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居中国商界三百余年，徽商是如何衰落的？浅析其背后原因

导语：徽商自明朝中叶开始兴起，此后雄居中国商界三百余年，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清道光中叶以后日渐走向衰落。作为传统的地域商帮，徽商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徽商的衰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的战乱是导致徽商衰落的直接原因，商潮东渐加剧了徽商的生存危机，面对近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徽商心理调适不力则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徽商自明朝中叶开始兴起，此后不断发展壮大，雄居中国商界三百余年，及至近代，日渐衰落。

一、近代战乱的冲击

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动荡，战争不断，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历时70年中，中国的战争和武力冲突达500次左右。晚清以后的近代中国正值“三千年一大变局”之时，中国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各种内外急变因素中，长期不断的战争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徽商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传统的徽商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商业贸易作为一种流通行为，是在流通主体能动作用下，对流通过程中的客体进行空间位移和形态转化的循环的过程。

而战乱等频繁发生，致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直接造成资本短缺、市场萎缩、流通不畅以及主客体的损失等，这对商业贸易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徽商的商业资本蒙受巨大损失。

从商业资本的构成看，既有货币形态，又有像商铺、厂房、商品等实物形态。战争造成时局动荡，客观上增大了投资的风险系数，势必造成商业资本的转移。徽商致富后，将一部分资金抽回本土“窖藏”起来。徽商本意是为避时局动乱，保存资本，由于曾国藩借剿太平军之机，在徽州纵兵掠夺，其结果非但没有蓄财，反而遭受重大损失。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徽商事业的经营地还是在徽州本土，由于战争因素的影响，徽商资本损失惨重。

其次，战乱造成了徽商经营市场的萎缩。

就市场而言，除了资本、经营网络、商品等因素以外，人口是影响市场空间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多少也直接决定着市场空间的大小。战争不仅导致战区人口的迅速耗减，同时大规模的杀戮所造成的民众心理恐慌，会引发大量人口逃离家园，造成消费群体的流失，影响市场空间扩展。

明清时代，徽商足迹遍及天下，但其商业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三大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京杭大运河沿线两岸地区和赣江入岭南一线，而其最主要的区域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徽商经营活动的主要区域正是晚清时期战火蔓延的重灾区，一些大规模的战役主要集中在徽商经营的活动区域范围内，交通为国家之命脉，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正常贸易活动的展开，无不以交通运输的畅达为必要条件。

最后，作为商业贸易流通主体的徽商自身深受战火摧残。

山东临清是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商业繁盛，徽商云集。战祸波及之处，徽商财产损失难以数计，甚至生命不保，自然影响了徽商的商业活动。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史。从1840年—1949年的110年中，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封建主义帝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而又发展成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变革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战争手段来完成的。”

战争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变动，而对于商业贸易而言，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资本的短缺、流通渠道不畅、市场萎缩和流通贸易主客体的损失，就徽商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可以说，战争使徽商陷入了困境。

二、商潮东渐的压力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用血与火的方式打开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在列强的武力征服下，腐朽的清王朝被迫同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其中有50多个是有关对外商务的条约。

一是官商结合形成的商业垄断被打破。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身已病入膏肓，更无力保护商人利益。商人赖以庇护的政治势力自身难保，官商结合的纽带随之松驰。失去官僚政治庇护的中国传统商人，随着社会变革巨潮的冲击，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晚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像徽州盐商的垄断地位也遭到竞争的挑战。两淮盐法的改纲为票，既使寄生于两淮盐业的官吏失去了敲诈勒索的机会，更使盐商垄断特权一夜尽失，失去依靠的徽州盐商在竞争面前很快黯然失色，从此衰落。

二是商业竞争的国际化、激烈化程度日益加深。西方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先进的技术能力与大机器生产的组织能力大大提高，交通日益便捷，通讯设施不断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开拓远方市场的能力，全世界融为一体的市场格局日渐形成。

商潮东渐已成大势，洋货正按部就班地吞食着中国市场。面对日益竞争的态势，中国的一些商贾奋起抗争，终因势单力薄，难以抵抗享有特权的外商联合排挤而惨败。

三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商业领域里的竞争，表面上似乎是销售领域的争夺，实质上是整个工商领域的较量。在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将一个地方的剩余产品转运到另一个地方销售就会获取一定的利润。但是，随着商人的大量出现和商业贸易领域与规模的扩大，要想在商业竞争领域占据有利地位，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商品，还必须在质量、信誉、品牌、服务、信息等方面有足够的保证，特别是要稳定货源、提高货源质量和规模，这就必须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进行转移。

重“商”必须重“工”，没有产业的支撑，商业很难发展。这也是西方国家商业竞争力强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徽商尽管雄居中国商界三百余年，但从整体来说仍然是以商业贸易为主，资本主要集中在商业流通领域，投资产业极其有限。这不仅限制了徽商资本的出路，也导致了徽商发展后劲明显不足，转型困难。

三、墨守成规的心理

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环境，徽商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痛失新的机遇，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作为中国传统的地域商帮，徽商的衰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追求安稳生活影响创业激情

从徽商兴起的历程考察，徽商经商的动机来源于对现实生存环境压力的认知。在徽州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不贾则无望，求生的本能成为徽州人经商的强大内驱力。这种内驱力逐渐成为徽州人开拓进取的不懈动力源泉。

尽管徽商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但他们坚定执著，锐意进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业激情。在徽商群体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刻意进取，百折不挠的人，史不绝书。

徽州是中国宗法制度最为强盛的地区之一，徽商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心理十分强烈。

一方面，徽商致富后，生存的压力骤然消失，生活无虑，当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了长期的满足时，就不再成为决定行为的活跃因素，追求经商以治生的内驱力量随之削减；

另一方面，晚清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商潮东渐，竞争压力增大，面对前所未遇的社会压力，徽商张皇失措，无所适从。

其一，投资土地消耗商业资本。徽商致富后，把资金投向购买田产，政治上是力求摆脱商人低微的身份，挤身士绅行列，经济上是通过田产，进行封建剥削，坐享其成，企求以国家允许的行为方式巩固财富。这既符合中国民众的心理，又合乎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规范。徽商“为儿孙计”“终老计”，将资本投入购买土地，实质上是传统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心理表现。这种传统心理的作用，导致了徽商资本向土地的转化，不利于徽商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错失产业资本转化机会。

明清时期，在徽商群体中已有部分人开始投资产业。如休宁商人汪尚权在芜湖募工冶铁，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创立染局等，但从徽商整体看，投资产业所占比重较小，有些后来也转资他业。阮弼后来并没有致力浆染业，而是在芜湖近郊广置田园，资本流向开始转移。可见，徽商面对变革的时局，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丧失了难得的转型机会。

（二）崇儒心理影响商业经营

徽商是典型的儒商，崇儒心理根深蒂固。他们“贾而好儒”，虽为贾者，但心系业儒仕进。在徽商初始阶段，因为生存压力，一些徽商有心业儒而无以为生，只得舍儒就商，但对儒的向往从未因此泯灭。他们在自己“贾而好儒”的同时，极力培植兄弟子侄等“业儒仕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徽商以儒术饬贾事，能够按照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经商行为，不但以义取利，立诚立信，而且乐善好施，宅心仁厚，塑造了良好的儒商形象，促进了经商事业的壮大。但是，由于徽商过分地崇儒，也给其经营事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醉心儒术，心有傍骛，在事贾与业儒之间左右徘徊，难免顾此失彼。在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不少徽商弃贾归儒，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二是固守儒家伦理，缺乏自由进取精神。徽商是从浸透着浓厚的儒家文化的土壤中诞生发展的。儒家强调的是道德上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完善，要求人们的经济行为必须合乎传统的道德规范，其基本精神取向不是积极进取而是因循守旧。过分崇儒，导致徽商两难选择，要注重伦理道德就必须轻视物质利益，安分守礼就应压制自由进取，重视群体利益则需要抑制个人自由竞争。

其三，因应反应。这是指针对所面临或遭遇的变迁问题或困境，以主动积极的态度，采取理性思考的方法，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其四，退避反应。因环境变迁的压力太大，或有关的人和事物太复杂，有些个体便会因为接受不了，而采取退缩或逃避的反应，以减除来自环境的压力或事物变迁的烦恼。人类对环境变迁的四种主要适应方式在徽商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总结：近代以来，尽管有些徽州商人在艰难中勉强渡过了危机，有些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但从总体上考量，传统的徽州商帮已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历史的陈迹。追寻徽商的足迹，我们不难发现，徽商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

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评价道光皇帝时曾指出：“时代变了，道光皇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

徽商何尝不是如此？时代已经变了，今古异势，时过境迁，而徽商缺乏变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固守传统的心理依然如故。这正是徽商衰落的主要原因，更是徽商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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