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成了打爛唐朝一鍋湯的耗子屎

安祿山絕對是唐朝歷史很有份量的一個人，這種份量不光是對他那三百多斤體重的調侃，更是因為他成為了那個影響大唐命運走向的男人。雖然這種影響力不是正面的，但是作為一個開啟中晚唐亂世的關鍵人物，還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思考和探討的。

大唐天寶十四載（也就是天寶十四年，唐玄宗的朝廷當時改年為載，即公元755年），陰曆十一月，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附近）起兵造反，據說發動胡漢兵力十五萬，以清除唐玄宗身邊的奸臣楊國忠為名，一路殺向唐朝的兩座都城，馬踏中原。

原本在你爭我奪的封建社會，這種軍事造反也是比較常見，但是一般地，這種造反要麼是發生在新朝建立人心不服的時期， 要麼是發生王朝已老、民不聊生的時候，像安史之亂這樣在大唐正處盛世的時候公然舉兵，在歷史上倒也不多見。

生存的壓力和野心往往足以讓人鋌而走險

那麼，安祿山這突厥女巫的兒子，年少年時從突厥中逃難而來，幾乎小命難保，正是在大唐的庇佑之下，從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浪者，因緣際會地成為一個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大唐權貴，他為何會對大唐反目成仇了，為什麼會選擇在大唐盛世鋌而走險呢？他是被逼得走投無路呢？還是被權力矇蔽了雙眼呢？在盛世造反，究竟是什麼給了他這樣的勇氣？

帶著這個問題，我們一起來探討安祿山造反背後的邏輯支撐。

安祿山造反潛在的幾點理由

安祿山不傻，所以不能把他當傻子看

沒有人生下來就是為了造反的，安祿山能夠在盛世之下，毅然決然地舉兵造反，終究還是有其自身的思量的，筆者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安祿山兼任盧龍、范陽、河東三個節度使，手下的軍隊近二十萬人。而且這兵馬都是能征善戰的百戰之兵。而且，按照唐朝的節度使制度，安祿山還掌握了他的三個節度使轄區內的人事、行政和財政等大權。也就是說，安祿山對於當時的唐朝來說，基本上屬於一個獨立的小王國，這種強大而又紮實的實力基礎是安祿山造反的基本支撐點。

第二，當時唐朝能夠控制的軍隊中，能夠抗衡安祿山的，實際上只有朔方節度使手下的軍隊，但朔方節度使並不完全被唐玄宗所信任。要說起來，唐玄宗對安祿山的信任程度遠超過對朔方的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安祿山作為當時唐朝最強大的軍事實力卻失去了對應的制衡對象，

第三，安祿山和朝廷的很多大臣關係密切，對朝廷的真實底細非常清楚。知道這時候朝廷實際上就是個花架子，並沒有多少實力，真正戰鬥力比較強的軍隊都在各個節度使手裡，除了朔方軍和隴右軍近一點，其它的都是遠水解不了近渴。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也正是對大唐的實際情況知根知底，在很大程度上是增加了安祿山必勝的信心。

晚年的唐玄宗昏招百出

第四，唐玄宗的前半生無疑是成功的，但是這種無敵的寂寞也滋生了他傲慢自負的心理。他對自己的帝王權術非常自信，覺得自己的佈置萬無一失。在他心裡，安祿山不敢造反，朔方軍也不敢造反，在他的統治下無人敢造反。所以很多時候，他把所有人都當作他的棋子在取樂，也正是他的這種傲慢和輕視造成了燈下黑的局面，安祿山造反根本就是出人意料的，也是防不勝防的。

第五，唐玄宗中期任用李林甫為相，李林甫權術手腕高超，把安祿山玩弄於股掌之中，好幾次安祿山差點就要被李林甫搞死了。這一方面壓制了安祿山，另一面也增加了安祿山的仇恨心理。後來李林甫去世了，換成楊國忠當宰相，楊國忠卻徒有弄權的心思，沒有制人的能力，一頓騷操作之下，活生生地把安祿山逼得忍無可忍。最後，楊國忠成了安祿山造反的突破口。

第六，我們講政治投資也好，講政治依靠也罷。一個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政治安全，都必須保持一定的敏感性。

安祿山不會坐以待斃的

第七，就一個賭徒心理的風險分析來看，從當時的形勢來說，如果安祿山的冒險比較順利，也就是從河北一帶起兵，長驅直入，直奔長安，就可以迅速控制華北和關中地區，同時切斷江淮財賦和朝廷之間的交通，就能立於不敗之地了。出於這樣的風險評估，安祿山的鋌而走險也就不難理解了。

綜上所述，安祿山敢於揭竿而起是經過一定的實力和形勢預判的，評判出來的優勢結果在其內心的慾望和野心的刺激下，從而逐步了演變出來一出把天下蒼生捲入水生火熱的浩劫。安史之亂就這樣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大唐為什麼會出現有利於安祿山造反的局面

談笑間，早已物是人非

安祿山能夠膽大包天地在盛世造反，歸根到底還是當時的大唐給了他造反的實力、信心、機會和藉口，這些因素在安祿山自身的野心的結合下，難免會呈現出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但是，盛極一時的大唐為什麼出現如此之多的政治漏洞呢？

1、對外戰爭形勢導致了軍事佈置的失衡

戰爭改變了國策

唐代對外戰爭，首推突厥，突厥瓦解後回鶻一統蒙古高原之際，西面的吐蕃又成長為唐朝最強大的對手。處於地理劣勢的唐朝必須佔領西域以張其腋，對抗吐蕃。而東北雜胡，從海東到營州，各部族在沒有統一的遊牧政權下，各自爭戰，威脅邊境。因此唐代前中期主要有兩個戰略方向，西北和東北。

當然，每個王朝和每個時代，一個國家都會有其主要的軍事戰略方向。但是，還有一個關鍵問題，中原王朝是農耕文明政權，這種文明下的國家和人民意願更多是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發展和從事生產活動，本身並沒有強烈的開疆拓土意願。這也決定了盛世之下，面對戰略威脅的時候，唐玄宗時期更多是以防禦為主。也正是出於軍事防禦的便利性，唐玄宗設立節度使制，從而使得像安祿山這樣的邊軍將領在軍事防禦的風口下一步一步地坐大實力。而由於不同的的節度使由於地理位置的不同，戰略任務也不一樣，進而使得節度使們的實力極度失衡。

2、制度潰爛導致了大唐軍事強枝弱幹

府兵制的潰爛導致了大唐軍事體系混亂

我們先來看看唐朝軍事制度的變化 ，唐朝的軍事制度其實就是從府兵制到募兵制逐步轉變的。

府兵制南北朝的時候就有了，但是唐朝把它運作的比較完善 。唐朝在建國的戰爭中，把軍隊設為7個軍： 中軍李元吉一個軍、左軍李建成三個軍、右軍李世民3個軍 。建國以後，李世民把7個軍整編成12個軍，士兵分屬634個府。這樣軍隊有了雙重的隸屬關係，也就是兵將分離。兵府負責軍隊平時的操練和生活，戰時再由朝廷任命大將抽調兵府的兵力集中作戰。作戰完畢，將領回歸中央，士兵回兵府。這種兵將分離的兵府制幾乎很好地預防了軍事叛亂。兵府制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兵府平時就是靠給士兵分田地來管理士兵的。田地是這些士兵生存的根本利益，也是這些士兵忠於國家的保障。大唐的邊防軍，就是讓這些軍府的士兵大家輪流去，大唐對於軍隊的這種換防叫——番上，也叫更番。

第二、中央直接控制的軍隊，要佔相當大的部分。也就是說，設置兵府的時候，圍繞中央能直接控制的地方，設置的多，各道的兵府，設置的少且分散。

當兵不是為了報效國家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大唐的府兵制度雖然很好，但是任何一種制度本身設計得再好，貫徹執行的過程中出現太大的變形，也會導致這種制度的潰敗。後來，隨著唐朝的逐漸穩定， 府兵們賴以生存的基礎——田地，逐漸被官員和豪強吞併。府兵無田後 ，開始出現逃亡，兵額逐漸減少 。最後，兵府只剩一個空機構，實際已經很難派出軍隊，訓練更無從談起。

大唐的府兵制潰敗後，只能改用募兵制，士兵成了職業軍人，當兵打仗拿餉。這便成了“有奶便是娘”的局面了。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唐玄宗時期由於邊境戰爭的需要，給了邊軍將領便宜行事的權力，開始設置了節度使。節度使的權利很大，起先不管民政，也不是常設官，後來節度使成了常設官，權利大到上馬管軍，下馬管民。軍、民、財權利集於一身，成了名符其實的土皇帝。

節度使的崛起，也就標誌著大唐帝國在軍事上形成了強枝弱乾的局面。

3、政治條件下的地理差別被放大

長安已經失去作為一個國家腹心的條件

自東西魏開始，河北山東與關隴就鬥爭不斷。到了唐朝前期，長安作為當時全國的政治中心，就需到洛陽就糧，中期就需江淮之糧。河北道雖富，但富不在桑梓，也缺糧食，卻不能像長安那樣就糧。而且大唐長安政治中心也錢糧大半扔在石堡、西域，把河北幾乎當成了後媽生的一樣。並且河北士人又素為長安排擠，這讓數百年一直作為北方乃至全國政治中心的河北道頗為不滿，因此安祿山支持者眾，慫恿者眾。

此外，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就意味著日益嚴重的階級固化。在沒有大比例進出口貿易條件下，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府兵制的崩潰意味著內地軍事力量的衰落，也意味著朝廷管控地方手段的失敗。當時的長安離開發的河南、離江淮膏腴之地都太遠了，關中平原已失去天下腹心的條件。在失去監管的地方就會有心生異念的人。

4、腐敗封閉的朝政催化了政治矛盾

楊國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唐玄宗當了40多年皇帝，什麼事都愛玩平衡，玩霸王道，即所謂的帝王心術，而且其人自視甚高，善於推脫責任，也就是愛找替罪羊。為了維護帝權，皇子們不好過，朝臣們之間也矛盾重重。

而安祿山是他一手提拔的，沒有背景，是他最放心的走狗和打手。他給了安祿山表面上一時無兩的榮耀，也等於是把安祿山當作了眾矢之的，通過觀看其他人對安祿山的舉動來揣測他們的衷心。可是，安祿山孑然一身，朝堂樹敵無數，他以後怎麼辦？他感玄宗之恩，也恨玄宗將他樹於高處，處處殺機。

楊國忠等眾，還眼巴巴地盯這安祿山的財富、爵位。他們沒有能力識別安祿山的軍事實力，也許，知道他的軍事實力，可無所謂，只要能扳倒他，獲取自己的利益，一場流血戰爭也在所不惜。節度副使死在長安，千里之外，處處傳言，安祿山的耐心，也終於沒有了。

5、下沉管理模式下流失了皇權的權威性

這一點在前面的節度使制度中已經講到了一部分，唐玄宗把地方的軍事和政治權力完全下方到節度使手裡，除了讓這些節度使們正大光明地壯大了自己的實力外。另外隨著募兵制的推行，“有奶便是娘”，那些節度使們出錢出糧招募的士兵，也很大程度降低了士兵們對朝廷的認同感。

而安祿山本身是一個胡人，對大唐的依附是生存的需要，他在骨子裡是不受中原傳統的儒家忠君思想影響的，在安祿山擔任節度使期間，他大量的招收少數民族士兵和將領，改造軍隊的成分，這些人對於唐的認同感要比較低，這也是他能順利造反的一個重要原因。

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分析，

為什麼說安祿山造反是偶然和必然的相互作用？

狼煙一起，則無法挽回

唐朝的總兵力約為60萬，9個節度使掌握了48萬6千9百人，其中安祿山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范陽節度使兵力9萬1千4百，位置是今北京市，作戰對象是契丹和奚；平盧在遼寧的錦州西，兵力3萬7千5百，任務是招撫市韋等少數民族；河東位置在山西太原，任務是防禦突厥，兵力是5萬5千。這樣安祿山的總兵力是18萬3千9百，這是他造反的根本依仗。而當時的中央軍一共只有羽林軍的12萬，而且從兵員素質、編制滿額、武器裝備、軍事素養等各個方面來看，當時的中央軍和安祿山的邊軍來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一點，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唐玄宗不可能完全不清楚，作為帶兵的安祿山也是一清二楚。但是，作為當時國家的政治軍事需要，不用安祿山，換成其他人，也會造成這種軍事力量分佈的失衡狀態，這是一個必然的因素，不會因為安祿山造反而改變。其形成原因，在前文中也分析過，是唐朝的政治制度逐漸演變而形成的，到了安史之亂前夕，已經是無法改變和扭轉的局面了。

那些說安祿山造反是為了楊貴妃的人真是腦洞大開

但是，如果說節度使的割據局面是安祿山造反的必然因素，那麼為什麼其他節度使沒有造反呢？安祿山造反又有哪些偶然因素呢？

其實，這就很好理解了，如果唐玄宗不是一味地寵幸安祿山，不讓他掌握這麼多軍隊，那麼事情一定不會這麼快就爆發了，如果唐玄宗能夠稍微地平衡一下各方節度使的相互制約，安祿山也不一定有那麼大的膽子說反就反，對安祿山最有威脅的朔方節度都不能得到唐玄宗的信任，難怪安祿山能夠有恃無恐。假設唐玄宗能夠稍微清醒地控制好朝政，不是放任李林甫這樣的權臣對打壓安祿山，也不是放任楊國忠這樣的奸相去挑戰安祿山，稍微注意下恩威並施，我想安祿山也一定會選擇造反這條不歸路……

當然歷史沒有假設，安祿山還是造反了，必然的歷史的環境給了他造反的能力，而偶然的歷史因素給了他造反的理由和信心。僅此而已。

尾聲：安史之亂的歷史影響

戰亂帶來的只有惡果

安史之亂雖然是這麼因緣際會地發生了，但是這次唐朝歷史上的浩劫，終究是不可避免地把大唐曾經的榮耀無情地粉碎，從此大唐的國運急轉日下，開始了苟延殘喘的“晚年生涯”。

直觀地總結，安祿山的造反主要對大唐造成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這也是我們反思和總結的主要方向。

直到五代十國年間的後唐，脫離中央政府長達160餘年的三鎮才被後唐所收復。但是後唐是沙陀族建立的朝廷，後晉、後漢亦同，三個都不是漢人朝廷。事實上安史之亂後，黃河以北已逐漸被異族所統治佔領。石敬瑭投靠耶律德光，割讓了燕雲十六州，更是深深地影響了中原文明數百年之久。

（2）唐為攻打叛軍徵調了各地的節度使，於是邊境各組趁機壯大，包括吐蕃和回紇，而南詔因為之前玄宗的黷武政策也倒向了吐蕃。安史之亂後六個月，吐蕃攻陷長安，代宗出逃陝州，並不得不依靠西北的回紇來牽制吐蕃。另外，唐還丟失了安西、北庭兩大重鎮，以及隴右這個產馬地，大大喪失了對中亞的影響力，還連累了宋朝。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3）終唐人口數最高數出現在天寶十三年，為907萬戶。安史之亂末期的乾元三年（760年，結束前三年），現存戶僅193餘萬戶；四年後的廣德二年，也僅為293萬戶，不到天寶十三年的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戰亂對於人口升降的影響有多大。且唐在德宗前實行均田制，按口給田納稅。戰亂時損失了三分之二的戶數，大大減少了唐的經濟來源

（4）叛亂開啟了之後兩百餘年軍閥亂政的格局，直到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軍人這個政治角色才退出了中央政治角力的歷史舞臺，但也形成了此後兩宋乃至明清中央重，地方輕的格局。兩宋為防範地方軍閥武裝叛亂，千方百計削弱地方軍閥力量，而由此產生的冗兵，將兵不通，廂軍據戰鬥力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宋廷，直至滅亡。

當回想起這場成為大唐歷史轉折點的戰爭，歸根到底不過是起因於政治制度的失衡和人性在政治權力中的迷失時，不由得我們又對歷史多了幾分沉重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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