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位时穷奢极欲、穷兵黩武，虽然打下广袤的疆域，但也把国家糟蹋的千疮百孔、乌烟瘴气，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百姓，真是悲惨到了极点，尤其是农民。汉武帝为搜刮民间财富，曾颁布一项政策，结果使得农民生活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大规模杀害婴儿的事件。这现象，还要从汉武帝征收“口钱”说起。
“口钱”又名“口赋”，即人头税，最初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秦国。不过前者是按人头数征税，每人每年要缴纳360文钱；而秦国则是按户征税，每户每年需出200文（“齐、秦皆有口赋。齐以丁计，岁三百六十文；秦以户计，岁二百文。”见《史记·货殖列传》）。
“口钱”始于春秋，征收对象主要是农民
征收“口钱”的直接目的，无非是增加税收以做军费，同时迫使农民更加辛苦的耕作、增收粮食，惩戒无业游民使之从事生产，并限制豪门贵族豢养食客的规模，但其真实目的，在于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维护、增强王室的统治力。
汉初七十余年间，承秦末战乱之弊，为解决人口锐减、财政枯竭的大问题，从高帝刘邦开始奉行道家的“无为”思想，实行与民生息、厉行节俭的国策，通过减免农业税、裁兵归农等措施，大力恢复社会生产。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三十税一”的制度保证了农业生产和人口生育的积极性，人口数量激增，大量荒田得以开发，社会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文帝在位时，汉朝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这“欣欣向荣”不过是一种表象，而百姓的实际生活依旧很苦。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以至于景帝时期重臣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谈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在年景好的时候也不过刚够温饱，至于在灾荒之年，难免会有流离之苦。
按照当时的规定，“口赋”的征收对象是7-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需要缴纳20钱，14-56岁的人口则要缴纳“算赋”，每人每年需要缴纳40钱。虽然“口钱”和“算赋”的钱并不算多，但对于刚够温饱水平的农家来讲，依然是笔沉重的开支。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已难以承担的费用，到了汉武帝时期，竟会再度加码。
武帝好大喜功，没几年便把国家折腾穷
原来汉武帝即位后好大喜功，不仅大修宫室、求仙封禅，还推行穷兵黩武、四处开边的政策，却匈奴、灭南越、吞朝鲜、并闽粤、开西南夷、“凿空”西域，几乎连年开战。封建王朝都是以农立国，根本架不住穷折腾，结果没几年的功夫，汉武帝便将祖、父两代留给他的庞大财政盈余花的一干二净，而且还产生巨额亏空。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帝国的运转和各项政策的继续，现实需要武帝加大对民间的搜刮。
武帝对于民间的搜刮可谓竭泽而渔、不遗余力，具体到农民阶层，便是提到“口赋”的征税标准。其中“口钱”的征收对象下调至3岁，金额增至每人每年23钱；“算赋”的征收对象不变，但金额却猛增至每人每年120钱，足足是先前的3倍！
加重对口钱的征收力度，让农民生活难以为继
农民辛苦忙碌一年，最多也就过上个温饱生活，一文钱恨不得都要掰成八文花，如今被皇帝如此狠心地加税，立时有种被抛入地狱的感觉。再加上此时农村的丁壮大多沦为战争的“炮灰”，从事农耕的多是老幼弱病之人，加税在他们身上，无异于要断绝他们的活路。
农民既拿不出钱来完税，又轻易不敢造反，在衣食难乎为继的困境下，除了自寻短见以外，便是拿家中的幼儿“出气”，将他们无情抛弃或杀害。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在各地频频发生，以至于到了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还曾在奏疏中不无沉痛地说到：“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见《汉书·贡禹传》）。
武帝晚年对自己的政策颇为后悔
经过这连番的折腾，到了汉武帝晚年，江山已被他搞得千疮百孔，生计无着的农民掀起的暴动席卷海内，大有摧毁帝国的势头。此时汉武帝才对自己的愚蠢政策感到懊悔，于是下令停止战争、减轻赋税，意在缓解百姓的困苦。只是这“德音”来的实在太晚，帝国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路”，再也没法完全振兴起来。
史料来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论贵粟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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