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不用忍著不喝水了。"
從四大離職，跳槽到一家國企做內審後，28歲的徐蓉終於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是真實存在的。
現在每天早上到公司，她都去公司的茶水間榨果汁喝。公司有免費水果，經常吃不完，她就榨成新鮮果汁，有時一天喝好幾杯。
她自己也說不清楚，這麼頻繁地喝水，是不是出於一種報復心理。
“原來我在四大，喝水後去廁所，時間稍微久點，經理就找我談話：去洗手間佔用OT，你報加班時間要把這些去掉。”
所以，在四大的三年，徐蓉上班時間基本不喝水，吃飯一律外賣，每天坐在密不透風的寫字樓裡，加班到11點、12點、1、2、3點，從來沒見到過太陽。
她甚至不敢化妝，不敢穿好看的衣服，因為經理們都不打扮，誰稍微亮眼一點就要接受所有人的目光審判。
從四大離職，對徐蓉來說，並不是一個難做的決定，因為這幾年，她身邊的女同事，基本都走光了。
眾所周知，在四大，男女員工的比例達到1:5以上。可與員工比例呈極大反差的是，合夥人階段女性佔比非常之低，僅為男合夥人的五分之一。
徐蓉仍然認可四大，“這裡是奠定基礎的好地方”，在四大所受的訓練早已內化為她的行事風格和思維方式。
可正像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擁有青春和對青春的看法一樣，她也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女員工，性別本身就是在四大往上爬的最大障礙。
“不走，難道一輩子在這裡不喝水麼？”徐蓉離開了四大，也徹底離開了金融圈。
在女性追求事業的道路上，徐蓉的遭遇從來不是孤例。
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超過70%，居世界第一。其中，25到55歲的中國女性參與率甚至高達90%。
看起來，大環境是在慢慢變好，但實際上屬於職業女性的職場空間卻在越變越窄。
有時候，這種空間的狹窄是工作性質決定的。
32歲的沈青怡，985大學金融研究生畢業，畢業後好不容易進了北京一家券商做後臺清算崗。如今已經七年了。
7年時間，她每天的工作都從交易完成的晚上17點開始，直到深夜。零容錯率的估值清算，讓她經手的數據只要出現一點點差錯，就會被投保基金監控，送到監管部門，個人則面臨被公司勸退的風險。
這樣的工作讓她如履薄冰，精神緊繃，常年被壓力壓得睡不著後，她被確診了抑鬱症。
拿到確診報告那一刻，生性要強的她才肯第一次面對現實：這樣的工作，這樣的壓力，摘不掉的後臺標籤，和與男性相比更為脆弱的神經，都在明明白白地告訴她：
這個圈子，不是你想就能hold住的。
同樣，經歷著心理戰的還有在銀行做機構銷售的孟瑞敏。
性格像男孩一樣的孟瑞敏，一度以為自己能和男同事一樣把機構客戶牢牢攥在手裡。
直到真正工作幾個月後，她才意識到，為什麼這個崗位，女生的簡歷都是被直接pass的。
一週3次的酒局，機構客戶一票人馬的多對一，人前人後的招待跪舔，還有要豁得出去的“酒桌禮儀”。
沒人去尊重她這個全桌唯一的女性，別說尊重，連調侃都毫無顧忌。
這就是金融圈的現實。
金融業的核心，不管過了多少年，仍然還是“高精尖+拉皮條”。除技術崗位以外，更多的業務都是對資源的整合。
怎樣整合資源？自然要去社交去拓展人脈，喝酒應酬也是常事。
可一個女性，天天在外應酬喝酒，大家會怎麼看她？她又會怎麼看自己？
這涉及了社會的道德綁架，也涉及了個人的人身安全。
在連續喝酒喝了幾個月後，孟瑞敏終於撐不住了。她不得不承認，在這個崗位上，她從一開始就輸給了男同事。
畢竟，這從來不是一份努力就能得到回報的職業，有時甚至是一個零和甚至負和的遊戲，越努力越受打擊。
女性很有事業心，在社會大環境下並不是一個多好的意義。尤其在弱肉強食男性當慣了霸主的金融圈。
這需要比男性付出多得多的犧牲和努力。
35歲的凌瀟瀟可不像她的名字一樣溫柔和灑脫，相反她是一個在投行工作了十年的女領導。
早晨7點微信郵件處理工作，9點半進公司，10點和項目組開會2小時，12點半午餐會，2點到客戶公司開會，7點和客戶晚餐會，9點審閱項目材料，11點到12點開電話會。
這十年間，她的日子都是這麼過的，高強度且枯燥。
可她的下屬們卻並不買賬。他們常常在一起議論紛紛：“太慘了，只有事業沒有家庭。她到現在連個男朋友都沒有，孩子也沒可能生了。”
如果她升職加薪了，他們更是毒舌：“怪不得她不結婚，肯定是背後有靠山，一路陪過來的。”
凌瀟瀟曾經很氣憤，她甚至去向公司控訴。說的再多，她也只會被告知“我們已經在作出努力了”，再多爭取一點，這一切就會被認為是她在無理取鬧。
後來她讀到 Facebook 女COO 雪莉·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看到了一個名詞“冒充者綜合症” ：職場女性到了一定年紀之後，會不如男性果敢，會過於謙虛。因為如果你太強勢，你的男下屬會厭惡你。而如果你過於謙虛，又爭取不到機會。而且會時時擔心被人看穿自己並不優秀，只是運氣好而已。
她終於想明白了，一切的錯都不在她，只因為她所身處的環境和她女性的身份。
凌瀟瀟不甘心把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讓人，畢竟在Financial Times 發佈的數據中，投行 Senior Level 女性佔比只有26%。到了VP、MD 的 Level，男女比例更是變成了17：1。
"我還是要留下來。” 儘管難，可十年的沉沒成本，讓她沒法說出放棄。
凌瀟瀟並沒有意識到，她的境遇，相比於更多同齡女性，已經相當幸運。
她單身，無牽無掛，把事業做好，就是人生完美的成績單。
可更多女性，長期以來，被社會和家庭所賦予的期待一直都是：你要兼顧事業和家庭。如果無法兼顧，你的工作就要為家庭讓步。
2018年，在基金公司做了五年銷售的寧佳有了自己的孩子。休完產假回到公司，一心想把落下的業務趕緊補上的寧佳沒有料到，自己遇到的挑戰遠不止在公司。
雙方老人年紀大了沒法過來幫忙，老公又是一個沒有斷奶的孩子。儘管花高價請了保姆，下班後，寧佳的全部精力也必須撲在孩子身上。
那一年，她每晚的睡眠時間只有5小時，時不時就得請假，基金銷售必須去的出差，她一次都沒辦法成行。
“明明我付出了那麼多，別人卻總覺得我做的不夠。”
生娃前，她以為可以有幫手一起帶娃，生娃後才發現，所有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孩子是你的，媽媽照顧責無旁貸。
週末的時候，她必須無時無刻不陪在孩子身邊，可滿腦子都是電腦上的工作。她掏心掏肺、全心全意地工作，到了年底考核，才發覺一年到頭都是白忙活。
失望的多了，她最終決定後退。離開了工作五年的基金公司，去民辦大學找了一個行政崗位。
工資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
最大的好處是每天5點準點下班，有寒暑假的大塊時間，可以讓她專心帶娃，盡職盡責。
而讓在互金公司做運營的職場媽媽蔡彤徹底投降的，則是女兒英語課外班倒數第一的作業完成率排名。
女兒今年6歲了，前六年，在姥姥姥爺的照顧下，蔡彤的第一道坎算是挺過去了，她甚至還跳了個槽，升了個職，每晚10點到家，孩子早已被哄好入睡。
可孩子大了，當單純的養育變成了教育，她意識到，很多事情再也沒法假手於人了。
英語，數學，邏輯，鋼琴，這些都是老人無法輔導的領域。而等上了小學後，她聽說，家長群，作業打卡，課外活動，都只有爸媽參與才算數。
關鍵時期，誰也沒法自私到對孩子放養。而基本上沒有任何討論，家裡就默認辭職回家帶娃的人是蔡彤。
沒有了收入，蔡彤也考慮過各種兼職：做微商、賣保險，開直播……但就是不考慮再回去上班了。“我可不想要送孩子時，還得請示 800 個領導。”
幾乎每一次，都是媽媽在職業發展上讓步。
這一代媽媽，基本都是“獨生子女”政策下被捧在手心裡長大的獨生女。他們從小被父母優生優育，聽著“生男生女都一樣”、“女性能頂半邊天”的宣傳，從來不覺得自己和男生相比哪裡有不足。在女性全民工作的今天，他們在職場上的付出，也獲得過相應的回報。
可一旦涉及到究竟誰來犧牲工作照顧孩子的問題，妻子永遠是默認的第一選擇。
寧佳的老公是金融圈同行，收入比她高。蔡彤的老公是公司管理層，有更可預期的前途。每個家庭的選擇看起來都很理性，在男強女弱的家庭結構裡，妻子讓步看來更加“合算”。甚至於，讓妻子退出高強度的工作，在丈夫看來也算是一種體貼和照顧。
全球知名軟件諮詢公司Thoughtworks的講師陳慶敏，曾經總結過能夠在職場裡堅持下去的女性普遍有三個共性：
◆ 有強烈的職業追求；
◆ 遇到並抓住了機遇，鍛鍊了能力和信心；
◆ 有家庭的後盾，生了孩子之後，家人還很健康並且能幫忙，或者有錢請保姆。
三個要素必須全部具備。缺少其中任何一個，女性都很容易退出職場跑道，而且很難再回來。
而如果是金融圈的女性，我認為還要再加上一條：在一個女性有生存空間的崗位任職。
沒錯，我們常說，金融行業只有兩種人具備核心競爭力。一種是金: 能賺到錢的人。一種是融: 能搞到錢的人。
其餘都是為以上兩者服務的人。
那麼很自然的，當一個女性在這個圈子裡長期看不到自己的價值，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又遇到了家庭內部的問題，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離開這個圈子。
去追求和其他女性一樣的幸福—— 只要她們像對待客戶一樣對待自己的先生和孩子，像做項目一樣去經營自己的生活。
我從不認為離開金融圈，女性的職場道路就會大滑坡。相反，很多女性發現了別樣的新天地。
沈青怡考上了市屬公務員的核心崗位，孟瑞敏開了家女子健身工作室，蔡彤也成了一名保險代理人。
而真正讓我感到慚愧的，是儘管職場環境在越變越好，我們這個號稱男女平權的社會對職場女性的寬容度卻越來越小。
是儘管越來越多男性開始不再“隱身”，他們對職場女性所面臨的困境依然不以為然和理所當然。
好像，從頭到尾，除了女性自己，並沒有人真正想去改變。
於是，她們離開了金融圈。
她們離開的，又何止是金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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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離開了金融圈，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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