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乃系傳統倫理道德和封建禮制的集大成者，婚姻制度作為維繫社會穩定，約束民間禮法的根本所在，對於封建統治階層而言意義非凡。
“一夫一妻多妾”之封建婚姻制度，經過宋代“程朱理學”之“存天理，滅人慾”的理論加工，讓妻和妾之間的差別進一步拉大到近乎荒唐的地步。
按照朱熹老夫子的理論，“一夫一妻”乃系“天理”；“一妻多妾”即為“人慾”。清朝建立以後，“程朱理學”逐漸被奉為圭臬，被視為應該“滅除”的“妾”，地位進一步降低。封建婚姻制度認為：納妾不視作婚姻，妾本身也不屬於家庭成員，也沒有家庭成員所享受的待遇，同樣夫家有罪時，妾也不會被株連九族。
對於上述區別對待妻妾之間社會地位的婚姻制度，清朝予以了國家層面的認可，並在國家法典——《大清律例》中予以了明確。《大清律例·戶律·婚姻一·妻妾失序》明確規定：
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並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
也就是說，妻和妾之間的角色明確、地位分明，擅自更改乃系觸犯刑律的所在。即使是經過正常程序，妾升級為妻或者妻被廢為妾，如果觸犯刑律，也必須依據“原系妻而娶為妾，當從妻論；原系妾而娶為妻，仍從妾論”的基本原則予以區別對待。
清朝時期，妻妾之間的地位懸殊之大，區別之明顯，妻妾成群之家庭生活狀態勢必會呈現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形。
傳統禮法認為“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已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也就是說男女成婚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祭祀宗廟；二是繁衍後嗣。而清代男子的妾室是不允許參與家族祭祀的，甚至連所出子嗣也只能稱呼自己為“姨娘”或者“庶母”。封建婚姻制度的兩大目的，妾室一項都沒沾邊，可見清代妻妾之間的巨大差別。
而在《清稗類鈔》的記載中，清代納取妾室，更多是“以備驅使”之用，所謂“置二妾或三妾，一切役務，均委之若輩”。也就是說，清代男性妾室最為常見的兩大作用乃系“出身率為侍婢，入室服侍寢事”。而和男性擁有同等法律地位的正妻，則和男子一樣，乃系家庭的“主子”，自然能夠享受妾室一樣的服侍待遇。甚至，將妻和妾之間的關係是為主僕關係，也並無言過之處。
所以，清代妻和妾之間，基本相當於清代後宮之皇后和諸妃嬪之間的地位差別，有著明確的君臣之別、主僕之分，除非像雍正朝權臣佟佳·隆科多對自己愛妾的刻意驕縱，否則妾室一般不敢同正妻造次。
至於妾室和妾室之間的關係，更加不會像我們認為的那樣因爭奪男主寵愛而爭風吃醋、互相攻擊。因為在清朝時期，能夠擁有兩位及以上妾室的家庭，毫無例外都是士紳豪門、權勢官宦、富商勳貴，如此家族一般都有嚴苛的家規約束。一旦有妾室違反家規，就會被處以典、賣、遣乃至被杖責、誅殺的嚴懲。
清代臥房
除了妻和妾之外，清代男性的“多妾”中還有著“通房丫頭”的存在。所謂“通房丫頭”，顧名思義其臥室和主人的臥室聯通，在之子夫妻行閨房之樂時，她不但要貼身伺候，還可以在主子招呼下，一起成事。
“通房丫頭”一般為正妻陪嫁侍女，因為有著夜間服侍的便利，能夠獲得男性恩寵，成為妾室的可能性極大。而且，有正妻作為自己的靠山，“通房丫頭”的地位並不比妾室低，甚至會在妾室之上。所以，妾室和通房丫頭之間一般也不會生出影響家庭和諧的事端，會和平相處。所以，在清代妻妾成群的家庭中，看似關係複雜、難以平衡，但在國家層面的刑律約束、嚴苛的家規約束和傳統的封建禮教約束下，妻和妾乃至通房丫頭之間一般會和諧相處，共同作為男性的附屬品存在，操持後院、服侍男性、繁衍後嗣。
但是，清代妻妾之間的其樂融融、和平相處並不代表適應於現今社會。除了法律層面的約束，還有四大方面的限制，能讓人望而卻步：能不能養得起？妻和妾如何區分？如何處理妻妾之間的關係？身體能不能承受？所以，別再羨慕清代的妻妾成群，一夫一妻才是對男人最大的保護！
參考文獻：《大清律例》、《清稗類鈔》、《清史稿·吉禮》、《清代野史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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