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7 禍兮福所倚,被瘟疫改變的歐洲史


禍兮福所倚,被瘟疫改變的歐洲史

雅典瘟疫、伯里克利


Ⅰ.改變伯羅奔尼撒戰爭走向的雅典大瘟疫


“人們像羊群一樣死亡...像蒼蠅一樣死亡著...神廟中,充滿了死者的屍體。”——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發生在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大概是世界史上有詳細記載的第一次大瘟疫。這次瘟疫發生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後第二年。在戰前,雅典的政治領袖伯里克利在陣亡戰士國葬典禮上發表了演說,對這場戰爭進行樂觀預判,鼓舞雅典人民贏得勝利:

一是讚頌雅典的體制更加優越。“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範...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作民主政治,因為政權在全體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這套說辭是不是聽上去很熟悉)

二是雅典掌握著制海權,財力極為雄厚。而斯巴達只控制著一小塊陸地,是無法支撐持久戰的。

三是雅典對於陣亡戰士有最好的撫卹。陣亡戰士的兒女都由公費撫養,直到成年。陣亡戰士們被葬在風景最秀麗的公葬地,葬禮上人們還抬著一個精美的空柩架,這是為那些找不著屍體的戰士而設的。

按照伯里克利的戰略,為了應對斯巴達更強大的陸軍,雅典對外圍村鎮實施了堅壁清野,外圍的農場主、牧民都遷到雅典城內居住。這種非常舉措對於贏得戰爭來說看上去是明智的。

但是人們沒有料到的是,雅典城內由於人口密度增加和衛生設施的迅速惡化,很快爆發了瘟疫。染上這種瘟疫的人會發高燒和乾咳,眼睛通紅,喉嚨出血,胸部劇痛,發病七八天後伴隨著強烈的嘔吐和抽搐死亡。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很多也因為連續高燒而器官損壞,有的雙目失明或者失去記憶。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載,後人猜測雅典瘟疫很可能就是鼠疫。

雅典瘟疫讓雅典元氣大傷,具體死亡人數在史書中並沒有明確,大概讓雅典損失了近一半人口,這是參考雅典軍隊主力重步兵的損失達到了近40%。雅典瘟疫中,負責治療病人的醫生們死亡率是最高的。更為關鍵的是,公元前429年,雄才大略的伯里克利也染上瘟疫身亡,年僅34歲,這讓雅典失去了主心骨。

雅典瘟疫是讓雅典蒙受最大損失的一場“戰疫”,直接導致雅典在戰爭中處於不利的一方,讓雅典失去了東地中海的霸權。

這是智慧如伯里克利也無法預料的。


禍兮福所倚,被瘟疫改變的歐洲史

390BC,高盧人攻佔羅馬


Ⅱ.把羅馬人從蠻族人手中解救出來的瘟疫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


公元前396年,羅馬經過10年圍城,終於攻陷北方強鄰伊特魯里亞人的重鎮維愛城,羅馬人進行了屠城並洗劫一空。獨裁官卡米盧斯阻止不了,只好向上天祈禱:“眾神啊!請你們原諒這些士兵...”

不久之後,羅馬人果然受到了最嚴厲的懲罰。只不過這個懲罰不是來自上天,而是來自北方。原來,伊特魯里亞人一直在抵擋北方更強大的高盧人。正所謂福兮禍所伏,現在伊特魯里亞人被攻滅後,羅馬人在北面失去了一道有力的屏障,高盧人開始直接進攻羅馬人。

公元前390年,波河流域的高盧國王布倫努斯率領大軍翻越矮矮的亞平寧山脈,經過伊特魯里亞人的廢墟,浩浩蕩蕩地向羅馬進軍。此時的羅馬人已經驅逐了他們的領袖卡米盧斯,忠心於他的軍隊為此灰心喪氣,很多脫離了隊伍,羅馬人倉促之間拼湊出的軍隊被高盧人輕易打敗。高盧人兵臨羅馬城下時,發現城門大開,城裡居民逃亡了很多,羅馬的很多官員和貴族則穿戴整齊地坐在神廟裡——他們不願意丟下尊貴的身份逃亡——結果全部被高盧人屠殺。高盧人對剩餘留守的居民進行了屠城,羅馬城遍佈屍體。羅馬人賴以立國的七座山丘中,只有最高的卡比託利歐山還沒有淪陷。高盧人日夜圍攻,眼看就要守不住。

由於高盧人在屠城後沒有處理好屍體,羅馬城很快爆發瘟疫,受害者就是佔領者高盧人,軍隊大量患病死亡。國王布倫努斯眼看軍隊每天減員嚴重,於是啟動了跟羅馬人的和談,要求防守卡比託利歐山的羅馬人再交出一千磅黃金,高盧才肯撤退。羅馬人只好把神廟眾神身上的黃金扒拉下來,湊足了準備交割。在稱量黃金時,高盧人不斷做手腳,公然令秤桿超出額定重量,讓羅馬人非常氣憤又無可奈何。

正在此時,羅馬人以前的英明領袖卡米盧斯回來了。他令人取回黃金,把一把劍放在秤上,對高盧國王說了一句名言:“我們羅馬人的習慣是:用鐵而不是用金子來解救我們的城市。”

原來,被流放在外的卡米盧斯聽說羅馬有難,召集了同盟城邦的軍隊前來解救,卡比託利歐山倖存的元老們趕緊重新任命他為獨裁官。雙方進行了會戰,高盧人由於瘟疫減員嚴重,士氣低迷,在這一戰中敗下陣來,羅馬人終於趕走了侵略者,解除了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危機。

羅馬城的第一次瘟疫也讓羅馬人更加重視城市水道的規劃和建設。古羅馬人不太相信醫生,他們對醫生存有很大的偏見,這也跟當時的醫學水平不高有關。他們更相信清潔的用水能夠帶走疾病。為此,羅馬後續規劃修建了大量高架水道、公共浴池、噴泉和下水道,使用的都是活水,而且對居民免費。完善的供水系統的下水道排水系統讓羅馬在此後三百多年一度遠離了瘟疫,也讓羅馬人擁有了建康的體魄,為羅馬的不斷擴張,把地中海變成“澡盆”奠定了基礎。


禍兮福所倚,被瘟疫改變的歐洲史

安東尼瘟疫、奧勒留皇帝


Ⅲ.導致羅馬帝國走向衰弱和崩潰的大瘟疫


“羅馬帝國的擴張...一次又一次地被唯一更強大的力量——瘟疫——所中斷...當瘟疫降臨的時候...所有的事物都不得不給它讓路。——漢斯•芩塞(Hans Zinsser)


公元前29年,屋大維被元老院授予“Imperator”稱號(後來的“Emperor”皇帝一詞即來源於此),羅馬從共和制變成了實質上的帝制。羅馬在後續的200年時間經歷了“五賢帝”繁榮時期,與此同時,羅馬人在共和國時期所堅守的理性精神和公民精神卻不斷退化,人們生活腐化,追求奢靡享樂,置公共道德於不顧,羅馬的河道和水池裡面漂浮著嘔吐物和排洩物,導致城市衛生狀況不斷惡化,從65年-270年,羅馬爆發了多次大瘟疫。

公元65年,羅馬再次爆發瘟疫,大批人口死去;公元125年, 羅馬發生奧路西烏斯瘟疫(Plague of Orosius);166年,羅馬爆發天花大瘟疫(也稱安東尼瘟疫,Plague of Antoninus or Galen),包括皇帝奧勒留在內超過25%人口死亡(基督教作家奧路西烏斯把瘟疫看作是對奧勒留迫害基督徒的懲罰);250年發生的西普里安大瘟疫(Plague of Cyprian),席捲了整個羅馬。這幾次瘟疫讓羅馬喪失了上千萬人口。

由於這段時期貫穿了基督教的誕生與發展,羅馬的皇帝和民眾常把瘟疫的罪責怪在當時的異教——基督教徒身上,為此殘酷地迫害他們,把他們成批燒死,施以酷刑,甚至丟給鬥獸場的獅子。但是這樣的做法並沒有減少瘟疫的發生,反倒是對希臘民主-羅馬共和時代一度興盛的科學、哲學、多神教和人們的理性產生了巨大沖擊。

基督教嚴密的組織體系、教徒嚴格自律的生活、教義對人們的心理撫慰、教會的救助機制都讓信教群眾日益壯大,關於羅馬人不敬天主而遭受瘟疫懲罰等說法流傳甚廣。當年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傳說上帝曾降下十種災難給埃及人,其中就包括瘟疫。

在對基督教徒進行了整整三個世紀的殘酷迫害後,羅馬皇帝也不得不對基督教進行妥協。313年,羅馬兩位皇帝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同時簽署了《米蘭敕令》,正式給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後來皇帝也開始受洗成為教徒。到了392年,基督教被定為羅馬國教。

這樣一來,由於瘟疫的持續打擊,基督教終於興盛,加上蠻族的大舉入侵,西羅馬帝國很快於476年滅亡,歐洲也在這一年進入了矇昧的中世紀。


禍兮福所倚,被瘟疫改變的歐洲史

歐洲黑死病、詩人薄伽丘


Ⅳ.把歐洲帶出黑暗中世紀的黑死病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


轉眼到了十四世紀,教會依然牢牢掌控者一切權力,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地中海城市,由於蓬勃的商業,已經富可敵國,資本主義和近代思潮開始萌芽。在這個背景下,在1347至1353年,爆發了可怕的黑死病(鼠疫)瘟疫,這是歐洲歷史上一場超過所有戰爭的最大浩劫。

這次黑死病的源頭大概來自於東方,通過地中海貿易傳到了意大利,又從意大利傳到法國、英國和歐洲大陸,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掃蕩了整個歐洲。

瘟疫第二年,幾乎所有意大利城市都被鼠疫攻陷,佛羅倫薩、熱那亞、威尼斯、羅馬、那不勒斯、比薩...不光是城市遭遇浩劫,鄉村也沒能倖免於難,到處十室九空,連家畜和野生動物都無法避免鼠疫的攻擊,動物和人一樣橫屍遍野。

這種現象,用現代醫學視角來分析的話,說明黑死病致病的不是病毒,而是一種細菌。但幾千年來,人們對微觀世界一無所知。

直到1674年,荷蘭人列文虎克製成了放大270倍的顯微鏡,人類才觀察到了細菌的存在。而人們發現黑死病的罪魁禍首——鼠疫桿菌,已經是這次瘟疫過去五百年後的事了。

這場瘟疫,全歐洲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當時歐洲商業最繁華、富庶的威尼斯和佛羅倫薩人口減少了50%-60%。奧維託是最慘重的城市之一,出於各種原因,管理市政的七人委員會把瘟疫的消息封鎖了幾個月,沒有及時採取適當的舉措,這個城市很快被鼠疫摧毀,連七人委員會也只剩下兩個人,奧維託幾乎成了一座死城。

在所有意大利城市中,只有米蘭倖免,因為堅決地做好了一件事:隔離。

其實很多意大利城市也搞了隔離,比如停止商業交易,搞好城市衛生,減少人際交往等等,但是都沒有米蘭搞得那麼徹底。在米蘭,只要發現有患病的家庭,米蘭市政府都會通過砌牆進行隔離——或者叫封鎖——這種極端手段。但最終也只有米蘭躲過了這場浩劫。

在當時,教士們、修女們、醫生們都是死亡率最高的群體,因為他們要參加治療、臨終祈禱和送葬隊伍,威尼斯政府僱傭的24個醫生犧牲了20個。在內陸的一些城市,人們通過遊行進行祈禱,祈求上帝垂憐,但是遊行更增加了交叉感染,很多人在隊伍中當場倒斃。

這個時候教皇在哪裡呢?教皇逃跑了。他躲到了鄉間的一個別墅,堅持閉門不出。

佛羅倫薩的一位名叫薄伽丘的作家、詩人,也躲到了鄉間別墅,瘟疫中慘烈的一幕幕讓他不停地思索,在瘟疫面前生命如此脆弱,人生是什麼?教會如此不堪一擊,信仰又是什麼?他在苦苦思索之下,根據看到的、聽到的人生百態,寫出了歐洲歷史上震古爍今的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十日談》。

《十日談》就是以歐洲黑死病為背景,描述七位女士和三位青年躲到了佛羅倫薩郊外的別墅,每天互相講故事解悶,每天十個故事,通過一個個啼笑皆非的故事,諷刺教會的貪婪、自私、虛偽和荒淫,揭示了生命的真諦,閃耀著人文主義的光芒。

在黑死病肆虐過的大地上,舊的歐洲正在死去,新的種子正在萌發,古希臘、古羅馬閃耀著光芒的科學藝術和民主共和思想開始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歐洲迎來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曙光。

瘟疫帶走了那麼多的生命,也告訴劫後餘生的人們,幸福不在於天堂,而在於人間。掌握幸福的鑰匙,不在於上帝的施捨,而在人們自己的手中。

(全文完)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崩潰史》

押沙龍《寫給上班族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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