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梅爾·吉布森自導自演的電影《勇敢的心》，是史詩片的一個經典範本。影片雅俗共賞、兼具商業性與觀賞性，取得了票房獎項的雙重成功，不僅在全球範圍內收穫了2.1億美元的票房佳績，還在第68屆奧斯卡上擊敗了李安的《理智與情感》、朗·霍華德執導的《阿波羅13號》獲得最佳電影大獎。
在影片上映伊始——訊息尚顯閉塞的90年代，《勇敢的心》對於全球的觀眾而言，不僅僅是一種最現代化電影工業產品帶來的視聽衝擊：那波瀾壯闊的西歐山河、那氣吞山河的戰爭場景、那應接不暇的視覺轟炸；當梅爾·吉布森高呼“自由”之時，已經傳達出了超過“好萊塢式英雄神話”本身所承載的含義，那種對愛與自由的追逐、對夢想與信念的勇敢捍衛，對任何文化背景與生活環境下的觀眾來說，無疑是震撼人心的。
用現代的眼光重新審視起當年的這部“現象級”，欣賞的角度自然不止於影片的故事本身。《勇敢的心》問世後，也陸續帶動了諸如《角鬥士》之類的融合戰爭、歷史、動作、愛情於一體的“史詩片”熱潮。這些好萊塢鉅製，縱然風格各異，但共同特點都在於用現代電影手段再現歷史傳統的同時，進行符合當下價值觀的反思與批判。
解構歷史與大眾化演繹
《勇敢的心》商業市場上的成功，很大程度歸功於故事的通俗性與戲劇性，即是電影創作中的“觀眾思維”——把握大眾審美心理。如何通過解構歷史使之煥發生命力、從中挖掘出符合現代審美與精神需求的正向價值？是史詩電影需要面對的關鍵問題。
影片沒有“掉書袋”式的史料堆砌，沒有凌亂繁雜的人物關係，而是運用當代人最熟悉並易於接受的“英雄”與“愛情”元素，將史實細節化繁為簡，用簡潔、明確的矛盾衝突呈現主題內容，首要的即是“自由”與“愛”抗爭下的“蘇格蘭人”身份認同。
很多時候，在我們的翻譯語境中，習慣於用“英國”指代“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UK），用“英國人”專指“英格蘭人”（English）。如此情況之下，作為UK組成部分的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經常在英格蘭的強勢下而被忽視。《勇敢的心》即是以蘇格蘭英雄威廉·華萊士的視角切入，折射出蘇格蘭與英格蘭作為鄰邦那種複雜、微妙的關係。
這其中所透露的文化尋根與族群身份認同是90年代到21世紀初電影的普遍母題。一方面，隨著科技自身的發展，現代化生活方式的同質化消弭了傳統習慣的差異性，世界各地的觀眾迫切需要通過文化尋根來收穫族裔認同感，這種心理也是各種民俗片流行的關鍵。意裔導演馬丁·斯科塞斯的電影總是聚焦於意大利移民紐約生存奮鬥史，愛爾蘭導演吉姆·謝里丹（代表作有《因父之名》）總是致力於展現愛爾蘭人在近現代所遭受的壓迫與抗爭故事。
另一方面，在電影全球化的語境下，處於不同族裔、語言、文化背景下的電影人，都需要通過最流行化的方式將自身的文化特色、精神內核與生命印記，通過好萊塢的話語優勢進行輸出，例如，華人導演李安的《臥虎藏龍》、新西蘭導演彼得·傑克遜的《指環王》系列。
瞭解這一層背景，也就不難理解《勇敢的心》中，男主角那引以為傲的蘇格蘭蓋爾語所代表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導演梅爾·吉布森作為愛爾蘭裔影人，愛爾蘭人在近代同樣遭受貧窮與苦難、歧視與壓迫，因此《勇敢的心》中那種反抗、獨立、自由的意志在美國近現代民族融合、弱勢族群奮鬥自強的大背景下，掀起了廣泛的共鳴。
好萊塢“大情節”劇本模式：英雄的成長史詩
如果說影片其中的蘇格蘭族群心理，對普通觀眾來說尚顯晦澀，那麼梅爾·吉布森則將主題移植到了通俗化的劇情之中，採取了典型的好萊塢“大情節”劇本結構。觀眾通過對人物的性格特徵、愛情、理想的認同與理解完成對影片主題的理解。
著名電影學者羅伯特·麥基在《故事》一書中將經典好萊塢“大情節”劇本模式概括為：“經典設計是指圍繞一個主動主人公而構建的故事，這個主人公為了追求自己的慾望，經過一段連續的時間，在一個連貫而具有因果關係的虛構現實中，與主要來自外界的對抗力量進行抗爭，直到以一個絕對而不可逆轉的變化而結束的閉合式結局。”
01.苦難與抗爭·愛情與復仇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梅爾·吉布森作為商業明星與影片的單一主角，對電影的絕對“引領性”，使得情節架構更為鮮明。
影片用了很多篇幅講述主人公華萊士的童年時代，影片的開場沒有通過正面描寫衝突，而是通過父親哥哥在談判中相繼被殺害、華萊士與玩伴對英格蘭統治者的恐懼，來渲染這種壓迫感給他內心帶來的痛苦。因此，當他叔叔教育了他行事的關鍵在於運用“智慧”，他開始思考父親臨終前對他說的“自由”。
影片中的兩個女性角色則略顯道具化與功能性（主人公愛情的對象），這也是很多好萊塢電影的弊病。華萊士的妻子梅倫，是理想化的純真愛情的，她化身美麗、質樸、堅毅、生氣，是一種完美化的蘇格蘭平民女性。法國公主、太子妃伊莎貝拉，理性與冰冷的外表下深藏著熾熱，王室親緣的冷漠與疏離，內心對愛情的渴望，是她面對陽剛、質樸、正氣的華萊士心生愛慕的心理依據。
儘管女性角色相對缺乏立體性與完整的成長弧光，但對影片的情節發展、主人公的成長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妻子被殺害直接驅使了他復仇的動機，使他不再安於逆來順受的平穩生活；而伊莎貝拉的暗中幫助又屢次化險為夷。
因此，影片暗含了兩個角色的心理邏輯與行為依據。一方面，由孩童到成人這一男性的成長過程，華萊士對征戰沙場、反抗統治者，正是通過暴力復仇獲得男性的個人尊嚴與自我價值的方式；另一方面，愛情的捍衛又強化了他的反抗意志，他真正意識到隱忍與偷安是無法實現個人的自由。
02.忠誠與背叛中的人性叩問
除了主人公華萊士的成長軌跡，影片中的人性刻畫還依賴於其他角色的塑造。綽號“長腿”的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作為主人公的對立面——統治者與壓迫者的化身，不免被影片塑造成了一種代表人性詭譎與陰暗面的一種典型——狡詐、陰險、毒辣又不擇手段。
華萊士反抗的失敗，也與內部的分崩離析有關。蘇格蘭貴族面對國王愛德華的高官厚祿，便沒有足夠的動力與意願同華萊士一同參與反叛，他們骨子裡的軟弱、貪婪、自私與勢利，也成了影片所鞭撻的。
與此同時，華萊士的妻子梅倫寧死不屈、華萊士負隅頑抗；伊莎貝拉背叛傳統倫理道德，突破世俗觀念桎梏與華萊士相戀；羅伯特對自己的背叛行為感到懺悔，並一反往常作為蘇格蘭貴族的軟弱與依附性，開始繼承華萊士的意志、領導蘇格蘭人民反抗英格蘭爭取自由。
作為面向大眾的主流電影，這種二元對立元素的使用無疑過於理想化與浪漫色彩。但從另一種角度看，影片所讚美的理想化品質、人性的真摯與純粹，正是反映了一種對自由的渴望。
這種中世紀的蘇格蘭人抗爭故事在影片誕生的90年代，所隱喻的現實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在金錢社會利益導向下、在日漸浮躁的輿論氛圍中、在世俗紛擾的利益傾軋間，在虛華、偽善、浮誇的名利場，現代人觀賞傳統故事，更是渴望在回溯歷史的過程中，尋找到內心的安怡與堅定、擺脫隨波逐流的盲目與短視，迴歸一種堅定自我、追求自由的精神品質。
梅爾·吉布森：從演員到導演的職能轉換
如果說從故事層面，梅爾·吉布森從角色塑造的角度對劇本進行直接展示，那麼其作為影片導演的另一重身份則從視聽語言的角度推動主題表達。從《與狼共舞》的凱文·科斯特納到《一個明星的誕生》的布萊德利·庫珀，好萊塢男演員轉向導演的例子並不罕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即是代表了梅爾·吉布森收穫同行業電影人的認可。
影片的鏡頭語言首先體現在聲畫的精準結合。憑《燃情歲月》獲得奧斯卡獎的攝影師約翰·托爾，尤以對宏大場景的把控與幽微細節的呈現見長。《勇敢的心》中的戰爭場面採取了手持攝影，捕捉刀光劍影中的緊張與壓迫感。而外景部分多在陰天拍攝，因此呈現出一種暗綠、暗藍的冷色調，而這種陰冷溼潤、靜謐與愜意的意境，最為接近蘇格蘭地區自然氣候與原生地貌；固定視點的靜態拍攝，遵循黃金分割法的構圖風格，注重留白的全景，使得中世紀的蘇格蘭更顯純淨、安詳與唯美。
從《泰坦尼克號》到《阿凡達》，曾獲奧斯卡最佳配樂獎的作曲家詹姆斯·霍納，擅長利用傳統管絃樂、現代電子樂等多種元素。儘管詹姆斯·霍納所參與的作品大多是好萊塢的豪華鉅製，但比起一般商業片音樂的雄渾壯闊，卻呈現出一種空靈淡雅、深沉細膩、唯美詩意的風格。
在《勇敢的心》片中，風笛的使用獨具匠心。首先，風笛是蘇格蘭的民族樂器，是一種文化印記的象徵與身份認同的符號。影片的開頭，群山聳立、雲霧繚繞、江河秀麗的悠然景象，輔以風笛聲的深邃、清幽、傷感，一種對家園、故土的眷戀與自豪感油然而生。與此同時，奠定了影片略帶愁緒的悲劇基調。其次，隨著主旋律的變奏，配樂進一步揭露人物情感、暗示情節發展走向、並凝聚影片的核心主題，無論是華萊士與梅倫相知相遇並相愛時的輕鬆、歡愉，還是孤注一擲、奮力抗爭時的悲壯、激盪，都是對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愛”與“自由”的精妙詮釋。
片中最出色的場面調度在於華萊士臨死前的一段戲。先是通過監牢內仰拍中的逆光鏡頭，昭示死亡降臨時的肅殺氛圍；繼而通過變換不同景別展現不同人的反應，近景下的愛人朋友心痛煎熬、遠景下的觀眾狂歡吶喊，華萊士的面不改色、毫無畏懼，愛德華一世的病入膏肓、面無顏色。最終華萊士寧死不屈、沒有向愛德華一世俯首稱臣，而是喊出了那個從小便深刻印在心中的詞“Freedom（自由）”。
在《勇敢的心》問世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梅爾·吉布森缺乏叫好叫座的熱門作品，直到《血戰鋼鋸嶺》再度提名奧斯卡最佳導演，梅爾·吉布森迴歸到主流獎項的視野內。而《勇敢的心》無論是對照同期的“史詩片”還是其個人的後續作品，都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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