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闻世界》，作者：胜勇 华夫 立新。
从“苦孩子”到副厅长
1952年，李友灿出生在河南省淮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3岁的时候，他父母就相继去世。李友灿是跟姐姐长大的，姐弟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因为太穷，他们常常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十几岁的李友灿甚至穿不上鞋子，贫穷使他饱受别人的嘲笑和欺负。
李友灿伏法
艰难的童年生活在李友灿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养成了自尊而又敏感的性格。出人头地，发家致富，成了他苦苦追寻的人生目标。
青年时代的李友灿做事认真刻苦，为人严格自律，而生活也给了他公平的回报。1970年，他中学没毕业就入伍参军，并很快入党提干。1979年，他随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因作战勇敢曾荣立军功。打完仗后，他又作为战斗功臣被保送到军校学习，毕业后，勤勉而扎实的工作屡屡得到上级领导肯定，不到30岁的时候，他已经走上了正团职领导岗位。
1987年年底，35岁的李友灿转业到河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从一名军人成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依然保持着踏实肯干的人生姿态，角色转换完成得相当顺利，一年多后，他就被提拔为计委办公室副主任。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扑面而来。脱离军营生活的李友灿很快就对聚敛财富发生了兴趣。不过这时候，他没有打手中权力的念头，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商业天赋”。
他到河北省外贸厅工作后，有一次单位组织去南韩考察。上街购物时同行的人买这买那，每人手里都是一堆杂货。惟独他把省下的钱提了一包领带回来。当时这种领带在韩国折合人民币每条7元，在石家庄的批发市场则可以卖到28元钱。李友灿买的这3000条领带回国后转手就净赚了6万元；另外，他还通过关系让自己的妻子为中国航空公司代卖机票，收入也是颇丰。人们说，李友灿有机会就能挣几笔。
“不过总体说来，还没有担任要职前的李友灿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一个人。”据李友灿一个同在石家庄工作的老乡讲，那时候的李友灿诚恳厚道，不大爱说话，待人也实在。
1992年，李友灿担任河北省机电办的常务副主任，开始主持机电办的全面工作。
作为省机电办常务副主任，掌握着全省进口汽车配额的审批大权，也就掌握着那些经营汽车业务的企业的命脉，李友灿很清楚手中权力的分量。但是在省机电办工作的前几年，他对自己的要求仍然比较严格。他行事低调，很少跟企业界的人来往，包括在外面请朋友吃饭，拿回来让公家报销之类的“小事”，也基本上是空白。他也多次拒贿，退贿。原外贸厅的人回忆说，在大家印象里，李友灿是个老实人，工作很认真负责。
1996年9月李友灿再次升职，被“扶正”为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成为副厅级的领导干部。2000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仍然兼任省机电办主任一职。
开始伸出贪婪之手
李友灿当了机电办的一把手后，人们慢慢发现，过去那个为人憨厚、不善言语的李友灿渐渐变了，说话多了，接触人也多了。
手中不断增大的权力，开始消解李友灿的自律和谨慎，这个苦孩子出身的高官似乎觉得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原来做人低调的他开始周旋于汽贸界的大老板之间，而且对高尔夫球这些时髦前卫高消费活动越来越有兴趣。最初，他还对别人讲，他身体不好，有糖尿病，需要锻炼，但人们知道，随便玩一场高尔夫球就得上千元，哪是一个挣工资的人玩得起的？
一位原机电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李友灿后来打高尔夫球都“打疯了”，基本上每星期都去玩，单位里有时两三天看不见他。他的车后备箱随时放着球鞋、球帽、球杆，还时不时拿出来向别人炫耀。
李友灿整天出入于石家庄、涿州、北京的高尔夫球场，而为这些高额消费买单的则是那些汽车贸易行业的老板们，这时的李友灿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清廉”了，对老板们的“供奉”他理所当然的笑纳了。
灯红酒绿的生活越发刺激了李友灿对财富的渴望，后来他自己供称“就是想有一笔钱，一大笔钱。”此时他手中的权力已经可以让他轻易地实现这多年来的梦想了。
另外，这时李友灿脑子中的两个想法，也成了促使他在腐败之路上加速前进的“动力”，据被捕后李友灿在狱中供述：一是认为政治仕途基本走到尽头，不会再晋升。二是当时中国正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一旦加入，汽车配额制将很快取消，他就不能够再利用这份权力来为自己捞取好处了。
和很多贪官们一样，在刚走上腐败之路时，李友灿也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受贿数额也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一点点开始的。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倒卖汽车配额的掮客，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拿到配额，再转手倒卖给有关公司。正是从这些配额贩子手上，李友灿收受了第一笔贿赂：一个大信封里的4万块钱。
在一次次“安全”的受贿后，李友灿从最初的紧张惶恐慢慢变得心安理得，他渐渐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了，他开始寻觅大鱼。
贪欲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但象李友灿后来那样无限放纵自己，疯狂敛财的案例，也确实十分罕见。对他来说，最后的疯狂开始了。
用汽车往家拉钱
2000年8月份，一次在涿州打高尔夫球时，李友灿认识了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某。初次相识，丁某热情有加，打完球后，主动邀请李友灿到北京的一家高级涉外饭店就餐。
丁某的热情、好客、精明给李友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心里十分清楚丁某为什么和他套近乎，在他眼里，这个人正是他要寻找的那条大鱼。
心有默契的两人一拍即合，关系迅速火热起来，不久丁某向李友灿提出能不能从河北为他的公司搞一些配额，至于报酬可以两人商定。这正中李友灿下怀，他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丁某的森华公司是在北京注册，不属于河北省的管辖范围，因此要将河北省的进口汽车配额转到丁某名下，还需要在河北境内找一个企业做“二传手”。
经过仔细谋划，李友灿把目光投向了河北汽车贸易总公司，把这家公司作为自己权力寻租道路上的桥梁。他几次找来该公司负责办理配额的总调度室负责人朱某，把自己的思路或明或暗地向她授意。在他眼里，朱某是个“老实，听话，好操作”的人。
朱某虽然不知道李友灿和丁某间的秘密约定，但她还是清楚转让进口汽车配额不仅违反规定，而且闹不好还是违法犯罪的。
一时间，她有些犹豫。但河北汽贸公司是河北省获得汽车配额最多的企业之一，面对掌握自己生杀大权的李友灿主任，朱某哪敢冒犯，再加上李友灿“有钱大家赚”的暗示，朱某很快也就同意了。从此她成为李友灿疯狂敛财的工具。
2001年8月，朱某在李友灿的指点下以河北汽贸公司及下属企业的名义向省机电办申请进口汽车配额69个。李友灿立马批准了自己导演出来的这张汽车配额申请单。不久，他便命令朱某把这69个汽车配额转给了森华公司。
至此，李友灿完成了他权力寻租的黑幕链条。
第一批配额到手后，丁某也很守信用，很快，就按两人之间的秘密协定，拿出了高达300万元的酬金！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李友灿自己开车去北京“提钱”。车就停在森华公司办公楼前，丁某将事先准备好的300万现金分别装入3个尼龙提包，放进李友灿车的后备箱里。
合作如此顺利，李友灿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了理想的合作伙伴，从此，他开始了与丁某肆无忌惮的权钱交易。第一次拿到300万元后，不断膨胀的贪欲促使李友灿展开同丁某的一次又一次合作。
经办案人员查明，李友灿最多的一次从丁某那里拿了1640万元！这么多现金他的车一次拉不了，他就拉了三趟！“164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堆起来有多高，恐怕一般人一辈子想都想不到。”事后许多人对此震惊不已。
有好奇者曾经计算过，1640万元钞票堆在一起，有不小的体积和重量：“这也是个力气活”。每次运钞都是李友灿一个人搬运，事实上那次他从车上往存钱的房子里运了四次才运完。
一位办案人员感慨地说，这实在是疯狂的一幕：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还有严重的糖尿病，独自一人把40公斤重的现金往回搬，而从停车的地方到家门口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这种贪婪简直就是疯狂。
经办案人员查明，从2001年8月至2003年4月，李友灿先后将1249个汽车进口配额提供给丁某使用，从中先后5次收受丁某给予的现金合计4723万元！
太多的现金运输、存放都成了问题，于是李友灿在北京某花园小区花50万购买了一套不太显眼的房子。房子很小，只有49平方米，李友灿很少在那里住，他的亲戚朋友也没人知道这栋房子，这房子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放钱，成为李友灿的个人“金库”。
李友灿曾长期开着一辆银灰色的高尔夫轿车，这辆车也是他的“运钞车”。令人讽刺的是，这辆“运钞车”也是他索贿得来的。李友灿感到，到丁某这里来取钱，用单位的车或借别人的车都不“方便”，于是2002年4月，李友灿向唐山某公司索要了一辆价值21万多元的高尔夫轿车。
从此每次从北京的丁某手里拿钱，他就悄悄地一个人开着这辆车进京。
对金钱的疯狂攫取，对贪欲的肆意放纵，使李友灿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在金钱改变着他的同时，他对金钱的态度也在发生着改变。
“觉得钱越来越不是钱了！”李友灿自己这样说。“每次就像拉几箱苹果那样”；“要弄一提包纸我不知道怎么弄，要弄一提包钱非常容易！”
一次，他拿了800多万元后，把8个提包放到车上，后箱装不下，又装到后座上。装完钱，然后他就若无其事地上楼参加一个应酬去了，很晚才回来把放着巨额现金的车开走。办案人员曾问他“你就不担心钱被盗？”李友灿的回答是，那些钱对于他来说都已经不是钱了……
这些钱他很少挥霍，只不过偶尔到藏钱的房子，把那些现金一摞摞铺在地上，静静地“欣赏”。有时候，李友灿也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荒谬荒唐的事：拿这么多钱干啥用啊，真是有病！
李友灿说，他自己也无法说清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只是觉得“我满足了，我现在终于有钱了！”
我们现在无法给李友灿当时的心态一个准确的定位，但让经办李友灿案件的检察官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李友灿心态的嬗变：在李友灿决定交代所有犯罪事实之前，曾动情地讲述过他少年时的梦想，他说他一直很想过过有钱人的生活，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眶湿润了……
精心设计的法律“防火墙”
李友灿敛财的心态就像大堤决口一样，一发而不可收。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李友灿已经失去理智，特别是在如何掩盖犯罪真相，保护自身安全上，他表现出了高度的的“智慧和理性。”
从一开始，李友灿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能从河北的企业拿钱，他的理由是：一是不容易被发现，二是万一被发现以后也可以推脱耍赖，不承认是贪污受贿。这也是他为什么后来选择北京公司的原因。
在整个受贿过程中，李友灿极其“谨慎”：他特意叮嘱丁某，要注意保密，汽车配额的事由二人单线联系；钱只在双方手里传递，不能经手别人，也就是要直接碰头，直接见面。
李友灿小心翼翼地策划自己的每一步行动，力图擦掉与犯罪事实有关的每一个痕迹。李友灿坚持收受贿赂只接受现金，不管多大数额，他都坚持只用现金交易，因为这样就没有帐目可查。每次进京，他都尽量不开、不用手机，而是用IC卡打公用电话。
李友灿每次提钱都是赶上下班时候，他认为这个时候最安全。用他自己的话说：别的时间提着几包东西上下楼可能被保安人员注意到，而在上下班的时候不会有人怀疑。
李友灿的心思缜密还表现在很多地方，他把钱搬回家后一般不会立刻处理，总是过段时间后，再慢慢的想办法兑换成外汇或者存到银行。每次存钱的数额也都不大，他用了很多亲戚的身份证去存钱，也用一些假身份证，没有一次用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钱后的李友灿更变得谨慎、低调起来。处处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廉洁清正的干部。可以说每一件小事李友灿都会考虑得非常周到。
一个李友灿过去的熟人说，他那时候吃饭很随意，不讲究什么规格档次，甚至到地摊上去吃饭，比如羊肉串什么的他都吃。
李友灿的司机回忆说，他有一次评职称，想请李友灿帮忙，话刚一出口，就被李友灿拒绝了。李友灿说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管，我不能给你开后门！
作为一个千万富翁，李友灿在生活中却十分“吝啬”，除了别人买单的高尔夫球，他不抽烟，不喝酒，很少有高消费的挥霍行为。后来他说不喝酒的原因是怕“酒后失言”，“整天提心吊胆，连说梦话都怕暴露。”在人们的印象里，有了钱的贪官们都会沉溺于女色，李友灿在这方面也十分“节制”。
为了怕“露富”，他从不给亲戚朋友钱物，包括一手抚养他长大依然生活在贫寒中的亲姐姐，他也从不给钱。被抓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只看了他在石家庄驻军某部养猪为生的姐姐一次，连东西都没买。后来李友灿回想此事掉了眼泪，他想起小时候，姐姐像牛一样拉磨，怕他累着，总是让他拿着面站在一边，他哭着说，我光想着自己，对我那么好的人，我都不管了，看钱看得六亲不认，我最后只认钱了，我不露富，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不是人！我姐姐拉扯我长大，我都没给姐姐钱，到现在，她还拣着泔水里的馒头剥了皮吃……
没有亲情，丧失良心，对家庭麻木，对金钱麻木，对人生麻木，李友灿逐渐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良知。
李友灿所营造的假象一时间迷惑了很多人，甚至迷惑了伙同他一起搞腐败的人，河北省汽贸公司的朱某在李友灿案发后惊叹：打死我也想象不到，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他会有那么多的钱，从他的衣食，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很有钱！
拉整个班子下水
在李友灿精心打造的安全链条里，还有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要掩住自己本单位同事的耳目，而实现这一点，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拉整个班子下水。
他让朱某从丁某给河北汽贸的钱中拿出一部分，以朱某的名义给省机电办的几个副主任和关键负责人行贿，每人20万元。
让李友灿有些意外的是，这件事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两名副主任开始都拒绝接受这笔钱。但在李友灿的软硬兼施下，他们都没能坚守好最后的防线，最终和李友灿一起滑入了泥潭。
为了保证敛财的顺利和安全，他还采取拉拢、打击、报复等手段把机电办的几乎全部工作人员都带入腐败旋涡。
李友灿多次授意一名工作人员寻找申报配额的单位，但那人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一直拖着不办。李友灿大为光火，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找机会给此人穿小鞋，几次把关于此人提职的建议搁置。最终无奈之下，这名工作人员也只好“下水”。当然，李友灿在事后也没有忘记给他甜头：第一笔生意做成之后，就给他了七万块钱。
封住了省机电办同事的口之后，李友灿在配额的分配过程中表现得更是肆无忌惮。党组织生活，内部监督机制，这些统统被李友灿扔到了脑后。
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省机电办“一把手”，李友灿带头大搞权钱交易，使得这个单位内部的小环境一时间恶劣到极点，贪污受贿之风在省机电办盛行。就这样，一个曾经优秀的工作集体全部“烂”掉了。
目前，除李友灿已经伏法外，一名科长自杀，一名副主任因涉嫌受贿正立案查处，另一名副主任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一名工作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机电办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因为进口汽车配额受贿案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牵连。
风声鹤唳的逃亡
有了钱的李友灿并没有感到金钱带来的“幸福”。相反，他收的钱越多，就越感到惶恐不安，就越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被发现。
李友灿自己供述说，“我觉得穷的时候根本不害怕，没负担，后来钱多了，特别害怕，我也不敢见人，不敢吃，不敢玩，真不知道自己是图什么。”
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一案被查处后，燕赵大地上的反腐风暴一波高过一波，这也使得李友灿心惊肉跳。
2003年4月，机电办一个工作人员自杀，有关部门进驻机电办调查。
2003年的5月，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原外经贸厅重组为商务厅。而李友灿没有被列入省商务厅新的领导班子。这些，都使他感到不详的气息正在逼近。此时的李友灿已如惊弓之鸟，听不得半点风吹草动。李友灿怕相关调查殃及自己，决定出逃。他匆忙销毁了自己所审批的有关进口汽车配额资料，然后化名“张建国”，通过一家旅行社，仓惶逃往俄罗斯。
逃到俄罗斯后，李友灿藏匿在一个小城里。由于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担心被俄罗斯警方发现，他租了一套房子闭门不出，甚至连日常用品都是叫人送货上门。与世隔绝的生活，一日三惊的压力，从一个高官到逃亡者的落差，使李友灿感到绝望，他的心态迅速崩溃了。
在俄罗斯的8个月里，李友灿三次试图自杀。第一次他用皮包上背带绑在暖气管上，想上吊自杀，可背带断了；第二次他换用自己的腰带，而且特意找了一个宽腰带，但命运似乎和他开玩笑，腰带居然又断了；第三次，他想用随身携带的药物自杀。他有心脏病，身上有速效救心丸。李友灿一次吞下了一瓶速效救心丸，结果没有任何反应。三次自杀未遂，李友灿只好继续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下忍受煎熬。
2004年4月9日，当已逃亡8个月的李友灿准备逃往另一个城市时，我公安人员在俄罗斯警方的帮助下，终于在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将李友灿抓获。此时的李友灿再次企图自杀。
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兜里装的一瓶硝酸甘油，几十粒全部吞进去，然后拼命撞向厕所里的陶瓷便器尖锐的侧楞，连撞了两次，撞得头破血流，但依旧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欲第三次撞击时，俄方警察听到响动冲了进来。
多次自杀未果的李友灿知道自己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他曾仰天长叹，“这是老天爷不让我便宜死啊！”
中国警方到机场接李友灿的时候，办案人员惊讶地看到一个“象鬼一样的”李友灿：“浑身是血，头发很长很乱，一张黑黑的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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