的女儿一样。并且在我看来，对于艾薇，她也是在寻找妈妈。」
还在菲律宾的时候，艾薇一天要跟妈妈说很多次话，哪怕她在工作她也照做不误。在纽约，她也用这种模式和爱玛相处。艾薇一周有五个晚上再查巴克她的雇主家休息，她会给自己设一个5点钟的闹铃，这样她就能叫醒爱玛让她能够准时到曼哈顿上班。艾薇会询问爱玛「你早上想吃什么？」，用这种方式从睡梦中叫醒爱玛。
晚上，如果艾薇在跟爱玛聊天之前就休息的话，她会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然后时不时地惊醒，看看爱玛有没有给她发信息。艾薇告诉记者：「我要是一天没跟她聊天，我就浑身不舒服。我会觉得像是少了什么似的。」
一天晚上，艾薇正在和爱玛视频聊天，艾薇的雇主走进艾薇的房间，艾薇向她摆动着手里的iPad，示意她看屏幕上的爱玛：「这是我的妈妈！」
爱玛用手捂住自己的脸，说道：「别那么做！」
艾薇对爱玛说：「但是我希望夫人见一见你。我为你感到骄傲。」
这一年的情人节，爱玛和艾薇去参加一个由来自布基农省的移民组织举办的派对。这个组织会常规性地为大学生举办募捐活动。这场派对的地点设在皇后区的菲律宾酒吧帝海文的一间四面都是镜子的舞厅。25个红色的爱心型卡片在墙上被摆成了一个相框，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碗浮着玫瑰花瓣的清水。客人们来齐了之后，爱玛用手指在空气里圈了一个长方形，被括在这个长方形里的孩子都曾接受过她的捐助。在舞厅里最年长的女性是爱玛五年级时候的老师帕兹，她穿着一件缀着亮片的上衣，手拄着拐杖。帕兹已经在美国从事将近30年的家政工作了。爱玛向记者耳语道：「她是一个工作狂。」
舞厅里差不多有100位女性，里面有一部分是带着伴儿来的。这些男士中大部分都是白人，而且看起来实在没什么吸引力。爱玛坐在她前室友安妮塔的身边，安妮塔现在负责照顾一个濒死的老人。爱玛和她的朋友很乐观，因为奥巴马总统将会通过一个行政命令，给那些坚持纳税的移民获得工作签证的机会。尽管她们越来越清楚这个命令并不会很快下达。安妮塔和她负责照顾的男结婚了。爱玛跟我说：「安妮塔一次税都没有缴过。」结婚的价格持续增长中，爱玛告诉我，这个价格现在已经涨到20000美元。
这个组织的主席询问大家：「今夜你寻到心中所爱了吗？」说这话的时候，她站在舞厅的前方，背靠着一块写着「满是美好的夜晚」的牌子。
艾薇尖叫道：「找到啦！」
主席又问道：「只在今晚吗？」
艾薇又回答道：「每一天都能！」她大笑着看向爱玛。后者摇摇头：「太疯了。」
艾薇穿着一身缀满亮片的红色紧身长裙，她花15美元在网上买了这条裙子，然后其他买家都同情她买的不值。爱玛则穿着一条开叉的绿色贴身长裙，脚踩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主席讲完话之后，DJ开始打碟，艾薇和爱玛开始一起跳舞，时不时拉着对方转一个圈。后来还有四位女士加入了她们，她们围成一个圈，击掌伴舞。
第二天早晨，艾薇五点离开爱玛的公寓去车站坐火车回查巴克。她服务的那一家出门度假滑雪去了，艾薇得照顾他们的狗、猫、金鱼和仓鼠。整整一周她都一个人待在这个像度假酒店一样的地方，这房子里有一个被白色栅栏围起来的泳池，一个露台，一间酒窖和一个健身房。艾薇刚到这所房子的时候，她一直不停地给自己的手机充电才能一直在脸书发信息给自己的亲友分享她在这里的见闻。艾薇此时给爱玛发信息说：「我现在孤独得想要大喊大叫。爱玛回复她：「喊出来吧！你的老板现在又不在。」
派对之后过了几天，记者又一次拜访了艾薇，她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了，似乎市郊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她：艾薇在前额绑着一条红色的止汗带，穿着黑色的瑜伽裤，脚上踩着卡洛施品牌的便鞋，在房子里轻步快走。她用雇主的营养子弹牌食物搅拌机给我做了一杯冰沙，用玻璃酒杯盛好递给我。一大堆混乱的信号涌出，提示记者艾对这个像迷宫一样的房子已经十分了解了。当我们向房子的三楼走去的时候，艾薇跟我说：「这儿是我的领土啦。」我们经过洗衣房，发现在这里有两套标准尺寸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之后我们到了艾薇空旷的没什么家具的卧室，房间里的地毯才用真空吸尘器吸过。艾薇在她的床头放着她照顾的小男孩写给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非常非常爱艾薇。」并且他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圈爱心。艾薇称呼这个小男孩为「阿拉嘎」，这个在菲律宾语境里是指那个被喜爱的人或者宠物的。在这封信的旁边，是艾薇拼贴的一组照片，照片上是艾薇在查巴克照顾过的18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以及祖父母，还有两张她在菲律宾的家人的照片，她在这组照片下面写道「我的家族」。就在前一年，在艾薇的请求下，她的家人们去三宝颜市的一家摄影棚拍了这几张照片，并且把艾薇的形象数码合成到了这张全家福上。照片上，艾薇就插在她的丈夫和她的二儿子中间。
艾薇跟我说她一整个早上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因为她发现她的儿子在脸书上上传了他在情人节收到的巧克力，却对送巧克力的她表示感谢。她通过网络电话向丈夫抱怨道：「你们这些家伙总是忽略我！」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她就会在心里想自己的儿子比她雇主家的孩子懂礼貌多了——雇主家的孩子可是会因为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冲自己的妈妈大喊大叫的人，不过这个想法也没让艾薇感到多少安慰。艾薇跟记者说：「我每天晚上都在祈祷，希望我的孩子会感恩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他们不会的。」
她也在担忧自己对丈夫的情感是否真的能不变。在和记者会面的前一晚，她挂了丈夫的电话，因为她想在临睡前听一听爱玛的声音，她跟丈夫说：「我现在正在等妈妈的电话。」艾薇随后就觉得非常内疚，因为她发觉自己的优先顺序发生了倾斜。爱玛在纽约生活的时间是艾薇的三倍，艾薇发现爱玛的思乡之情已经发展到了后期，她并不像自己需要她一样需要自己。当记者提到她前一天才和爱玛见了一面，艾薇随机问道：「她提到我了吗？她对我还满意吗？」爱玛对艾薇没有安全感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她向艾薇解释过：「你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你从各种途径提供给我生活的动力。但是你得接受有的时候，我真的在忙，而且忙到我没办法接电话。」有的时候爱玛会让艾薇跟自己的三女儿伊莱恩·梅聊天，伊莱恩会给艾薇发超级多的信息让艾薇没办法在短时间内都回复完。
为了缓解她的孤独感，艾薇决定春天的时候在城区找一份工作，这样她就能每天都能回到爱玛的公寓了。在查巴克工作的这5年里，艾薇每天能挣130美元。起初，艾薇很满意这种住在雇主家的工作方式，这种独居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她保持自己对丈夫的忠贞。但是现在她只求能够跟爱玛共同度过工作日的夜晚。
但是春天真的到了，艾薇却改了主意。她解释道：「跟这家人告别真的太难了，因为他们真的拿我当家人对待。他们是家人，我爱他们。」当最小的男孩在夜里无法入睡的时候，他偶尔会悄悄爬上楼，钻进艾薇的被子里。艾薇补充道：「最大的男孩总是在问我，『艾薇，你真的爱我吗？我结婚以后，你还会不会继续照顾我的孩子？』」
爱玛想在自己65岁之前回到家乡，这意味着她最多在纽约再待五年。爱玛的这个想法让艾薇非常得不安，因为艾薇至少还要在纽约再待上10年，直到她负责看管的最小的男孩从大学毕业，她才能考虑离开这件事。而掌握一个人离开的时机，是一样非常危险的艺术。爱玛、艾薇和她们的朋友之间谈论起回菲律宾，更像是在交代后事，或者是一种无止境的家族狂欢，到那一天，她们终于可以因自己为家庭所作出的牺牲获得相应的回报。回去的念头时常闪现——在她们终于供自己孩子上完了大学的时候；也经常出现在供自己的孙子们大学顺利结业。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离开的时机的计算的方式会变得更为复杂。她们应不应该在纽约待得更久一点，节省下一笔退休金，但是与此同时还要冒着在美国生病的风险？或者过早地离开美国，然后等到在菲律宾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重新回到之前一贫如洗的日子？
最近，爱玛的一个好朋友悲剧性地错过了她回去的时机。她被诊断为卵巢癌，并且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寿命，她甚至都没有再见分别多年的家人一眼，就离去了。爱玛和她的朋友们筹款建了一个「死亡救助」资金。她们希望能帮助到这个朋友的丈夫能够支付得起将她的骨灰运回故乡的费用，这个朋友的丈夫在菲律宾经营一座农场饲养家禽，爱玛曾经拜访过那里，知道他的经济能力难以负担这笔费用。在移送遗体的前一天，记者陪同爱玛在上东区完成她的看护工作。爱玛三天前去看了她的朋友最后一眼，她震惊地发现她的朋友变得极其得瘦小。她在工作中一次次试图忘掉这段回忆，她问我：「这究竟是怎样的人生？」
爱玛很感激她的小阿拉嘎在这期间分散了她的注意力。鲍威，这个两岁大的小姑娘总是开开心心的。鲍威住在一个小型公寓里，然后她总是把早晨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从她爸妈的床跑到沙发跟前，再跑回去，如此往复，乐此不疲。她也很喜欢爬上沙发的扶手，然后像骑马一样骑着它。当她想要骑在她那只刚刚输过血的英国斗牛犬身上，爱玛立刻把她从狗的背上抱下来，并对鲍威说：「鲍威小宝贝，不能骑在狗狗的背上。」当爱玛站起来去给鲍威拿果汁的时候，鲍威会跟在她的后面，然后抱紧她的大腿。爱玛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她就是喜欢抱着我的大腿。」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发梳从鲍威的前额梳下一缕头发。
在操场边，其他的保姆正在给雇主发信息汇报：她们的小阿拉嘎刚刚吃了什么，她们刚刚换下的尿布上都有啥，孩子们刚刚午睡了多久，他们刚刚产生了哪些小情绪。爱玛心里有一套松散的理念：家长们是操作木偶的人，越是密切地监视着他们雇佣的保姆，就越会教出目中无人脾气暴躁的孩子。鲍威的父母生活懒散，鲍威也是。唯一能够让鲍威哭到十秒以上的事情，就是她的爸爸在午休的时候不陪她而是去遛狗。爱玛从背后揽住鲍威，说道：「爸爸妈妈回家了，她就是想跟他们在一起。我明白这点，因为我的女儿也是这样。」
鲍威的父母是做护士的，他们要工作得非常辛苦才能支付得起孩子的看护费用。爱玛不止一次评论说他们的公寓比自己住的那间还小。鲍威睡在壁橱里，他的父母睡在客厅。俯瞰这个客厅，你会觉得它看起来很像一个天井。爱玛觉得这对夫妇过的生活让他们更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自己的女儿儿子。爱玛和这家的女主人都要在早晨五点起床去工作。雇一个保姆来照看自己的孩子，尽管这个做法更像是富太太们的特权，但是如果在这个国家，可供购买的儿童护理服务就那么几种，这就是两个上班族妈妈之间的协商。女主人觉得她没办法证明花钱请保姆这件事是合理的，但是她认为维持自己的社会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她没有办法放弃自己的工作。她向记者表示：「如果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照顾鲍威，我就会觉得我是在这个房子里她的专属奴仆。」她聘请爱玛每周照顾她的孩子两天，其他时间就由鲍威的祖父母们代劳。在余下的三个工作日，爱玛为其他四位委托人担任管家，其中有一位要求她能够工作8个小时。
爱玛在鲍威午睡的时候跟我说，「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对这些工作彻底厌倦了。我已经干这份工作16年了，每天都做着几乎同样的事情。」在每天工作的最后，爱玛要把客厅的灯全部关掉，洗干净洗碗池里的脏碗然后把鲍威扔在地板上的玩具收拾好。做完这些，她会坐在厨房里看一本叫做《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守则：主管十条》的书。她希望能制定出更好的募款措施，这样就能在布基农省建设几个奖学金，这个项目给她一个机会用到她学过的会计的专业知识。爱玛已经失去了她在菲律宾从事的那份工作，她辞职的时候，她的上司写信挽留：「换了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能把这份工作做得像你这样好，因为他们没有你的能力和你不同寻常的杰出表现。」但是爱玛已经不能回到她曾经的工作领域了。
爱玛的女儿和朋友们依然梦想者能够出国，哪怕不是去美国，去日本、香港或者新西兰都可以。爱玛说：「这个循环不会停止的。」她发现她没有办法打消她的女儿要跟随她来到纽约的念头。她已经有16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们了。
爱玛至今都无法谈论当时离别的情景，每次回忆起，她都只能默默哭泣。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孩子们的语气都变了；竞争也逐渐减少了，辞职的人越来越多。早些年，爱玛的孩子还会猜测，妈妈会在哪个假期的时候回家。渐渐地，她们不会再问爱玛的计划了。她的女儿洛葛仙妮在信中写道：「我坚信，如果老天保佑，妈妈你终有一天会跟我们团圆的。」
尽管爱玛极度渴望看到她的孩子们，但是她并不希望孩子们走上她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她不愿意去想她们也得去照顾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她告诉记者：「我觉得我的孩子们没办法处理好这些事情，她们太瘦弱了并且身子骨也不结实，而且她们连怎么打扫卫生都不知道。而且到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教会她们怎么成为一个好管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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