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有一次敵襲昆明，劉文典頂著硝煙衝進校園建築，一把扯過自己要找的人，邊跑邊嚷道，“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
劉文典口中的“國粹”，指的便是著名史家陳寅恪。
陳寅恪，“現代四大史學家”之一。
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掌握了二十幾種語言。
他是眾多學者敬仰的對象。
胡適說他是“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梁啟超說自己的等身著作，還不如他的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而與他觀點南轅北轍的傅斯年，則稱陳的學問是“三百年來第一人”。
陳寅恪做學問是低調嚴謹的，做教授是思想自由的，做文人更是絕無一丁點諂媚的。
他身上有著真正的文人風骨。
2019年，是陳寅恪先生逝世的50週年。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和他所提倡的“獨立與自由”，仍是這個時代裡難能可貴的品質。
《國學研究院》陳丹青繪右二為陳寅恪
1925年，清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以吳宓為主任，並邀請了當時著名的四名學者為導師，分別是王國維、梁啟超和趙元任，以及陳寅恪。
這是陳寅恪教學生涯的開端。從清華大學，到後來為躲避戰火而建的西南聯大，再到中山大學，他一教就是半個世紀，桃李遍天下。
在清華，聽一場陳寅恪的課，是莫大的享受。
週一良慕名跑來清華偷聽他的課，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陳寅恪講課，旁徵博引，環環相扣，“就如聽了楊小樓一齣戲，真過癮！”
季羨林形容陳寅恪的課是“如剝蕉葉”，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在聽過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課之後，毅然決然選擇了梵文為畢生主要研究方向。
陳寅恪授課，貫穿著他所信奉的“思想自由”精神。
他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我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陳寅恪能不依靠教案和書本，每堂皆立自己的學說，和他孜孜不倦的三十年求學經歷有關。
他出生於1890年，湖南長沙人。祖父陳寶箴，曾入曾國藩幕府，是晚清的封疆大吏。父親陳三立，是著名詩人，被稱為清末四公子之一。
出生於書香世家的陳寅恪，自小經受了嚴格的傳統教育，熟讀國學十三經。
十三歲時，他赴日留學兩年；二十歲時，前往柏林大學就讀語言專業；二十二歲，在蘇黎世大學研究政治經濟；二十四歲，在巴黎研讀社會經濟學；二十九歲，入哈佛大學，重點研究中國文學與佛學。三十二歲，再次前往柏林大學深耕東方語言研究。
那時國家動盪，經常學費籌措困難。為了省錢，陳寅恪只能去餐館點最便宜的炒豬腰吃，因此大家都誤以為他嗜吃腰花。後因學費不足被迫回國，他就在家中自修文史。
勤學苦讀三十載，陳寅恪掌握了印度語、希臘文、滿文、蒙古文等20餘種文字，不但精通中國文學、歷史和佛學，甚至連數學、天文等數理知識也兼修並研。
但這樣的陳寅恪，卻未取得任何博士學位。
他說，“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陳寅恪就是以這樣樸拙的求學和鑽研之心，及對中西新舊各種學問的精通，成為當時國內眾多文人學者欣賞和尊敬的對象。
就連赫赫有名的學術大師吳宓，也是他的“迷弟”。吳宓與陳在哈佛大學相遇，驚其博學，服其卓識，稱陳“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能成為大教授的教授，除去陳寅恪，當代中國怕是再難尋他人。
陳寅恪不但求學之路頗為艱辛，學術之路也並不順遂。
他平時多將自己的研究思緒記錄在書頁上，然後再整理成文。但盧溝橋事變後，大家紛紛逃亡避難，他的重要書籍在長沙大火中化為灰燼。後來困居香港，返回內地途中兩木箱隨身攜帶的書籍又被盜竊。
前後兩次遭遇，讓陳寅恪多年心血徹底付諸東流，精神幾達崩潰。
年少時，陳寅恪經常點著小油燈在被窩裡翻看縮印本書籍，極大影響了視力。
後來流亡西南時，他視網膜脫落，雙目失明。
即便如此，他卻以蘇東坡的那句“閉目此生新活計，安心是藥更無方”為信念，堅持學術研究和教課。
再後來學術環境急轉直下，陳寅恪就“寧作戲筆，不如時流”，在助手黃萱的幫助下寫下了長達80萬字的鉅著《柳如是別傳》，被稱為是他學術史上的壓軸之作。
他稱自己做的是“不古不今之學”，對隋唐時期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進行了深入研究。李世民、武則天等政客，再到韓愈、白居易等文學家，還原了中古時期的中國風貌。
他說研究古人，要“同情之瞭解”，因此對非志趣相投者不嫁，願以身殉國的柳如是評價極高，稱她為超越時代的女性，是“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代表。
他還喜好詩句，但不以杜甫、李白為上品，反而對白居易這樣的平民化詩人情有獨鍾。
在國內，陳寅恪聲名遠播，在海外，他也享有盛譽。海外的漢學家公認他為學問淵博、見識過人的史學家。
日本學者白鳥庫吉在研究中亞史時，曾問遍德奧學者，卻一無所獲。後來經人介紹致函陳寅恪，才得到滿意答覆，自此對陳十分敬佩。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這是王國維投湖自盡後，陳寅恪為其寫下的紀念碑文中的一句。
對陳寅恪來說，自由有兩種，精神上要自由，人格上也需自由。敬重陳寅恪的人，不光為其學識，還有其人品。
陳寅恪為人低調隨和，極少對社會時事發表議論，但在原則性問題上，卻絕不妥協和退縮一絲一毫。他甚至還有點鋒利，會用詩句暗中嘲諷。
當時袁世凱封大總統，被他形容是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也自雄”。
當見三十人爭清華大學校長的名額時，他提筆寫下了那句經典的“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蔣介石為拉攏學者，設宴招待時，他覺得蔣“有負厥職”，說“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在被困香港期間，有人給窮困的陳家送來一袋大米，陳寅恪夫婦堅決拒絕食用，把米分給了鄰居。
在那個所有人都必須表明立場的年代，他從不站隊。不但拒絕了政要的拜訪，甚至要求最高當局也要聽從他的學術要求。
也許現在看起來，陳寅恪有些不識時務，不懂得順勢而為。但對陳先生而言，“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不分內外，應貫穿個人始終的。
因為脊樑太直，陳寅恪還是遭受了極為痛苦的經歷。但他用《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進行了文人式的反擊，他欣賞柳如是，因為“閒同才女量身世，懶與時賢論短長”。
在那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時代，陳寅恪卻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鐵骨錚錚。
借用易中天先生的形容，陳寅恪學術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讓無論是他的同時代人，還是今天的我們都還銘記和尊敬的，是陳寅恪的文人風骨。
“文人風骨”在今天早已變了味道，提起來頗有些諷刺的意味。然而嚴謹而深耕的，最多是稱為文人。與此同時，能毫不討好與諂媚，將脊樑挺直到最後的，才是文人風骨。
只是風骨刺人，陳先生守到最後卻是“四海無人對夕陽”。
陳寅恪的一生，用他寫給王國維紀念碑文中的一句話便可概括：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019年，是陳寅恪逝世的50週年。半個世紀過去了，陳先生所代表的文人風骨，依然是一個時代裡最稀缺和寶貴的品格。
但只要我們還在紀念，還在記得，還在堅持，希望就永遠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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