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屆柏林電影節北京時間今天凌晨閉幕。伊朗電影《無邪》拿到最佳影片金熊獎。
相比這個結果更加引人關注的是，《無邪》的導演默罕默德·拉索羅夫因為被禁止離開伊朗，無法到現場領獎。
此前備受爭議，同時也是廣受關注的俄羅斯電影《列夫·朗道：娜塔莎》獲得了傑出藝術貢獻獎。緊接著，5名俄羅斯記者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質疑這部電影的獲獎資格。
《列夫·朗道：娜塔莎》拍攝週期長達數年，在此期間，演員身心投入其中。考慮到影片的社會實驗性質和極為暴力的故事，可以想象演員在拍攝期間所承受的壓力。
列夫·朗道：娜塔莎
從以上的結果可以看到，70屆柏林電影節，是一次典型的柏林電影節，極具社會性，極具政治性。
歐洲三大電影節，柏林、戛納和威尼斯。歷來都是涇渭分明。柏林政治，威尼斯飄忽，戛納集大成。
可政治性十足的柏林，算不算白左呢？
白左這個詞，出自國內互聯網，它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是網友對於西方一部分人帶有嘲諷式的歸類。從最直接的語意切分來說，白左，指的就是白人左派。
籠統地說，白左是同情，支持社會底層，追求平等（結果）的精英或者說中上階層。白左，通常和政治正確掛鉤。也可以說，在話語體系中，所謂的白左，也總是佔據著價值觀和道德的制高點。
我們再來看看柏林電影節這十年來對最佳影片金熊獎是如何選擇的。
《無邪》有4個故事，它們都是是圍繞伊朗的死刑展開，影片展現的，實際是制度死刑和個人道德及選擇之間的張力。本屆評委會主席傑瑞米·艾恩斯在說到《無邪》時就稱影片是呈現出了人性在政治大網下的缺失。
無邪
2019年的金熊電影是《同義詞》。講述的是以色列退伍士兵約亞夫嚮往法國，來到法國後開始拒絕說母語，全情成為一個法國人。
同時頗為反諷的是，約亞夫以前在軍中的故事成為了法國作家艾米勒的靈感來源，而艾米勒的女友卡洛琳則對約亞夫的身體充滿嚮往。
同義詞
2018年的金熊電影是羅馬尼亞的《不要碰我》。這部電影將的則是如何克服身體的恐懼，享受親密關係。
雖說主題看上去很正能量，但你只要看過影片就會知道這部電影實際呈現的內容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影片涉及了大量邊緣群體，包括跨性別者，性工作者，殘障人士等等。
總之，《不要碰我》以一個驚人的尺度在探討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身體溝通問題。
2016年的金熊電影是意大利紀錄片《海上火焰》，影片並置了意大利普通兒童視角和中東難民在歐洲中轉站，意大利小島蘭佩杜薩的登錄經歷，記錄了難民來到歐洲的過程。
2015年則是伊朗電影《出租車》。導演賈法·帕納西自己開了一輛出租車在德黑蘭的大街上不停拉客，形形色色的人拼起了伊朗社會的橫截面。
出租車
2013年的金熊電影是羅馬尼亞的《孩童姿勢》，一個名叫巴布的年輕人超速撞死了一個孩子。他的母親是一名成功的建築設計師，身處羅馬尼亞上層階級，她動用一切資源要替兒子擺脫這起事故。
2011年的擒熊電影是伊朗的《一次別離》。在影片中，女主角西敏要離開伊朗，但是有年邁老父親需照顧的納德無法和妻子同去。
兩人不得不協商離婚。而這時納德又和請來照顧父親的女傭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家庭，生活，信仰，所有的問題都被攪在了一起。
一次別離
如果要歸納以上這7部電影，或者是另一個制度下（伊朗、羅馬尼亞）的社會生活現狀，或者是關於社會邊緣族群，或者是關於他者拋棄身份，融入歐洲。
在這些電影裡，觀者可以看到平等的缺失，階級的剝削，公平不再，底層邊緣人需求的被忽視。
一句話，這些獲獎電影體現出了各個層面的社會人性的缺陷，並且這些缺陷，剛好和西方發達國家形成對應。
金熊的肯定，一方面是對電影作品藝術性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對生活在那兒的人的遭遇的同情和憐憫。
再往前看。
2009年的《傷心的奶水》講的是2000年秘魯結束高壓統治之後一個來到富裕人家打工的女工。
2008年的《精英部隊》主角是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犯罪猖獗的貧民窟裡的警察。
2007年是王全安的《圖雅的婚事》，一個內蒙古大草原的女性為了生存，為了救丈夫，重新擇夫的故事。
圖雅的婚事
2004年的《勇往直前》則是德籍土耳其裔女子西貝爾重新開始生活，卻擺脫不了家庭傳統和出身的束縛。
不難看出，從2003年邁克爾·溫特伯頓的《塵世之間》到2020年的默罕默德·拉索羅夫的《無邪》，18部柏林金熊獎電影中的絕大部分，都是這樣一種電影：
基本都是出自第三世界，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特徵，呈現了激烈的個體對於自身身份以及個體生存和社會現實之間的衝突。
作為對比，2003年之前的柏林金熊電影是這些，《千與千尋》（2002年），《木蘭花》（2000年），《細細的紅線》（1999年），《中央車站》（1998年），《性書大亨》（1997年），《理智與情感》（1996年）……
這些電影的故事和內容我不一一贅述。簡單來說，它們是2003年之後金熊獎電影的反面：反思二戰的《細細的紅線》，溫情脈脈的《中央車站》，名著改編的《勵志與情感》，吉卜力的《千與千尋》。
題材各異，角度多樣。
千與千尋
那是有什麼原因導致了柏林電影節從2003年起採用了傾向性如此明顯的選擇策略嗎？
有的。
其一，從2003年起，迪特·考斯里克開始擔任柏林電影節的主席，今年就是他上任之後主持的第18屆柏林電影節，也是最後一屆。
從今年開始，卡洛·夏特里安和瑪麗埃特·李森比克將接過考斯里克的位置，成為柏林電影節新的主席。
而回過頭看，也正是從2003年起，柏林電影節對金熊獎最佳影片的選擇在口味上和此前有了極大的轉變。我們前面提到的：
“基本都是出自第三世界，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特徵，呈現了激烈的個體對於自身身份以及個體生存和社會現實之間的衝突”
這一類電影開始大量在柏林電影節湧現。這就是迪特·考斯里克作為主席的影響。
迪特·考斯里克
其二，這不僅是迪特·考斯里克的個人審美口味，同時也是整個柏林電影節的方向定位，通過傾向某一類電影，使自己和威尼斯，戛納區分開來。
相比於高高在上的戛納以不變應萬變，柏林從迪特·考斯里克接手後的第1年就開始主動求變，一方面在培養自身的導演派系，另一方面就是形成固定的選片口味。
作為對照，威尼斯就明顯後知後覺了許多，而且時而高冷藝術，時而又向好萊塢的商業性靠攏。從電影節自身來說，這並非好事。
而柏林這十多年白左的“趣味”，我想，也完全用不著去貶低。如果說在實際政治社會里，白左總是被扣上不切實際，口是心非的帽子而被當成靶子去攻擊，那麼在電影等藝術場域裡，它卻是一種被需要的熱忱。
至於真心不真心，看看作品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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