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認識自己是多麼難的事
現在翻起二十歲時寫的日記，看了一本又一本後卻發現日記裡記錄的那段歷史和自己好像沒什麼關係。為什麼？因為我看不出當年發生了什麼事，裡面記錄的文字基本沒有事實，沒有場景，沒有描寫，通篇都是“我我我”，只有情緒和結論。
由此可見，不要說報道一個國家，就算報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報道所要求的準確、客觀、公正、平衡，這些原則有時與人性中的本能是相牴觸的。人想塑造自已，想要遮蓋那些不利於自己的事實，想要對他人做出評價，人們想要說自己是正確的，以及為什麼是如此正確。所以，一個人身上發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聞，我們記錄自己的同時也在記錄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的新聞史，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心靈史。如果都以我這樣的態度來報道新聞，將來我們回首往事，就像看見白茫茫大霧一樣，一無所見，既看不到他人，也看不到自己，因為這裡沒有生命的實質。報道新聞就像報道自己一樣，而認識自己，是一件多麼難的事。“人”常常被無知和偏見所矇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這些思維，就埋在無意識之下。無意識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常常看不見他人，對自己也熟視無睹。
02思想的本質就是不安
衝破人頭腦中的固有模式是非常困難的。在二十三四歲時，我就是帶著前面所說的錯誤思維模式做事情的。
後來到中央電視臺工作後，陳虻說，“你們老說想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老說誰誰誰限制你們表達思想。
我想問，你們有自己的思想嗎？讓你表達你有嗎？誰教給你們這個的？”他還說“不撞南牆不回頭”，他說得對，撞了南牆，人撞得頭破血流才有感受思想的肌肉不會那麼僵化，外界的東西才可以侵入你的頭腦和心靈，擊碎你的模式，摧垮你的概念，所以這是為什麼在《看見》一書中寫十年來見到的人，因為只有人構成了當下的自己。
在之後大量的新聞報道中，我與留給我強烈生命印象的人相遇，堅硬的成見和模式被一遍遍沖刷，搖搖欲墜，土崩瓦解。儘管這種搖晃是危險的，但思想的本質就是不安。
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準確，在2003年非典的時候，我見過4月19日人民醫院的急診室，他們當天所有的非典病人撤離，醫院的科主任帶著我看現場，牆上有一塊小黑板。這個黑板上寫了22個名字，絕大多數的後面，寫著肺炎兩個字，他說其實都已經是非典，病人不知情，來輸液的人也不知情。醫生知情嗎？知情……可是他們連隔離服都沒有。
我問他說，清潔區和汙染區怎麼區分？他就指了指胸口，在心裡區分。我說你靠什麼防護？他說我靠精神防護。
人民醫院有76位醫護人員感染，有兩位急診科醫生殉職。他說著這些，臉上幾乎是木然、空白、沉痛。
那黑板上的數字，讓我理解了新聞為什麼要準確，因為4月19日時很多媒體還在對外界說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
“我忽視過我的職責，所以我不敢再如此輕慢，因為準確二字事關著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麼叫平等，一說到平等就要在鏡頭面前故作姿態，後來我去採訪李陽的家庭暴力事件。他的妻子翻出一本家庭相冊，其中有一張她跟丈夫的合影，旁邊貼了一枝玫瑰花，這朵玫瑰花是某一年結婚紀念日的時候丈夫的秘書買回來的。就這一枝花，她把所有的葉子都用塑料薄膜壓得平平整整，保存得非常好。
乾枯的花瓣給了我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覺得人是人、我是我，但那一瞬間我發現沒有人我之分，她跟我一樣，對自身完整的願望是一樣的，對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她出生在這兒，她這樣生活，我出生在那兒，我那樣生活。所以什麼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憫或者同情別人，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處在相近的生活當中，你所經受的我必然經受，當我們共同在為生存而掙扎的時候我們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麼求實，因為沒有受過嚴格的思維訓練，而是喜歡四兩撥千斤，比較喜歡華麗的水袖工夫，招人耳目。但是2007年我採訪華南虎照的時候，周正龍穿著一個大棉襖坐在地頭，我跟他坐著一塊兒採訪，真假難辨。當天採訪完之後，我發現我們五個人的小組有很劇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認為，照片一定是假的，還有兩位同事說一定是真的。
我說為什麼？同事說，周正龍披著大襖揹著光坐在漫山遍野的麥苗當中就是個老英雄啊，撒謊的人怎麼敢直視鏡頭？這讓我印象深刻，我發現原來每個人的審美、經驗、直覺都完全不一樣。你如果靠感慨和抒發感情，誰也說服不了誰，只能靠事實關係的梳理才能找出真相。我們沒有別的東西，只能靠拿證據來這一句話，從邏輯鏈條的最末端一環一環向上追溯，讓它自身咬合，以這樣笨重的氣力，即便是小孩子也可以從土地中拉出龐然大物，這就是邏輯的力量，這也是求實的力量。
平衡，就是對每一方的論述都要心存警覺。只有讓不同論述相互毆鬥，才能接近事實本來的面目，才能保證自己不成為自己偏見的附庸。
採訪不是評判，是認識；不是改造，是明白。你要把心裡的概念和成見一點一點像剝筍一樣剝除，一點點露出它裡面鮮嫩的那個勁兒。這是我十年之後的體驗。
03有理想，但不算有主義
我寫下十年當中我所遇到的人，他們撼動我頭腦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處在晃動不安的狀態中，有人說，自由本來就是站不穩的狀態。其實我所說的概念都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引證過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地接近他們。
寫下他們有意義嗎？我也不知道，但是對我來說，這裡面好像有一種屬於我自己的心靈的自由。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過自己的不斷犯錯，不斷推翻，不斷重建去認識它。生命是一個體驗，體驗了時光才不會虛度，體驗了這些感受才會屬於你，你因此而創建自己的生活，當創建之後才會歸屬於它。
所以，這些概念對我來說已經無關於職業的榮譽感，為的是這個世界真正屬於人的實質，不論我們走得多遠都要守護這樣的實質，絕不將它拱手出讓。
曾經有人問我，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嗎？
我有理想，但不算有主義。比如我相信理想的力量，甚至我知道理想可能暫時落敗，但還相信它會一點點成長。在自己二十歲的日記裡面我看到很多陳詞溢調，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身邊的人在一塊兒討論理想是什麼，很多人說想成為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我在日記中說我的理想比這個更為高遠。這頁就完了，我還好奇年輕時我的理想是什麼？翻過來一看，小柴當年寫了一句——我想不斷完善自己。
當一個人力圖完善自己的時候，他將不再向外界尋求什麼，也不向外界推諉什麼，他將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人的內部，而社會的進步也就由一個一個獨立的人，試圖自我完善的過程當中得來的。
我的起點這麼低，所以這個過程才會有無限長，永無盡頭。想到這一點我也就覺得踏實了。
採訪德國志願者盧安克時我對他說：“我怎麼改不了我身上的弱點呢？”他說，“如果那麼容易的話，我們還有這麼漫長的人生幹什麼？”所以認識到自己身上的弱點，才能對他人和這個世界有一份寬諒，我們需要共同解除我們身上的矇昧，從這當中睜開眼來看他人，看見自己。
我有一個信念：我們用不著去向外來的世界刻意去學習什麼模式，我們也用不著刻意與誰為敵，反對什麼。我們只需要解開我們身上的束縛，成為獨立的人，用我們自己最樸素的生活經驗、智慧和常識，就能創造和決定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一直記著胡適先生對青年說的那句話，“你們不要總是爭自由。自由是外界給你的，你們先要獨立。給你自由你不獨立仍然是奴隸。”儘管生活並不完美，但是從今而後，我們將生活在自己親手創建的世界之上。
04為渺茫而認真的理想
我曾經問過自己一些事，為什麼我會選擇做一名新聞記者？從事新聞這個行業，是因為我發現自己厭惡很多事情，哪怕是最輕微的兵營化的集體式的一律服從。所以我想很多人可能選擇新聞行業，就是因為它本身可以蘊含的獨立性。這多多少少是我自己從事記者職業的一個基礎。
如果不試圖抵達“獨立”這兩個字中的內涵，比之過去的我，就不足以匹配十年中生活從身上流過、發生過的事情。如果不去“看見”而是視而不見，那確實是配不上這十年。
現在的我不知道在“獨立”和“看見”的路上將行至何處，我可能做不到更好，但希望像朱光潛先生說的那樣做到“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是說凡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絕不推諉給別人。此時，是指凡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絕不推延到將來。此地，是說凡此地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絕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古代士大夫們，總是有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情結。但是，如果一個人自己頭腦當中都始終停留在無知境界，怎能以一種英雄主義、居高臨下的方式去啟蒙他人呢？所以我在想，啟蒙思想的本意是什麼。後來在康德的書裡看到這麼一句話，是說啟蒙是人擺脫自身矇昧和成見的過程，這就幫我找到了一個記者自身的定義。
我去探知這個世界的真相，首先必須是揭開我頭腦當中的困惑，其次是我跟他人分享事實和語言，然後讓每個人得出自己的答案。記者的道德不是譴責也不是讚美，是“知”，你要知道這個事件。人在知識當中才能夠穩定，這樣就不會太容易受到情緒的左右，這是新聞界的責任。
我從來沒有想過去影響和教化別人。剛入行的時候可能會有，也不是因為虛榮心，而是不理解這個職業，覺得傳媒是不是特別高尚？是不是非得傳播真善美、塑造好社會？慢慢地，我理解了這個職業的屬性，也是把自己的角色看清楚了。
這世界上總是會有一些小人物，會推動我們做一些非如此不可的事情。很多時候人不是為了成為英雄或者是為了怎樣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是因為非如此不可。我想不僅僅是對於中國，對於全世界的記者來說，我們很多時候都在說不。這不僅僅是指向一種具體的權利，而是指向很多很多種權利，包括向群眾妥協的權利，包括向無知妥協的權利。
這時候我就想起錢理群老師。有個學生問他一個問題，說有一天您覺得您會有宗教信仰嗎？錢理群說，“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不認為我有可能會成為任何信仰的信徒，因為我的人生經驗告訴我，我決不能將自己交給任何一個他／她／它者。”這句話是帶著血，帶著眼淚，帶著痛苦，凝結出來的一句話。我覺得對於中國的記者來說可能需要更深入的瞭解和理會。
有天夜深，朋友和我在MSN上討論完工作後問我：“誰知道我們在深夜裡都幹些什啊？” 我說：“眼睛熱了一下，為渺茫而認真的理想吧！”
05新聞是生存的一種方式
記者不僅僅是我的職業身份，做新聞也是我生存的一種方式，記者的天職就是調查事實的真相。但如果沒有對人的真正的關切，就不能成為記者：假如僅僅停留在對人的關切而不是對問題的求解上，就不會成為一個好記者。
以前，在電臺做的時候，我喜歡說，這是一個像流沙一樣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藝和情緒的字眼，而2000年接近25歲的時候，我在一本書的扉頁上寫下：現在是時候該蹲下來觀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觀察它們的溼度、密度、結構、流向和探究為什麼這樣流向的原因。我慶幸，在邁入成年的門檻時，可以從自我的世界裡走了出來，開始關心他人，關心社會公共事務，關心將自己和這個世界聯繫在一起的東西。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艱難的，一個記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須恪盡職守。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類的心靈需要互相幫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現出來讓大家看到。當通過提問將心靈的細節展現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深深地嵌在這個世界裡，你不幫助他，就可能也會孤立無援。傳播的力量就是要把這些東西滲透下去，然後才能生長出新的葉子。
我們的文化和教育有很多插在我們腦子裡的障礙，或者說樁子。比如我們都習慣有一個黑白善惡分明的世界，延伸出很多憤怒和仇恨。而我通過記者這個職業學到的是，你必須把道德的帽子摘下來。有這個帽子就容易熱淚盈眶，容易把世界分成敵我陣營。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燈火。
另外，我們容易有一種“完美新世界”的想法，會以為“假如我們怎樣怎樣”，“假如我們不怎樣怎樣”，就會有一個完美新世界。但現在你知道，不存在這樣的東西。而且我們也不要想去改變這個世界。我實際上走了好幾年的路，才認識到記者只是觀察、記錄、認識這個世界，而不是去幹預世界。出發點和目的都不是。認識了就不會輕易讚美，也不會輕易批評。我喜歡的人，歌徳、朱光潛、胡適、顧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平實的客觀性。
歌德說，我會跟任何人打交道，我不會有成見，我也不從他身上去要求同情和共鳴，這樣我才能夠跟他無拘無束的相處——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整個世界。既善感又特別健康、明朗，有強大的理性基座。我自己對於採訪的認識走了三個階段。先是依賴本能，會展示一些真的東西，但真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然後開始剋制自己，制約自己的情緒，不帶偏見地去認識事物；到後來覺得其實是可以對事件的每一方都投入感受，切身去體會他們內心的訴求，這樣你就會做到客觀，也更有深度一些。
相較於發表看法，我更願意報道新聞。因為我犯過這個毛病。曾經一開口就是大而無當的詞彙，全是成語、概念、宏大、熱血沸騰。但是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越具體越好。其實也就是胡適先生說的，你多硏究一點問題，問題本身會指出生活的一個道路，就像新聞一樣，不要從意識形態出發去解決問題，而是要從解決問題的路出發，走下去，看看什麼樣的制度和方式才能更好地幫助解決日常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不太有熱點的東西，是一種已經過去的新聞。不是熱的時候非不做，而是往往熱點新聞剛起來的時候，眾聲喧譁當中，不大會有一種真的沉靜地坐下來、雙方辨析這樣的機會。一大群記者都在敲門的時候，人家只有躲避起來，這是很正常的一個反應。所有的記者倏忽一下全撤了，這時候你沒有走，再去了，就會有一個誠懇的交談：我為何而來。這樣往往比較容易得到別人的接納。
對於過去的十年，我就是一種眷戀。我想起來二十三四歲為什麼陳虻批評我，他說我，“你矯揉造作，不可忍受”，我心裡不服氣。他說你要是這樣你就幸福不了。我覺得這跟幸福有什麼關係？他說人非得到了30多歲，經歷大的挫折說話才能夠平實，那個時候才有幸福可言。所以我覺得現在活著，做事做人，我也算起碼心裡是踏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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