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居中國商界三百餘年，徽商是如何衰落的？淺析其背後原因

導語：徽商自明朝中葉開始興起，此後雄居中國商界三百餘年，創造了歷史的輝煌，清道光中葉以後日漸走向衰落。作為傳統的地域商幫，徽商的衰落是歷史的必然。徽商的衰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近代的戰亂是導致徽商衰落的直接原因，商潮東漸加劇了徽商的生存危機，面對近代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徽商心理調適不力則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徽商自明朝中葉開始興起，此後不斷髮展壯大，雄居中國商界三百餘年，及至近代，日漸衰落。

一、近代戰亂的衝擊

近代以後的中國，社會動盪，戰爭不斷，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1年辛亥革命，歷時70年中，中國的戰爭和武力衝突達500次左右。晚清以後的近代中國正值“三千年一大變局”之時，中國處在一個極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在各種內外急變因素中，長期不斷的戰爭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對徽商的生存與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傳統的徽商主要從事商業貿易。商業貿易作為一種流通行為，是在流通主體能動作用下，對流通過程中的客體進行空間位移和形態轉化的循環的過程。

而戰亂等頻繁發生，致使整個社會處於無序狀態，直接造成資本短缺、市場萎縮、流通不暢以及主客體的損失等，這對商業貿易產生極大的消極影響。

首先，徽商的商業資本蒙受巨大損失。

從商業資本的構成看，既有貨幣形態，又有像商鋪、廠房、商品等實物形態。戰爭造成時局動盪，客觀上增大了投資的風險係數，勢必造成商業資本的轉移。徽商致富後，將一部分資金抽回本土“窖藏”起來。徽商本意是為避時局動亂，保存資本，由於曾國藩借剿太平軍之機，在徽州縱兵掠奪，其結果非但沒有蓄財，反而遭受重大損失。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徽商事業的經營地還是在徽州本土，由於戰爭因素的影響，徽商資本損失慘重。

其次，戰亂造成了徽商經營市場的萎縮。

就市場而言，除了資本、經營網絡、商品等因素以外，人口是影響市場空間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多少也直接決定著市場空間的大小。戰爭不僅導致戰區人口的迅速耗減，同時大規模的殺戮所造成的民眾心理恐慌，會引發大量人口逃離家園，造成消費群體的流失，影響市場空間擴展。

明清時代，徽商足跡遍及天下，但其商業經營活動主要集中在三大區域：長江中下游地區、京杭大運河沿線兩岸地區和贛江入嶺南一線，而其最主要的區域則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這些徽商經營活動的主要區域正是晚清時期戰火蔓延的重災區，一些大規模的戰役主要集中在徽商經營的活動區域範圍內，交通為國家之命脈，人們賴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給，正常貿易活動的展開，無不以交通運輸的暢達為必要條件。

最後，作為商業貿易流通主體的徽商自身深受戰火摧殘。

山東臨清是大運河的重要交通樞紐，商業繁盛，徽商雲集。戰禍波及之處，徽商財產損失難以數計，甚至生命不保，自然影響了徽商的商業活動。

“一部中國近代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一部戰爭史。從1840年—1949年的110年中，中國從一個傳統的封建主義帝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進而又發展成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一個歷史的大變革過程，實質上就是通過戰爭手段來完成的。”

戰爭引起了社會的劇烈變動，而對於商業貿易而言，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資本的短缺、流通渠道不暢、市場萎縮和流通貿易主客體的損失，就徽商而言，這無疑是一場災難。可以說，戰爭使徽商陷入了困境。

二、商潮東漸的壓力

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的堅船利炮用血與火的方式打開古老中華帝國的大門，閉關鎖國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在列強的武力征服下，腐朽的清王朝被迫同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其中有50多個是有關對外商務的條約。

一是官商結合形成的商業壟斷被打破。西方列強用武力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晚清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自身已病入膏肓，更無力保護商人利益。商人賴以庇護的政治勢力自身難保，官商結合的紐帶隨之松馳。失去官僚政治庇護的中國傳統商人，隨著社會變革巨潮的衝擊，難以逃脫失敗的命運。晚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像徽州鹽商的壟斷地位也遭到競爭的挑戰。兩淮鹽法的改綱為票，既使寄生於兩淮鹽業的官吏失去了敲詐勒索的機會，更使鹽商壟斷特權一夜盡失，失去依靠的徽州鹽商在競爭面前很快黯然失色，從此衰落。

二是商業競爭的國際化、激烈化程度日益加深。西方在完成了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先進的技術能力與大機器生產的組織能力大大提高，交通日益便捷，通訊設施不斷改進，極大地提高了開拓遠方市場的能力，全世界融為一體的市場格局日漸形成。

商潮東漸已成大勢，洋貨正按部就班地吞食著中國市場。面對日益競爭的態勢，中國的一些商賈奮起抗爭，終因勢單力薄，難以抵抗享有特權的外商聯合排擠而慘敗。

三是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商業領域裡的競爭，表面上似乎是銷售領域的爭奪，實質上是整個工商領域的較量。在商品經濟的初始階段，將一個地方的剩餘產品轉運到另一個地方銷售就會獲取一定的利潤。但是，隨著商人的大量出現和商業貿易領域與規模的擴大，要想在商業競爭領域佔據有利地位，不僅需要有足夠的商品，還必須在質量、信譽、品牌、服務、信息等方面有足夠的保證，特別是要穩定貨源、提高貨源質量和規模，這就必須使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進行轉移。

重“商”必須重“工”，沒有產業的支撐，商業很難發展。這也是西方國家商業競爭力強盛的重要原因。中國傳統徽商儘管雄居中國商界三百餘年，但從整體來說仍然是以商業貿易為主，資本主要集中在商業流通領域，投資產業極其有限。這不僅限制了徽商資本的出路，也導致了徽商發展後勁明顯不足，轉型困難。

三、墨守成規的心理

面對急劇變革的時代環境，徽商沒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痛失新的機遇，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作為中國傳統的地域商幫，徽商的衰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追求安穩生活影響創業激情

從徽商興起的歷程考察，徽商經商的動機來源於對現實生存環境壓力的認知。在徽州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不賈則無望，求生的本能成為徽州人經商的強大內驅力。這種內驅力逐漸成為徽州人開拓進取的不懈動力源泉。

儘管徽商大多數是小本起家，但他們堅定執著，銳意進取，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業激情。在徽商群體中，“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刻意進取，百折不撓的人，史不絕書。

徽州是中國宗法制度最為強盛的地區之一，徽商對宗族的認同和歸屬心理十分強烈。

一方面，徽商致富後，生存的壓力驟然消失，生活無慮，當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了長期的滿足時，就不再成為決定行為的活躍因素，追求經商以治生的內驅力量隨之削減；

另一方面，晚清政局動盪，戰爭頻仍，商潮東漸，競爭壓力增大，面對前所未遇的社會壓力，徽商張皇失措，無所適從。

其一，投資土地消耗商業資本。徽商致富後，把資金投向購買田產，政治上是力求擺脫商人低微的身份，擠身士紳行列，經濟上是通過田產，進行封建剝削，坐享其成，企求以國家允許的行為方式鞏固財富。這既符合中國民眾的心理，又合乎儒家所推崇的倫理道德規範。徽商“為兒孫計”“終老計”，將資本投入購買土地，實質上是傳統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心理表現。這種傳統心理的作用，導致了徽商資本向土地的轉化，不利於徽商的進一步發展。

其二，錯失產業資本轉化機會。

明清時期，在徽商群體中已有部分人開始投資產業。如休寧商人汪尚權在蕪湖募工冶鐵，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創立染局等，但從徽商整體看，投資產業所佔比重較小，有些後來也轉資他業。阮弼後來並沒有致力漿染業，而是在蕪湖近郊廣置田園，資本流向開始轉移。可見，徽商面對變革的時局，缺乏競爭意識和開拓創新的精神，喪失了難得的轉型機會。

（二）崇儒心理影響商業經營

徽商是典型的儒商，崇儒心理根深蒂固。他們“賈而好儒”，雖為賈者，但心繫業儒仕進。在徽商初始階段，因為生存壓力，一些徽商有心業儒而無以為生，只得舍儒就商，但對儒的嚮往從未因此泯滅。他們在自己“賈而好儒”的同時，極力培植兄弟子侄等“業儒仕進”。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徽商以儒術飭賈事，能夠按照儒家的道德倫理規範經商行為，不但以義取利，立誠立信，而且樂善好施，宅心仁厚，塑造了良好的儒商形象，促進了經商事業的壯大。但是，由於徽商過分地崇儒，也給其經營事業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是醉心儒術，心有傍騖，在事賈與業儒之間左右徘徊，難免顧此失彼。在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不少徽商棄賈歸儒，不利於商業的發展。

二是固守儒家倫理，缺乏自由進取精神。徽商是從浸透著濃厚的儒家文化的土壤中誕生髮展的。儒家強調的是道德上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完善，要求人們的經濟行為必須合乎傳統的道德規範，其基本精神取向不是積極進取而是因循守舊。過分崇儒，導致徽商兩難選擇，要注重倫理道德就必須輕視物質利益，安分守禮就應壓制自由進取，重視群體利益則需要抑制個人自由競爭。

其三，因應反應。這是指針對所面臨或遭遇的變遷問題或困境，以主動積極的態度，採取理性思考的方法，尋求有效的解決之道。

其四，退避反應。因環境變遷的壓力太大，或有關的人和事物太複雜，有些個體便會因為接受不了，而採取退縮或逃避的反應，以減除來自環境的壓力或事物變遷的煩惱。人類對環境變遷的四種主要適應方式在徽商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總結：近代以來，儘管有些徽州商人在艱難中勉強渡過了危機，有些仍然活躍在中國的經濟舞臺上，但從總體上考量，傳統的徽州商幫已隨著時代的發展成為歷史的陳跡。追尋徽商的足跡，我們不難發現，徽商的衰落是歷史的必然。

著名史學家陳旭麓先生在評價道光皇帝時曾指出：“時代變了，道光皇帝渾然不覺，結果腳隨之跟入新時代，而頭腦卻依舊留在舊時代。”

徽商何嘗不是如此？時代已經變了，今古異勢，時過境遷，而徽商缺乏變革意識和創新精神，固守傳統的心理依然如故。這正是徽商衰落的主要原因，更是徽商悲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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