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3日，魯迅夫人、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的許廣平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0歲。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後，許廣平經歷了身居“孤島”的困難時期，然而她卻志存高遠，以崇高的犧牲精神，克服重重困難，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注入魯迅未竟的事業中去，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獨立的生活非常努力
魯迅的家原租住在上海大陸新村，魯迅逝世後留下了幾百萬字的手稿，為防止國民黨派人來搜查，許廣平搬了家並將魯迅的手稿和家中物品搬到上海霞飛路霞飛坊64號新家中，然後將其隱藏起來。
許廣平母子倆遷居的新家是一幢三層樓的弄堂房子，每層都有一間朝南的正房，房後有個盥洗間，底層和二樓之間朝北有個亭子間。許廣平和周海嬰住在二樓，接待客人、讀書看報、吃喝寫作，都在這屋裡；聘用的女工雙喜住在三樓，魯迅遺留下來的中外文書籍，書信、手稿及一時用不著的資料和報刊都存放在這裡。
許廣平家裡明窗淨几，井井有條，看得出主人一絲不苟的性格。現在搬了家，仍然保持著魯迅在世時候的一貫簡樸作風。許廣平的住處是公開的，遠近來往的客人很多，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男女老少都有。當然大多數是進步人士，左翼文人。因此，霞飛坊64號成了朋友之間的一個無形的聯絡站。
許廣平獨自挑起了全家的重擔，裡裡外外、大大小小的雜務，從起火做飯到教育孩子，許廣平挑起了媽媽爸爸的雙重職責。
許廣平在長期的家務勞動中養成了勤勞、細緻、謙虛、儉樸等許多好習慣。上街買東西，回來後決不把包裝紙和包紮繩子扔掉，隨手疊平、卷好，放在一定的地方備用，這都是跟魯迅學的。
上海淪陷後，確保魯迅手稿的安全更是急切問題，國民黨特務和日本人都在尋找其下落，一旦被搜去都是無法彌補和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儘快出版《魯迅全集》才是最好的出路。
1937年4月，許廣平首先將魯迅1934年至1936年的雜文13篇編成《夜記》出版。接著，她就開始籌劃出版《魯迅全集》的事宜。出版《魯迅全集》得到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的積極支持。當時在上海聯繫這項工作的是從延安派來的劉少文同志。主持編校的是許廣平和王任叔，經過百餘名學者、文化人加工人們的共同努力，二十冊的《魯迅全集》在魯迅逝世兩週年1938年10月19日的前夕，在敵偽重重圍困下奇蹟般地全部出齊，其中包括甲種本，深受當時上海及全國各地讀者的歡迎。
在孤島的日子不畏艱難
抗日戰爭開始後，許廣平擁護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重新拿起筆來寫文章，並且以實際行動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她參加了何香凝先生組織的“中國婦女慰勞抗戰將士會上海分會”，簡稱“上海婦女慰勞分會”。上海租界成為“孤島”後，漢奸反動派仗勢欺人，特務盯梢橫行越發肆無忌憚，進步文化人的日子很不好過，該會也被迫停止活動，後來在許廣平的組織和領導下，才又逐漸活躍起來，並改名為“上海婦女界難民救濟會”。
許廣平團結上海十多個婦女團體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她和廖夢醒、羅曉紅等同志積極為前方戰士募捐藥品、棉花，並親自縫製慰勞袋，還想方設法為新四軍戰士捐贈了一百多隻手電筒。
每到夜深人靜，她才能夠定下心來寫作。僅僅在1939年下半年，她就為《上海婦女》《文藝陣地》《中蘇文化》《職業生活》等刊物寫了不少有關婦女、青年和讀書學習，以及關於魯迅生活或寫作的文章《阿Q的上演》《魯迅先生與海嬰》《魯迅先生的晚年》《魯迅先生的寫作生活》等等。這些，都成為後來研究魯迅先生及其創作不可缺少的寶貴資料。
針對日本特務對她的盯梢偵察頻繁，許廣平時常吩咐海嬰：“凡是在生人面前，只要是沒有見過的人，都不要當著他們的面‘媽媽、媽媽’地叫我。管我叫‘阿姨’，一定要記好！”直到兒子說記好了，她才放心。她又叮囑：“萬一媽媽出了事，日本人把媽媽帶走，你千萬不要哭鬧，你就住到叔叔嬸嬸家去（指周建人夫婦），千萬別回家了。凡是知道你是誰的，都會保護你，把你養大的。”
許廣平有個老友叫王洛華，她家住在蒲石路，近在咫尺，兩家相距步行頂多不過五分鐘的路程。王洛華是著名作家王任叔當時的愛人，王任叔已於幾個月前的1941年7月由黨組織派往新加坡和印尼工作。許廣平吩咐愛子：“海嬰啊，你要好好記住，如果媽媽被捕，你就先到王媽家躲避一下。”
在獄中的堅強彌足珍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日軍開進上海租界。一週後的凌晨5時，天還烏黑，來自日本憲兵司令部的十多個便衣和原屬舊法租界巡捕房的幾個直轄人員，突然破門而入。許廣平利用敵人從後門進入廚房、走上二樓的時刻，匆匆把一瓶治氣喘藥的藥塞到還睡在床上的小海嬰那裡，因為海嬰一直有哮喘病沒有治癒，吩咐他病時要吃藥，又細聲叮嚀他趕快離家，不能再待在家裡了，並把海嬰藏了起來。
敵人翻箱倒櫃，他們把魯迅從1911年到1925年的日記、各種圖書，其中有不少朋友送給許廣平而且簽了名的書刊，包括出版將滿兩週年的《婦女界》半月刊以及十多個圖章，打成兩個大包，全部抄走。他們又走上三樓，要繼續搜查。正要打開房門的緊張時刻，卻被聰明的女工雙喜攔住，她說：“這是借把人（租給人家）了的。”當時日寇侵入上海租界，還沒有來得及登記戶口，聽說借給了人，也就算了，因而挽救了專門放置魯迅遺物的三樓，使它免除了一場災難。
許廣平被抓走後，可憐的海嬰好容易捱到天大亮，才溜出大門，直奔蒲石路，遵照媽媽的囑咐來到王洛華家，暫住了幾天，然後才轉到叔叔三先生（周建人）家去。
許廣平先是被監禁在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第二年2月27日又由日本憲兵押送到滬西極司菲爾路76號臭名昭著的汪偽特務機關所謂的“調查統計局”。在獄中敵人先用欺、嚇、哄、詐、騙、脫衣凌辱等手段，後改用打罵、罰餓、拷打以至電刑等酷刑，許廣平雖然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面對敵人淫威，她橫眉冷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
敵人對許廣平輪番折磨，反覆追問她所認識的朋友、有關刊物的組織和內容。日本特務還費盡心機逼著她坐上憲兵隊的汽車為他們到處搜捕，她就拼著一己的生命來保護朋友。當時留住在上海的進步人士，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因她的被捕而受到牽連。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許廣平，因為她是魯迅夫人，熟悉活躍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然而敵人的目的落空了。許廣平在九死一生中實踐了“犧牲自己，保全別人；犧牲個人，保全團體”的誓言。
3月1日,在獄中蹲了兩個半月共76天的許廣平，經魯迅先生的日本好友內山完造出面，才被保釋回家。當晚在夜色籠罩下匆匆趕到周建人家，接回了愛子。並設法通知朋友們暫時不要去看她，怕有暗探盯梢，她吃盡苦頭，仍念念不忘保全老朋友。四年後，許廣平把這段76天的監獄經歷寫成《遭難前後》，在1946年的《民主》週刊上連載，第二年交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單行本。
抗日勝利後，許廣平擔任上海聯誼會主席，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曾任《民主》週刊編輯。1948年10月，許廣平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經香港秘密轉入解放區。1949年9月，她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併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1949年後，許廣平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這期間，許廣平把魯迅著作的出版權上交給國家出版總署，還將魯迅的全部書籍、手稿及其他遺物捐贈國家有關部門。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她一直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同時，她還擔任了全國婦聯副主席、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文聯主席團委員等職。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將近10萬字的《魯迅回憶錄》。1960年10月，許廣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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