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5 京剧为何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九·一八事变后,京剧大师周信芳在上海戏院唱戏,台下坐满了观众。

当天周信芳唱的是一出《明末遗恨》,杀宫那一场。当周信芳借崇祯之口在戏台上唱道:“儿呀,什么最惨!”

皇太子应声答道:“亡国最惨!”

观众听完,眼泪哗的掉了下来!

周信芳继续唱:“儿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当公主问道:“儿有何罪?”

周信芳回道:“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

锣鼓一敲,满堂皆惊!

片刻,有人醒悟过来,带头起立,向周信芳鼓掌。一时间,观众纷纷起立,全场轰动了!女人们争相将金刚石的戒指、首饰扔到台上表达对他的爱慕,鲜花、掌声不绝!

解放前,周信芳是上海最火的角!

1943年农历正月初十,国画大家郑午昌在家庆祝五十岁寿诞。是日,梅兰芳和著名国画家吴湖帆相约前来祝寿。

席间,当他们谈及国难当头,生灵涂炭时,无不慨然激愤。梅兰芳、吴湖帆、郑午昌三人恰都生于1894甲午年,甲午年恰是中华民族遭受奇耻大辱之年。

联想如今国破民殃的现状,三位艺术家义愤填膺,决定发起组织民间爱国组织。

遂联系与他们同龄的文艺界、教育界、工商界的名流与仁人志士,有陈少孙、范烟桥、李祖夔、张君谋、蔡声伯等十七人。1937年中秋,他们相聚徐家汇榕园,成立盟会。因20人年龄相加正好千岁,故称“甲午同庚千龄会”。

周信芳就是出生在那个被诅咒的年代。

周信芳祖籍浙江宁波慈溪,祖上原是本地望族,到了父亲周慰堂这一代,已无人做官了。

周慰堂是个戏迷,每日去听戏,时间久了便和戏班的人混熟了。有一次戏班临场缺一个角色,戏班班主拉周慰堂临时顶缺,周慰堂上台一张口,技惊四座!

周慰堂就此“下海”。

周慰堂改行唱戏,在宗族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在那个年代,“戏子”乃是贱业。周氏乃仕宦之家,出了个唱戏的,那岂能容得?于是组长召集全族,把周慰堂及其后代逐出祠堂。

周慰堂并不屈服,直接跟着戏班走南闯北,离开了慈溪,过上了漂泊江湖的卖艺生涯!

浊世每将身家抛,非关名与利,崖岸自相高!你们口中的“贱业”,却是我毕生钟情之所在!

戏演到淮安,周信芳出生了,那一年正是甲午年。

出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周信芳的一生注定要和整个时代绑在一起,难以分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是不久,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丧权辱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周信芳积极参加反袁运动,参加并演出了《民国花》、《新三国》等讽刺袁世凯的新戏。

后袁世凯开始大举残杀革命志士,镇压民主运动,派人刺杀宋教仁,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引发“二次革命”。

血案同样震惊了周信芳,那时的他才18岁,他感到自己必须拿起武器来,代表自己,代表文艺界发出声音。

很快,周信芳就自行编制了一部新剧《宋教仁遇害》,当时编写这样的剧是有很大风险的,可周信芳不怕。海报一贴出,立刻引起剧烈反响,广大观众冒着风险踊跃观剧。

当周信芳演到宋教仁被歹徒刺伤,生命垂危时,剧场一片鼎沸,有叹息伤悲者,有泣下沾襟者,有愤然怒骂者……

周信芳火了!

这次尝试,让周信芳意识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之重,民间舆论的引导不止在官方政令、杂志与报社,便是戏曲,一样可以起到教化人心,传播正道的作用。

我是戏子不假,但是戏子也是人。自此之后,周信芳更加积极的编写新戏,寄意于戏,以示丹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周信芳慨然于学生的遭遇,在上海丹桂第一台上演了一出《学拳打金刚》,把矛头指向卖国贼,一时轰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日本人到处搜捕京剧大师为其“服务”,程砚秋种菜养家,拒不出山;梅兰芳蓄须明志,不为日本人唱戏;当身边的人问周信芳,是不是也要归山的时候,周信芳瞪着眼说:

“唱!为什么不唱!抵御外辱,战士们有枪,我周信芳有京剧,京剧就是我的枪!”

他接连编演了《明末遗恨》、《徽钦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抗日救亡戏,当他威风凛凛站在台上,借戏中人之口说:“卖国汉奸何其多。”的时候,台下再一次轰动了!

周信芳说:“我要演文天祥和史可法,哪怕被禁,我也要演,他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为我们的民族争取了正义!我要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周信芳红透了半边天,大家都称呼他为“麒派宗师”。周信芳却不开心,他说:“我不是什么麒派、马派,我是周信芳,不要用流派把我限制,我是京剧!”

他告诉自己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你们不要学像我,你们要做自己,要活学。”

周信芳认为:流派不应成为宗派,在基本功之上,根据自身不同的特点承传和发扬京剧艺术,百花齐放为的是推陈出新。

京剧要发展,必须要创新!

1923年,周信芳在上海丹桂第一戏台唱戏,台下来了一位打扮时髦的美丽女子。

那天周信芳唱的是一出《鸿门宴》,扮演张良的周信芳一上台就吸引了台下女子的目光。

从那天开始,只要是周信芳演的戏,那位女子都来看,一场也没缺席过。这个人就是裘丽琳,周信芳后来的妻子。

裘丽琳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外公裘仰山是绍兴人,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在裘丽琳8岁那年,裘仰山就去世了。据说他墓地建得特别大,长有500米,宽60米,墓前还有两个专门供人祭拜的区域。

裘丽琳出生时的身份是上海滩声名显赫的“新三宝银楼”的三小姐,从小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

这样的家庭,让裘丽琳享受到了不同一般的教育。裘丽琳自幼在教会学校就读,后去上海圣德贞法国教会学校学习。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

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裘丽琳的自理能力很强,也很有主见,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修女吵架,她也都会占上风。

毕业后的裘丽琳已经出落的美丽大方,不同俗流。

用今天的眼光看,裘丽琳乃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在上海滩,她是第一个梳“油条”发式的女性,她积极地参加各种慈善公益活动,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人举办的聚会,出入各种社会场所,被誉为上海的“首席名媛”。

裘丽琳身边的追求者源源不断、络绎不绝,可自从看了周信芳的戏,这位美丽的大家闺秀“沦陷”了。

很长一段时间,裘丽琳茶不思饭不想,一心只想往剧场跑。听的久了,少女的心被打动了。

如果你爱一个男人,那么请你把如果去掉!

裘丽琳深受西方文化浸润,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于是,她偷偷给周信芳写了一封情书。周信芳收到后,并不理睬。但是痴情的丽琳并不罢休,接二连三的写信给周信芳,并约他见面。

周信芳没办法,只能跟她见了,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两人就聊的极为投缘。两个人的约会越来越频繁。因为两个人身份的差异,约会的地点往往选在郊区偏僻的乡间。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小报记者拍到了二人约会,爆炸性的新闻沸沸扬扬的传播开来。几天后,上海十几家报纸醒目的标题报道了“海上名媛幽会麒麟童”这条新闻。

消息传到裘府,家里顿时炸了锅。裘家的女儿竟和一个戏子幽会,裘丽琳的母亲气坏了。她下令家人把裘丽琳软禁起来,不许他出家门。

面对这段恋情,她果断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买通“青红帮”头目,指使流氓打手威胁周信芳:“不许你在和裘丽琳来往,否则借你的两条腿用用!”

二、她让儿子裘剑飞在上海一品楼摆下酒席,将全市二十多家报社编辑和记者请来赴宴,同请来的还有一些知名的帮会中人。先向报馆中人每人送上一个红包,然后拱着手说:“进来舍妹有些谣传,都是无中生有,不足为信,希望各位看在小弟的面子上,多家照应。”面对红包和一屋子的打手,记者们顺从了。很快,“谣言”便从报纸上消失了。

三、为了防止裘丽琳出去同情人会面,裘丽琳的母亲把裘丽琳的卧室搬到自己卧室里的套间内,自己连看戏、打牌和各种应酬都不去了,整日在家看守女儿。并为裘丽琳找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财政部次长的公子,连聘礼都收了。

可不管家庭如何阻挠,我裘丽琳此生非周信芳不嫁!

天生要强的性格让她决定主动出击!她通过十几岁的表侄女送信给周信芳,表明自己的决心,和目前遭遇的现状。

周信芳回信给她:“做好准备,一起私奔!”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裘丽琳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找到了周信芳。周信芳带着裘丽琳连夜逃到了苏州。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但一无所获。

原来周信芳把裘丽琳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周信芳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时人常说周信芳很“木”,可在关键时刻却又很机灵。

找不到裘丽琳,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裘丽琳给母亲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周信芳也接连遭受裘家的威胁!

裘丽琳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几天后,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

这样,私奔之事才慢慢平息下来。

在苏州躲了两个星期后,裘丽琳就回来了,他们在上海租了弄堂房子住了下来。

上海滩上鱼龙混杂,唱戏的人地位低,又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本是大户小姐的裘丽琳从此跟着周信芳过起了下等人的生活,可他不在乎。

跟挚爱的人在一起,草屋亦是华堂。

裘丽琳经常跟着周信芳到戏院,她很快就对戏班子的财务制度产生质疑。

周信芳当时虽然很红,唱戏场场满座,可是他自己却拿不到几个钱。因为那时候是包银制度,也就是说,戏院给你一笔钱,需要钱的时候,就去戏院支钱。

那时候周信芳的母亲喜欢赌钱,经常去戏剧支钱。周信芳又很孝顺,任由母亲支取,咬牙委屈自己,所以当时日子过的捉襟见肘。

裘丽琳却对这种不公正的制度打抱不平。她找到戏院老板,跟他们“谈判”,要求从票房里提成,要分红——和戏院三七分账。

她还直接告诉对方,钱的事情以后我裘丽琳管,你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我。

裘丽琳当时的这股冲劲也惹恼了不少老板。裘丽琳后来学得聪明了,私下里跟方方面面的“老大”磕头赔罪。

这一切都是瞒着周信芳进行的,等麻烦都了结了以后才把这事告诉周信芳。而周信芳还真的领到了剧院的分红——不再是纸票,而是金条。

后来,他们还租下了自己的剧院,周信芳是主演兼经理,裘丽琳负责财务。这位大小姐,后来变成了特别精明的一个女人。外界喊她“铁算盘”。

时周身边的朋友都为裘丽琳那份爱的执著而感动。

一直等到了三女儿周采芹出生以后,他们的婚姻才被世俗承认。婚礼在上海最著名的一个饭店里举行。

裘丽琳终于披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婚纱。为了配合裘丽琳,周信芳在婚礼那天也穿了一件燕尾服。

两个人相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外人想象中,周信芳当时的名气已经那么大了,很多事情肯定是他出面搞定。但恰恰相反,这些事情周信芳一点都应付不来,他的性格是宁肯饿死都不会开口的。

所以更多的时候,是裘丽琳扮演了“保护神”的角色。

当时周信芳遭黑社会大流氓顾竹轩欺压,甚至生命受到威胁。裘丽琳自购手枪,每晚亲自互送周信芳出门演出,后亲自上门求助黄金荣儿媳,周信芳才得以安然脱身,离沪避祸。

裘丽琳便随身带着一支枪,陪周信芳漂泊四海,跑码头唱戏。

裘丽琳后来告诉女儿:“尽管我现在记不住怎么使这支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么危险,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瞬间记起来的,也会毫不迟疑地对准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

世间最高级的爱,一定是奋不顾身的简单与执着。

京剧为何一步一步走向衰落?裘丽琳

上海沦陷后,当时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黑帮大佬吴四宝找周信芳去演出,周信芳怎肯给汉奸唱戏?于是他找了借口推辞未去。

有一天,吴四宝开了辆车到家里他去吃饭,之后别有用意地带他去参观特务的行刑室,这也是外界闻之胆寒的地方。

周信芳傻傻的不知所措,裘丽琳却如何不明事理?她心急如焚,连夜把他送到一个外国朋友家里,然后去找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送了她很多珠宝首饰,包括周信芳给她的一个很名贵的首饰,最后终于过了这一劫。

裘丽琳与周信芳共同生活了45年,这45年里,周信芳一直是裘丽琳生活的全部重心。

建国后,周信芳全国各地去演出,抗美援朝期间,甚至出国去慰问志愿军,可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酷暑严冬,有周信芳的地方,肯定就有裘丽琳。

裘丽琳从一个出门都要带两个丫鬟的富家三小姐,变成了一个洗衣做饭、照顾爱人生活起居的妻子,她总说:“信芳被我照顾习惯了,他没我不行。”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相爱的两个人分开,除了死。

三年自然灾害时,裘丽琳和我周信芳一起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在一个桌上吃饭。全国各地的代表吃的都是素食。服务员单独给周信芳拿出一个小砂锅的蹄髈,周信芳说:“各位不客气了,我吃饭了。”

这是裘丽琳安排的。

那时已是非常困难时期,为了让周信芳多补充一些营养,裘丽琳想尽一切办法为周信芳每天准备个蹄髈。

那时候卫生条件不好,裘丽琳每天拿火酒洗过所有的东西,然后亲手给周信芳榨西瓜汁喝。

世间最一等的女人,左心房藏着的是独立与自主,右心房装的则是爱和奉献。

她有世俗的一面,因为他是周信芳的妻子,他担负起了家庭的柴米油盐;

她更有超凡的一面,她把自己从一个大小姐变成了丈夫与家庭的保护神!

49年后,国内屡次的政治风波,让裘丽琳有了警觉,那个时候,他嘴边就经常念叨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

裘丽琳的直觉告诉她,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一切全淹掉。

于是,她开始绸缪一切。

她教育子女使用西式刀叉,包括接待待物的礼仪等……

很快,除了次子周少麟外,她相继将五个子女送到香港、美国、英国去读书,她频繁往返上海、香港之间,甚至远赴英伦去看望他们,并时常写信关心子女学习生活状况,教诲他们做人的道理。

多年以后,周信芳的几个子女都长大成人,均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周少麟,京剧大师,麟派京剧传人;

周采茨,香港娱乐圈大名鼎鼎的“茨姑”,一手捧红了张国荣与张学友;

周采蕴,解放初期圣约翰大学的校花,作家,旧金山有名的美女商人;

周采芹,英国皇家喜剧学院首位华裔女院士,英国知名女星,首位007邦女郎;

周英华,华裔餐饮业钜子,有“华裔厨神”之谓,顶级收藏家;

每一个优秀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更优秀的母亲!

据说裘丽琳远赴伦敦看望红极一时的明星女儿周采芹时,与她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见到她的每一个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高雅的举止所倾倒。

因此,当时与周采芹并不太熟悉的超级明星加利·杜兰特竟然在第二天专门打电话邀请裘丽琳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首映式。

和女儿最后告别之前,裘丽琳叮嘱周采茨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

果不其然,几个月后就有一封裘丽琳的来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

1966年5月,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终于降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艺界的领军人物周信芳首当其冲!

5月26日,周信芳就以“反党反社会”的“莫须有”罪名被揪了出来。

周信芳很快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

妻子裘丽琳也受到牵连,与周信芳一起接受批斗。

裘丽琳每次受到牵连,红卫兵押着游街时,总会遭到毒打。好心人劝她避一避,裘丽琳说:“我不能避,避开了,他们会用这种方法对付周先生的。”

这就是一个深爱着自己丈夫的女人说的话,宁可自己挨打受折磨,也要保护好自己心爱的人。

有一天,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一群红卫兵造反派到长乐路的周信芳家里抄家。

周信芳的儿媳敏祯遭到毒打,昏死过去。造反派抓到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把她的一头短发剪成“牛鬼头”,玫玫从此被逼疯了,后来被收进上海市精神病医院。

周信芳和儿子回家后,看到家人被打,周信芳一言不发,躲进房间面壁无言。周少麟和妻子敏祯到房间去看望他,老人虽然疲惫,但仍很平静和安详。

他只是说:“数来数去,是我这个老的连累了一家人。”

儿媳妇敏祯走过去扶着周信芳的肩膀说:“爸爸,别这么说。如果说是你连累了我们,那么又是谁连累了你呢?你又犯了什么罪呢?”

周信芳沉默了一会,叹口气道:“这么说,那是在劫难逃了。”

京剧为何一步一步走向衰落?文革大字报

有一次,裘丽琳与其他几个文艺界的女“牛鬼蛇神”被一伙造反派拖上卡车,押到西藏路的一所中学里。

几个造反派把裘丽琳拖进在一间空教室里,没问她一句话,抡着木棍和铁管就是一顿乱打……

还有人把裘丽琳背到背上,像甩口袋一样一次次地从头上摔出去,直到她昏死过去。

临近半夜时,家人发现裘丽琳蜷伏在楼梯底下。她的头脸已经肿得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鲜血从衣裤里渗出来。

裘丽琳从此卧床不起。

很快,斗争升级了。家被抄了,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不久,周信芳被投进了监狱。

周信芳被带走的那天晚上,裘丽琳已经重病卧床不起,迷糊中,她说了一句:“完了。”

在身边的小孙女,当时却不能领会这两个字究竟是何含义。

最后,周信芳给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木讷的周信芳一言不发,红卫兵走后,周信芳轻唱起《徐策跑城》中的一段台词:“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恨,只是来早与来迟……”

他不信这世道能一直黑白颠倒下去!

可是,便是短短十年,也足以摧毁无数家庭,摧毁整个社会!

风暴中心的周家,注定在劫难逃!

1968年3月26日,裘丽琳被殴打致肾脏破裂,躺在周信芳的书房里整整3天,疼得透不过气来。

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

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了。

她从名媛蜕变成一个妻子,从妻子变成一句冰冷的尸体,仅仅用了63年。

周信芳出狱后,家人不敢告诉他妻子去世的消息,只说母亲在医院住院,不让他去探望。

时间久了,周信芳便知道出了变故,便不再追问,时常面壁而坐,痛哭流泪。

不久,儿子周少麟又进去了。这一去就是好多年!直到1975年春天,周少麟出狱了,至此,周信芳燃尽了最后一点生命,也流尽了最后一滴眼泪。

当年的3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信芳含冤病逝。

临死前,他还在不停喃喃:“你们不用骗我,我知道你们姆妈已经去了,我知道,他等我很久了。”

当他的遗体抬出病房时,住院的病人,凡能起身的,都纷纷跟在后面送行。

大家都知道,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去世了。

周信芳等来了儿子,就迫不及待的去寻找自己爱人去了。

而远在国外的几位子女,数年后才知道父母去世的消息。

周信芳说:“我是京剧留下的一滴眼泪。”

裘丽琳说:“信芳,我是你体内的一根骨头。”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他,一切都将变成黑夜。”

周信芳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三年了,但是他和裘丽琳的绝世之恋,她对京剧的不朽贡献,都永远的刻在了历史的年轮上,印在了每个赤子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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