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明代中期的火器研製家與統兵將領，在抗倭御虜的軍事形勢下，極為重視火器製造，把它放在禦侮戰爭和國防建設的戰略地位加以研究。
明軍抗倭圖
一、明代中期從戰略高度倡導火器的發展
在當時的軍事形勢下，為了保衛國家的安全統一和維護明廷的統治，他們紛紛從戰略高度出發倡導火器的發展。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曾銑，在奏議收復河套時，認為，同蒙古騎兵相比，明軍的優勢“莫先於火器”，這是“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的根本；又說“中國長技，火器為最”。為此，他建議在陝西三邊組建20個裝備霹靂炮(此處的霹靂炮是一種管射火炮的名稱)的戰車營，每營編5000人，共10萬人。每營裝備霹靂戰車20輛，每輛戰車裝備霹靂炮18門、大連珠炮1門、二連珠炮1門、手把銃2支、火箭200支，以及各種火器所需要的鉛彈與火藥。爾後將這20個齊裝滿員的霹靂戰車營，配合步騎兵，依託長城要塞，防禦蒙古騎兵的襲擾。
戚繼光海防圖
戚繼光無論是在東南沿海抗倭還是到北方練兵守邊，都極為注重火器的研製和使用，認為“五兵之中，唯火最烈”，“守險全恃火器”，火炮“可當虜聚衝”，把火器看成是作戰致勝和守邊禦敵的重要條件。他的戎馬生涯和留下的軍事論著，都充分表明他是一位注重火器研製和使用的軍事家。
火器研製家趙士楨雖身無疆場之寄，肩無三軍之任，但卻以國家興亡為己責，頻頻上奏朝廷，多方製造輿論，請求朝廷大力發展火器製造，改善軍隊的裝備與國防設施。他認為當時的海中之國日本，戒心已生，禍胎已萌，在蠶食朝鮮之後，必“盡朝鮮之勢窺我內地”;北方少數民族與我僅一牆(指長城)之隔，內犯之勢必不可免。因此都要加強防禦，要根據他們的作戰特點，大力製造槍炮和戰車，才能“挫兇鋒”，“張國威”。
不僅如此，趙士楨還建議朝廷把發展火器製造之事同固國安邦的長遠打算結合起來，認為講究“神器，非一朝一夕之深，而是國家萬世之利”的大計，能使“國家聚不餉勁兵，儲無敵飛將”，“傳之百世無弊，用之九邊具宜”。如果京營增加火器，“可以壯居重御輕之勢，廣之邊方，可以張折衝禦侮之威”。
為此，他要求當局者不要被無真知灼見的言論所動搖，把發展火器製造之事同為國“滅賊”之舉結合起來，堅持下去，使國家迅速轉弱為強，兵精器利，使敵人膽落心寒，不敢來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
二、明代中期堅持創新的觀點發展火器
明代中期的火器研製家與統兵將領，在發展火器製造中，摒棄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的陳腐觀念、堅持不斷髮展創新的觀點。他們認為火器固然是我之長技，太祖和成祖也已在火的製造和使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隨著時代的前進，戰爭規模和水平的發展，敵情的變化，火器以及其他各種兵器也應隨之發展，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和國防的改善。
為此，戚繼光主張“器械舊有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未有者創造之”。“五兵之制固多種，古今所不同，在於因敵變置”。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的部隊最有效地研製和使用了各種新式火器，他在東南沿海抗倭作戰中，根據地形和倭寇作戰的特點，及時組織人員創制了適用於山地和水網地進行機動作戰的虎蹲炮，適用於水戰的噴筒、火桶、架射火箭(飛刀箭、飛槍箭、飛劍箭)，以及大量採用仿製的佛郎機、銅發煩、鳥銃等先進火器。
火器鑄造圖
隆慶二年(1568年)他奉命到薊鎮練兵以後，除了將在南方已用有成效的部分火器移用於北方外，又根據北方作戰地形和對付騎兵作戰的特點，及時組織人員研製成適用於北方進行作戰的快槍、騎兵用的三眼銃；適用於守城戰需要的石炮和引爆地雷的機械式鋼槍輪發火裝置。
翁萬達在《置造火器疏》中認為，製造火器要因舊創新，合於時用。在此思想指導下，他組織人員在改造舊式火器的基礎上，創制了四種新式火器。其中有：提高明初火銃射速的單兵槍“三出連珠”，具有佛郎機特點的單兵槍“百出先鋒炮”，增強鐵殼爆炸彈威力的“鐵棒雷飛炮”，用走獸馱載至敵陣進行群彈齊爆的“火獸布地雷炮”。
趙士楨劇照
趙士楨主張研製火器“必須因時而創新”，出奇而制勝，所以他本人創制的火器，都有“韜鈐奇正，再觀古人兵器，觸類變通，加以妙悟”而成的特點。
在堅持創新的思想的指導下，當時的新型火器層出不窮。僅副總兵茅元儀蒐集的各種新型火器資料，就有上百種之多，內容極為豐富，經過編輯整理，匯成16卷，集納於經過他傾注十五年心血而成的鉅著《武備志》中。其中記載的火器，既有適用於南方的，又有適用於北方的；既有適用於水戰的，又有適用於陸戰的；既有適用於野戰的，又有適用於攻守城池的；既有通用的，又有用專用的，是明代在火器製造與使用方面所獲成果的光輝記錄，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紅夷大炮圖
三、明代中期力求精益求精製造的火器
明代中期為了保證火器能在作戰中充分發揮作用，所以當時對各種火器的製造，都堅持力求精益求精的思想。戚繼光在組織部下仿製郎機時，從材料的選用到構件的裝配使用，都提出了保證質量的許多嚴格而具體的要求。所以佛郎機能成為戚家軍廣泛使用的克敵制勝的利器。
趙士楨則建議當時主持製造火器的軍工部門，必須“知人普任，事專責成”，選用技精藝熟的工匠，製造精利的槍炮。他指出，承擔槍炮製造的工匠，必須認真負責，不辭勞苦，專心製造，“毫忽不宜苟簡”。他對當時不負責任，濫造濫用火器的人，提出了嚴厲的指責：有些部門
“每每令庸工造之，庸將主之，庸兵習之。造者不盡其制，主者不究其用，習者不臻其妙，因循玩慨（荒廢的意思)，人自為心，彼此推諉，浪造浪用”
工匠製造火器圖
更為嚴重的是還有一些市井庸流之徒，只顧通過製造槍炮獲利，不顧成品的質量，“一任匠作亂做，火之熟與不熟(這是指不掌握鍊鋼時的火候)、盆口之合與不合(這是指卷制槍管時槍管接縫處吻合不吻合)，膛之直與不直，以及子銃厚薄精粗，茫然不解，一經試放，十壞五六”，而主事者既不瞭解情況，也不究其原因，便將新制造的槍炮棄置不用，造成嚴重的浪費。因此，他要求槍炮製造者必須講究製造之法，才能造出精良的成品。
趙士楨不但要求工匠在平時要精工製造，而且要求工匠隨軍作戰，及時修制槍炮，以保證作戰部隊的需要。按照他的估算，每萬名士兵，須配能工巧匠300人，才能應付戰事的需要。趙士楨對於保證槍炮製造的質量，滿足戰事需求等問題，都作了論述。
四、結語：
由於明代名士戚繼光、翁萬達及趙士楨等人，能夠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倡導火器的發展，在發展火器製造中，摒棄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的陳腐觀念，堅持不斷髮展創新，並且非常重視火器的製造質量，主張精益求精，所以在他們的組織、倡導下，明代研製、創造、改進發展出了數十種質地精良、適合各種戰況和戰場環境的新式火器裝備，既保衛了大明王朝的江山與百姓，同時又為我國火器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閱讀更多 仁仁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