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或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最高水平的傑出學者。這類學者獨樹一幟，學有專精，影響巨大，被稱為學科帶頭人。新中國第一個彝族教授劉堯漢就是當代彝學研究領域中的領軍人物，他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創辦和彝族文化學派的崛起立下了開拓之功，在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從山野採獲了一個又一個豐碩的鮮果，為弘揚彝族文化，豐富中華文化寶庫作出了突出貢獻，讓我們追尋劉教授的人生足跡，去領略其用生命鑄就的學術風采。
劉堯漢先生１９２２年７月出生於雲南楚雄哀牢山區的彝族家庭。１９４２年考入雲南大學，在費孝通教授指導下憑藉第一手調查材料寫出《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一個典型實例》一文，這是他對自己所出生的奴隸主家族史前後作了十年調查研究的成果。
它解決了國內外史學家都存在的一個懸而未解的難題，即奴隸制生產方式究竟是如何向封建制生產方式過渡的？這篇論文被我國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發現，他特地寫了一篇推薦文章，稱讚這篇論文是他最喜愛的論文之一。它的妙處“正在於所用材料，幾乎全是取自實地調查，無史籍可稽。……劉堯漢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許多妙齡女郎之一，我願意替她介紹一下，摘出‘歷史輪廓’一項，借《史學》的地盤和吉士們會面”（見范文瀾《介紹一篇待宇閨中的稿件》，載《光明日報》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４日“史學”專欄）。範老將劉稿稱許為“山野妙齡女郎”，隨即在學術界傳為美談，青年劉堯漢也因此一舉成名。
１９５３年３月調京工作。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期，在學術界時值南詔統治者蒙氏族屬久懸不決，爭論頗多且涉及境外的“泰族說”。基此，為解決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的民族成份問題，受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西南民族研究室的派遣，青年劉堯漢深入到南詔開國君主細奴邏的故鄉——蒙化（今巍山縣）及至周邊哀牢山域進行實地考察，並查獲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後裔的三份父子連名的彝文宗譜；並查知南詔蒙氏家族也具有彝族現存的靈臺、火葬、巫畫等多種文化特徵，這些與南詔相關的民俗事象與彝文父子連名宗族形成互證，據此寫成《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屬於彝族之新證》一文，發表在《歷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二期，為南詔蒙氏家族屬於彝族之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民族學研究新證。這一重大成果澄清了涉及我國領土完整的重要史實，平息了國際學壇對南詔族屬問題的爭端。你知道嗎？我國是火藥和火炮、突火槍等火器的故鄉，這是世界公認的事實。但是從１５世紀以後，火藥和火器的改進、發明，似乎已經轉向西方，似乎中國再沒有什麼創造了。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劉堯漢在他的《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文集》中確鑿地證明：我國哀牢山彝族在１９世紀５０年代創造的手拋葫蘆飛雷，就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手榴彈，早了半個世紀。冬去春來年復一年，就是這樣一位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的彝族學人，在大小涼山和哀牢山，處處留下了他的足跡，川、滇彝族的村村寨寨，常常閃現著他的身影。通過成年累月的工作，他不斷髮現新的問題，作出新的結論。然而，文革期間，正值中年的劉堯漢以“歷史反革命”、“臭老九”的雙重身份歷盡坎坷。
１９７９年撥亂反正，他以飽滿的熱情，立志在有生之年以彝族文化為切入口，追本溯源，為揭開中國文明源頭之謎作大膽的嘗試。１９８５年出版了《中國文明源頭新探》，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它闡明：對中國哲學、科學技術具有深遠影響的道家及道教，及源出彝族及其遠古先民羌戎原始道教的虎宇宙觀，它由羌戎伏羲先天八卦所表達；其中隱含對世界現代科技有廣泛影響的電子計算機基礎二進制數學；此先天八卦和二進制又隱含於彝族十月太陽曆之中。《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道家與彝族虎宇宙觀》則憑藉彝族十月曆，揭開了中國文明源頭之“謎”，翻開了中國文明史研究的新篇章，為改變中國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的末尾地位，為恢復中國是世界文明鼻祖的歷史地位，提供了可靠的、新穎的證據。個人的學術成就並未讓他滿足止步，他渴望培育人才的意向與楚雄彝州加快發展的需要一拍即合。１９８３年４月，劉堯漢教授智力支邊受聘創建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並出任所長，率先在中國３０個民族自治州中開闢了培養專項族別文化研究的少數民族人才基地。誠如上海復旦大學文化史家蔡尚思教授所說，“我很盼望其它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齊，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
建所２０多年來，在劉教授的帶領下，立足楚雄彝州，馳騁滇川黔桂，開拓了具有綜合性和邊緣性的研究專題。劉教授指導彝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從田野調查出發，搶抓活史料。由於受現代文明的影響，活史料正在消失，若不及時搶救，終將無法彌補。劉教授充分意識到這一點，進而利用各種途徑、手段加以全力搶救。例如：畢摩是彝族社會中的民間知識分子，彝族古老的傳統文化均掌握在他們手中。然而，經過文革浩劫，出現“斷層”現象，８０年代後，尤其是進入９０年代以來，精通古彝文的畢摩已十分稀少，進行搶救己迫在眉睫。為此，劉教授擬定《彝巫列傳》的寫作計劃，於１９９０年指導青年學子李世康承擔寫作任務。當１９９４年《彝巫列傳》出版時，列入傳記的大部分畢摩在近年內相繼去世，慶幸搶救及時，一些重要活史料才得以存留。其社會調研的初步成果納入所辦《彝族文化》，自１９８５年始至２００５年止，劉教授主編《彝族文化研究叢書》（簡稱《叢書》）全套已面世４０本。均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套大型的學術研究叢書以開其先河的《中國文明源頭新探》（劉堯漢著）和繼後出版的《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太陽曆》（劉堯漢、盧央合著）二書作為《叢書》的主要基石。其中絕大部分專著都是楚雄籍的作者（包括在楚雄工作者）獨立撰寫或與外地作者合作完成。主要著作有：楊和森（彝）著，《圖騰層次論》；龍建民（彝）著《市場起源論》；盧央（彝）著《彝族星占學》；劉小幸（彝）著《母體崇拜》；普珍（彝）著《中華創世葫蘆》；吉克·爾達·則夥（彝）口述，吉克·則夥·史夥（彝）翻譯，劉堯漢（彝）整理《我在神鬼之間》；劉德榮、李世忠（彝）等整理《銅鼓王》；王天璽（彝）、何兆伯合著《論哀牢山彝族起義》；楊鳳江（彝）譯著《彝族氏族部落史》；楊繼林、申甫廉合著《中國彝族虎文化》；曲木約質（彝）著《涼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普珍（彝）著《道家混沌哲學與彝族創世神話》；李世康（彝）著《彝巫列傳》；鍾仕民（彝）著《彝族母石崇拜》：錢成潤、史嶽靈（白族）、杜晉宏（彝）合著《費孝通〈祿村農田〉五十年》；王敏、朱琚元（彝）合著《楚雄彝州本草》；劉宇（彝）著《涼山彝族英雄時代》；海乃拉集（彝）、曲木約質（彝）、劉堯漢（彝）合著《涼山彝族習慣法案例集成》；朱炳祥、普珍（彝）合著《摩哈苴彝村文化符號的人類學還原》；餘宏模（彝）著《明代彝族女傑奢香》；李世康（彝）著《彝族神鷹》；楊甫旺（彝）著《彝族納樓土司世家》；李朝真（彝）、段志剛（白族）合著《彝州考古》；王天璽（彝）著《宇宙源流論》；唐楚臣著《中華彝族虎儺》；普珍（彝）編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關聯》；普珍（彝）著《彝族羊文化與吉符、》；朱琚元（彝）著《中華萬年文明的曙光》：王光榮（彝）著《通天人之際的彝巫“臘摩”》等等。其中包括雲南、四川、貴州和廣西彝族作者所寫專著。這些著作均以其獨特的視角與方法，運用文獻古籍、考古文物、調查記錄和口碑材料，深刻而新穎地揭示了彝族的社會經濟、宗教信仰、科學技術、哲學民俗等歷史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劉堯漢教授稱其《叢書》中每一本都是“彝族山野妙齡女郎”，各有千秋。
對於選題，劉教授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任何一篇文章或專著，或多或少總得有新內容或是新觀點，才有學術價值。為此，劉教授指導弟子的文章專著，要求首先要在佔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觀點，觀點來源於材料，然後再優化選題，突出中心論題。例如：普珍女士所做葫蘆文化研究專題就是按照這一要求進行的，《中華創世葫蘆》這一課題，在歷經了多年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研究層層推進，由最初的階段性成果，逐步擴展為系統性研究，提示了葫蘆崇拜貫穿於彝族的人生歷程。主題也不斷深化，由最初的“彝族母體崇拜”到“彝族破壺成親、魂歸壺天”再到“彝族破壺成親、懸壺濟世、魂歸壺天”，選題在三次變更中最後優化確定，成為現在該書的書名。類似的事例在彝族文化的專題研究中還有許多，這是彝研所彝族文化整本研究的治學特色。
可以說，《叢書》每個選題、每一本書都凝聚了劉教授的心力和智慧以及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其中劉堯漢、盧央合著《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太陽曆》一書是發掘研究中華文化的重大成果，尤其是向天墳的發現開闢了中國天文學史中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破譯了中華文化中“三十六”和“七十二”這兩個成數的千古難解之謎。隨著調查的進一步深入，在彝區又發現民間遺存著比十月曆更為古老的彝族十八月曆，十八月曆的發現打破了墨西哥瑪雅人十八月曆的唯一性和神秘性，具有重大的科學史價值。學術無國界，１９９０年１月５日，法國海外科學院在巴黎舉行“中國彝族十月太陽曆”專題講座報告會，由該院的世界曆法權威喬治院士作報告。１９９０年春，劉教授和他的學生朱琚元合寫《中國彝族和墨西哥瑪雅人的十八月太陽曆》一文，發表於《雲南社會科學》雙月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此文被譯成西班牙文刊載於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大學學報，古老神秘的彝族曆法，又一次引起世界有關曆法專家的興趣。研究的目的在於運用，１９９５年初，劉教授向楚雄州委政府建議：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興建彝族十月太陽曆廣場。經論證投資７０００萬元人民幣該項目得以實施，到１９９９年火把節期間第一期工程竣工並對外開放，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這是彝學研究成果逐漸由社會效益向經濟效益轉化的一個典型範例。
在劉教授２０多年如一日的悉心指導下，一批彝族文化研究人才茁壯成長，已先後為楚雄彝州培養出研究員４名，副研究員４名，助理研究員１１名，形成一支具有一定規模的，以彝族中青年為主的彝族文化研究專業隊伍。在新世紀開局之年的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雲南人民出版社主辦，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辦的《彝族文化研究叢書》首發式暨研討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成功舉辦。劉堯漢教授的學術成果和《彝族文化研究叢書》的公開出版，在國內學術界和讀者群中產生了積極的反響，僅就《人民日報》及其海外版，從１９８７年３月３１日至今，已先後報道了１０餘次之多。彝族文化研究成果受到社會廣泛注目、讚揚，也得到有關部門領導的肯定和鼓勵。劉堯漢教授於１９９０年被國家民委授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個人”稱號；１９９２年９月在楚雄州首屆科技大會上獲社科突出貢獻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劉堯漢教授因對發展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１９９７年９月成為中國學壇上眾人矚目的“東方之子”；２００６年榮獲雲南省有突出貢獻的哲學社會科學老專家榮譽稱號，其所培育的彝族學子普珍研究員也一併榮獲雲南省有突出貢獻的哲學社會科學專家榮譽稱號。
當讚譽紛至踏來之際，劉教授卻淡泊名利。當他回顧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時，深情地說：“像我這樣的中等智慧學人，想在社科研究方面有點成果，沒有指引和支持者是不行的。指引者是費孝通教授，現在我教彝族青年各寫其家鄉、家族、氏族、家庭，就是早先費先生教我的做法。費先生教我做出的成果，范文瀾先生稱許為“山野妙齡女郎”，這對我精神上是極大的鼓舞和支持。今天，我還教我的彝族學生繼續尋找“山野妙齡女郎”。另一位支持者是夏康農教授。１９５６年，全國開展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當時我因“歷史問題”，誰也不肯要我參加。夏康農負責四川組，他出於惜才而主動要我同他赴四川涼山州調查，令我心情舒暢；而今每憶起他死於“文革”，不勝悵惘！更重要的支持是雲南省楚雄州州長普聯和與楚雄州歷屆領導，聘請我去創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兼任所長，出成果、育人才，以弘揚中華彝族文化。彝族文化能引起國內外學術界關注和反響，這全賴普聯和的信任和楚雄州重用所致；而這又與雲南人民出版社程志方編審早先支持出版和大力宣傳，是分不開的。”
劉教授一番感言意味深長！為中華民族爭光！這是劉教授學術奮鬥的唯一目的。名利，他不想；健康，他不顧。年逾八十的劉教授，正是出於對國家的熱愛，對民族的責任，為探索中國文明源頭終身不悔；為培養彝族學子殫精竭智。他心繫彝山彝水，仍在孜孜以求的事業中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附：劉教授學術簡歷及其撰寫的主要代表作如下：
劉堯漢教授簡歷：１９４２年８~１９４７年７雲南大學社會學系讀書；１９４７年８~１９５３年２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助教、講師）；１９５３年３~１９５６年８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助理研究員）；１９５６年９~１９７７年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員）；１９７７年５~１９７９年１２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１９８３年４至今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長）。
出版專著：《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文集》（劉堯漢，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國文明源頭新探》（劉堯漢，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曆》（劉堯漢、盧央合著，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我在神鬼之間》（劉堯漢整理，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５月）《涼山彝族習慣法案例集成》（劉堯漢與海乃拉莫、曲木約質合著，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彝鄉沙村社區研究》（劉堯漢，雲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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