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8年，毛主席就己經稱當時才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其實毛主席年長柯慶施9歲。
柯慶施年紀不大就被尊稱為“柯老”，原因在於其資格老。用毛主席的話來說，柯慶施是“我們黨最早見過列寧的同志”。
柯慶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號立本，生於1902年，安徽歙縣南鄉竹溪村人氏。1920年18歲的柯慶施開始與陳獨秀通信。陳獨秀喜歡這位比他小20多歲的小同鄉。不久陳給柯寫信，讓他來上海。這年經楊明齋、俞秀松介紹柯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慶施寫給陳獨秀的有關討論勞動專政問題的信。
來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常去陳獨秀家。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巡警突然包圍了陳獨秀住所，除了陳獨秀被捕之外，同時被捕的還有陳獨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一大代表）、楊明齋（中共早期著名活動家，當時與張太雷剛從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歸來）、柯慶施，共五人。上海報紙紛載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柯慶施的名字也曝光於媒體。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營救五人（保金達500兩白銀），10月26日五人出獄。
1922年1月，20歲的柯慶施與張國燾、鄧培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並同列寧握過手。後來由於鄧培在1927年犧牲，張國燾叛黨，柯慶施成了中共黨內唯一見過列寧的人。周子健（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在2000年5月28日回憶說：“1939年初在延安，調我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任部長。副部長是柯慶施同志。聽王明說，黨內現在只有柯慶施見過列寧。”
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後，柯慶施“團轉黨”，由張秋人介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早年，柯慶施有兩個雅號：因長了個大鼻子，人稱“柯大鼻子”；還有個雅號叫“柯怪”。這個“柯怪”源於柯慶施在1919年3月10日為自己取的筆名“怪君”。柯慶施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古者恆以喜事而名於他物，以示不忘之意。餘則因時勢之多奇而生無窮之悲懼，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掃除之也。”
丁玲寫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順便寫及“柯怪”。寥寥數筆，可謂傳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過是個21歲的毛頭小夥，丁玲回憶說：
一天，有一個老熟人來看我們了。這就是柯慶施，那時大家叫他柯怪，是我們在（上海）平民女子學校時認識的。他那時常到我們宿舍來玩，一坐半天，談不出什麼理論，也談不出什麼有趣的事。我們大家不喜歡他。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沒有感到他來這裡是想追求誰，想找一個女友談戀愛，或是玩玩。因此，我們儘管嘲笑他是一個“爛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爛板凳），卻並不十分給他下不去，他也從來不怪罪我們……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後來柯慶施擔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職務：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1930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書記、組織部長，1935年與高文華、李大章等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戰爆發後，柯前往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電影演員張瑞芳曾經回憶：“當年在延安，柯老還是被親切地稱為老柯的時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還不時地為他在棉褲上打補丁。東一塊補丁，西一塊補丁，最後相似顏色的布頭怎麼也找不到了，娘說：‘只有一塊紅布了。’老柯說：‘紅布就紅布吧。’於是，老柯穿著一條帶著紅補丁的棉褲到處走，照樣挺神氣的。”
1947年11月12日石門（石家莊市）解放，成為解放軍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的第一個大城市。柯慶施被任命為石門市市長（石門12月改稱石家莊市）；1949年冬，出任南京市市長；1952年11月，出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柯慶施接替陳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摘轉自： 永宣論史）
閱讀更多 一個人報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