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唐代詩人杜牧墓淪為菜地的新聞熱了一番，沒讀過幾首杜牧詩的人也跟著唏噓感嘆，義形於色。其實在我看來，這多半又是一出假借名（死）人名頭，實則盯住消費者錢包的鬧劇，與杜牧沒一毛錢關係。
此事起因是有個名為中國唐史學會的組織，拉來汾酒集團，雙方聯合主辦了一次“杜牧墓保護研討會”。
國內各種所謂的學會滿天飛，究竟什麼貨色，大家心裡也多少有點數。至於汾酒集團加入，無非是想蹭個熱點，做點營銷。話說現在酒廠都努力洗淨腿上的泥，紛紛往文化方向靠攏，可惜此舉恰恰將其沒文化的底色暴露無疑。
位於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大兆街道司馬村西南角那塊菜地，之所成為“杜牧墓”，直接證據居然是村民口耳相傳，多少年來從未獲得任何文物保護部門認可。這倒與北京通州張家灣那個淪為笑談的“曹雪芹墓”頗有一比（詳見我另一篇文章“曹雪芹你到底死在哪兒了？”https://www.toutiao.com/i6576833253250957838/）。都說勞動人民不缺乏智慧，敢情都用在這裡了。
其次，汾酒集團消費杜牧也是男人走進女廁所，走錯門了。據汾酒集團董事會秘書長張琰光表示，“杜牧的《清明》給汾酒做了將近1200年的“廣告”，保護杜牧墓跡，對於汾酒集團，是感恩先賢，踐行社會責任的公益之舉。”（引自《光明日報》）
張秘書長認為的廣告——“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偏偏跟那塊菜地一樣，根本不是杜牧的。關於此詩的考證，參見文後附錄。
多情而有社會責任感的汾酒集團，也未必不知道自己的酒跟唐代的酒有多大差別，只是不說而已。出於釀造工藝和歷史原因，中國白酒的傳承路徑相當可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就算杜牧曾經喝過杏花村的酒，那酒也跟現在汾酒風馬牛不相及。其中差別之大，只會超過現在醪糟和二鍋頭之間的差別。
白酒廠往自己頭上亂扣帽子的例子比比皆是。曹操寫了“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不就有兩家酒廠跳出來打官司爭奪麼？
其實，旅遊景點做生意，拉名人本無可厚非。泰山在山頂刻塊“孔子小天下處”碑，或者碣石在海邊刻塊“曹操觀滄海處”碑，都說得過去，畢竟與歷史記載相符，也容易讓人發思古之幽情。但墳墓這玩意本身用途埋人的，恐怕是不好隨便指認的。
順便說兩句古墓的話題。中國因為歷史悠久，古墓的命運往往很糟糕。據說項羽不僅燒了阿房宮，還盜了秦始皇墓。從那以後，挖古墓成為一股民族風。無論是以“破四舊”還是以“文物保護”為名義，本質上都是挖人家祖墳。反正死人不會開口，他們安寧不安寧與現代人無關。別說杜牧可能根本就沒埋在那裡，就算埋在那裡，一千年多年漫長歲月下來，早不知被刨出來多少次了。
今後這種地方參與、草臺班子搭臺、企業贊助參與的“文化”活動還會屢屢出現，下次不知道會拉哪個名人出來墊背。見多，也就不怪了。
以下簡要摘錄一些關於《清明》詩的考證，給汾酒廠各位補補課。
《清明》詩最早出現於南宋末年謝枋編的《千家詩》，作者署名為“杜牧”。自宋至清末，無一人對此懷疑過。直到民國年間，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此詩收於明代《千家詩》節本，乃三家村課蒙之教科書，數百年來實唐詩最流行之一首。若就其出處，殊為可疑。今馮集梧《杜樊川詩注》，既不載此首，其補遺亦不收人，馮氏未加說明，不敢臆斷。”
近代學者胡可先對《清明》詩的流傳情況作了進一步的檢核，希圖證實陳寅恪先生的懷疑。胡可先認為，杜牧詩文集，最可信的是其外甥裴延翰手編的《樊川文集》二十卷，但不見《清明》詩，即使是後人廣泛收輯的《外集》、《別集》中，也不見此詩，而謝枋得在杜牧死後四百餘年，編選千家詩時，忽然收入《清明》詩，豈不令人懷疑？
又清人全編《全唐詩》所據杜牧版本較精，蒐羅杜牧詩亦較完備，也未收《清明》詩。這並不是館臣們編《全唐詩》時未見到《千家詩》，而當是他們認為《清明》詩並非杜牧所作，故未收入。馮集梧編《樊川詩集註》時，補闕拾遺，用力甚勤，然於此詩亦在擯棄之列。故斷此詩不是杜牧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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