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民族多樣，如代北地區一樣出現了漢化傾向，但因其地域性特點而出現了羌化進而影響地區的發展走勢，甚至衍生出五涼政權。河西地區的民族交流一直以來就伴隨著衝突，在長期的接觸交流中互相影響互相吸收而漸漸融合，甚至有些部族同化於漢族。
地區間民族融合的探究有助於瞭解歷史的走向，盧水胡的發展便足以表現這一時期該地區的 “羌化”與“漢化”。河西地區的特殊性及複雜性，使得其在民族融合方面有著重大作用。
河西地區的多民族性
漢魏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民族多樣性顯著，與中原漢王朝的內徙政策及部族依附有著很大的關係，地區內羌、氐、鮮卑、匈奴、漢等民族雜居現象普遍。
關於部族內徙可遠溯西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趙充國徙先零羌於金城，此後其屯田政策與寬容政策對於羌人的內附起著很大的作用，維護了漢朝在該地區的統治。不過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擔憂北匈奴與之聯絡，漢代採取了嚴厲“制邊”政策以致“羌胡”問題嚴峻，地區穩定性難以保證。至曹魏時期，由於北匈奴的衰敗及統治者政策的寬鬆調整，羌人發展迅猛，成為地區一大勢力。
氐族原屬西南夷，漢武帝時期為開發河西地區而遷徙其至武都仇池一帶，此後又有曹操將漢中歸附氐人遷至武都以北的略陽，氐乃以定居農業為主的民族。由於曹魏寬鬆的制邊政策，“夷虜內附”，鮮卑便是其中一員，如鮮卑禿髮部便在河西隴西進行著遊牧活動。匈奴原本便是河西走廊的強大遊牧部族，漢武以後大胡、屠各胡等餘部仍在該地區活躍。
漢族乃河西主體民族，這與長時間的統治有著很大的關係，而又因其相對安寧，“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導致的大量中原流民進駐該地區，前秦“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敦煌；中州之人，有田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
河西地區多民族特點以及複雜性都影響著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的歷史走向，羌、漢乃河西地區主要民族，對於地區事宜便起著重大作用，人口資源對於定居的農耕社會來說尤為重要，對河西地區歷史的發展走向起著重大作用。
羌人勢力是如何發展而來的
人口資源乃影響地區事務的重要力量，“人多力量大”這句話在羌人身上便體現的淋漓盡致，其勢力的崛起便是分散諸地的部族聚合，當然也與中原王朝的壓迫有著很大關係。
河西地區有著多民族的特點，而羌人卻能夠影響著其他部族，其中有著幾點原因：
- 漢魏十六國時期，河西四郡南部生活著不少羌人，呈現半牧半農耕特色。《說文解字》解釋道：“羌，西戎牧羊人也。”
- 漢武帝時期，霍去病大敗匈奴，加之此後渾邪王降後部眾遷往“五屬國”，河西地區少了將近10萬匈奴人，勢力衰敗，改變了此前羌人被迫依附匈奴的局面。
- 漢廷多次遷徙氐羌至河西以達成“羌胡隔絕”目的，維護中原王朝對河西的統治。
- “離胡歸漢”成歸義羌，而自無弋爰劍曾孫忍以後子孫“豪健”者以名作諸種羌，如燒當八種，部落首領則稱為“大豪”，羌人發展活躍。
這些歸義羌被廣泛用於軍事、郵驛及其他工作，漢代有著專門的管理羌人事務的機構和官吏，如主羌掾、護羌校尉、護羌使者等，這也能側面反映河西羌人勢力的強大。此後東漢中期河西羌人劇增，永初元年（107年）羌族起義便涉及多州郡。就分佈地區來說，羌人還分為武威種羌、張掖種羌、酒泉種羌和敦煌種羌。東漢初年“涼州羌盛”，護羌校尉郭襄不敢前往就職；中期漢順帝“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末年漢桓帝“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
以上種種都說明了武威種羌的強大，從中也可以側面反映其他三種羌勢力之龐大。當然，河西地區遷徙之民的主體還應該為漢民，這些人多是中原地區的流民貧民，如河平元年，敦煌太守派官吏東行去接受東海、泰山等郡的流民；還有便是違法亂紀遭流放者、獲罪官員，這類人往往舉家舉族遷徙，如敦煌大姓索氏即漢武時期的太中大夫索撫、王莽時期的鳴開都尉索俊獲罪徙家而來。
“羌化”與“漢化”影響下的盧水胡
盧水胡乃漢魏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的重要部族，由於其“依諸羌居止”而出現了羌化傾向，而中原漢王朝的統治下其漢化也就不足為奇了。可以說，河西盧水胡的發展走向便是該地區民族交流融合的縮影。
盧水胡原本乃匈奴附屬，自匈奴北遷衰敗便依附於羌人，這與雙方力量對比有著很大的關係,“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此外，北涼創始人沮渠蒙遜便世居盧水，沮渠乃早先匈奴的官名，而又冠以大在名字前，羌人酋豪首領就有“大”為前綴的傳統。而其他民族如小月氏狼何部又稱“琅何羌”、鮮卑禿髮樹機能稱為“羌虜”，這都能側面反映地區的羌化趨勢。
學者余英時甚至認為，邊境地區的漢人逐漸羌化，與其他地區漢人有著極大的區別。如竇固便了解並習慣羌人待客之道，“炙肉未熟…血流指間”依舊能夠吃得下，這是中原傳統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盧水胡作為該地區的小部族，羌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方面，漢化才是河西地區的主流趨勢，南北朝時期盧水胡甚至失去了獨立部族的地位，漸漸融入同化於漢族。這一時期，大批漢人遷入河西地區，帶來了農業生產生活方式，加之郡縣統治體制的確立和朝廷屯墾政策的推行，使得地區經濟由遊牧經濟區變成了新興農業區。
漢族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也隨著內地移民的遷入和漢朝統治的確立而迅速傳播，如沮渠蒙遜便“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而遊牧部族傳統的“侮老”習俗也轉變為蒙遜的“累世忠孝”，及年高者可得朝廷賜予的鳩杖，作為尊老敬老的表彰，儒家思想及漢族倫理在地區的傳播便是漢化的體現。此外，在遊牧胡族習俗中，即使父母死也不悲傷哭泣，並以此為恥辱，然而護羌校尉鄧訓逝世卻“莫不吼號”，從中便可以側面反映地區的漢化。
鳩杖
結語：河西地區的多民族性及羌人勢力之大客觀上導致了羌化與漢化，這兩者既是對立的，又是相成的。事實上，河西地區的民族交流一直以來就伴隨著衝突，在長期的接觸交流中互相影響互相吸收而漸漸融合，甚至有些部族同化於漢族。人口資源對於定居的農耕社會來說尤為重要，尤其是此後河西經濟因大量漢人遷入及中原政策的影響而轉為農業經濟區，羌人因半農半牧而勢力不受影響，加之羌人的隨之遷入而不斷壯大。可以說，羌人在漢魏十六國時期的河西地區發揮著重大作用。盧水胡建立有北涼政權，由於早期“弱小”而受到了羌化和漢化的雙重影響，探究其民族發展便能夠從中尋找河西地區民族融合的影子。河西地區的特殊性及複雜性，使得其在這一時期有著許多研究價值，是民族融合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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