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部落離開陝北黃土高原後，在先秦時期曾相繼跨上這一塊黃土高原的，是鬼方，犬戎，義渠，和白狄這樣一些奉行遊牧文化的民族。這一段是一個很長的時期，大致上包括兩千年左右的歲月。即自從黃帝部落出走後，陝北高原基本上又重新恢復成了一片廣袤起伏的牧場。這當然又和陝北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係。陝北高原除了它的南部和關中平原緊密相連外，則它的整個西部和北部，幾乎一直就一個遊牧民族的大本營，所以，自從新石器時代的時候起，只要一旦有機會，這些擴張欲十分強烈的“馬上民族”的遊牧民，就會把他們馬群和羊群，漫無邊際地遊牧在廣袤的群山起伏的陝北黃土高原上。
並且，舉凡自先秦以來在陝北高原上曾先後出現過一段時間的遊牧民族，在當時的北部中國都曾是十分強大的。都使得當時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們很頭疼。特別是那一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所謂的鬼方，其經濟和文化的發達，則更是顯而易見的。上世紀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無定河岸邊的李家崖村一個三面空的石頭山樑上，發現了一座面積為67000平方米大小的早期城市的遺址。該遺址現存城牆尚有3.1米高，卻多為小碎石塊所砌成。但是，據考證這卻是一座商周時期的遺址。而當時建築這座城市的，正是那些給商周兩代中原王朝，造成極大不安的遊牧民族的鬼方人。
而這一座黃河岸邊的堅不可摧的城堡，也正是一座十分罕見的鬼方民族的城堡之遺址。城堡內出土的從商至漢的各種石器，陶器和青銅器，也全都閃耀這一個時期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的智慧。而與此一同出土的，還有牛馬羊豬狗和鹿等草食動物的遺骨。遊牧民族而又築有可以定居的城堡，這真是一個並不多見的奇蹟。這是不是同時也說明，自從黃帝部落遷徙出走以後，曾作為中華民族一個農耕文化發源地的陝北黃土高原上，其農耕文明的火種也一直都不曾熄滅呢？要不然這些遊牧民所屬的鬼方人，為什麼要築起這樣一座雄偉的城堡呢？並且，在其間出土的動物遺骨中，還包括有並不很適合牧養的豬骨頭。“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通常遊牧民族的人們，大多是牧馬和牧牛羊，而從古到今也很少聽說有牧豬的民族。這些在鬼方遺址中出土的豬骨頭的，是不是也說明了當時的這些鬼方人所享有的生活，多多少少也帶有一點半農半牧的性質呢？——這當然有待於考古學家們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但是，從一種整體和全局的角度來評價，則我們基本上可以這樣說：自黃帝部落離開陝北高原到秦漢這兩千年左右的歲月裡，則不管是鬼方，犬戎，義渠，還是後來的白狄，基本上都是屬於遊牧民族這一個範疇。而這些民族基本的生產和生活的方式，也基本上是一種以遊牧經濟為主的以牛羊肉、馬牛奶為主要生活資料的生活。
秦漢以降，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這兩千多年的歷史，對於陝北黃土高原的居民們來說，則主要是一箇中原農耕文化不斷滲透和不斷擴張的歷史。而自從強大的秦漢王朝多次對河套內外的遊牧民族進行征討，同時將內地大批的農耕人口遷徙與充實到像上郡，隴西郡和北地郡這樣一些可農可牧的地區時，終於陝北黃土高原上自黃帝部落舉族南遷以後的又一次農業生產新高潮。而其中有一段時間，群山起伏的陝北黃土高原，竟然還被時人賦之為“新秦中”這樣的美稱——那“新秦中”三字的意思顯然就是說，當時陝北一帶的農業，已完全可以和關中地區相媲美了。秦朝初年，蒙恬大將軍率領的30萬大軍，就駐守在當時的上郡（陝北），其給養也主要來自於當地。而那個時候的陝北黃土高原上，“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草豐美，土宜產物，牛馬銜尾，群羊塞道”，是一派多麼富饒的塞上江南之景象！
而所有這一些情況，不僅史書上有記載，我們也完全可以近年間，從陝北各地陸續出土的漢畫像石中看出來。已經引起了學術界高度重視的陝北漢代畫像石，以它眾多的牛耕，收割，放牧，狩獵等生動的畫面，向人們一覽無餘地展示了當時陝北高原上熱烈活潑的勞動之場景。其實，大量畫像石的不斷出土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說明了陝北高原當時經濟文化的繁榮。從全國範圍內來看，不管是山東，四川，還是河南，江蘇，凡是能有漢代畫像石、畫像磚出土的區域，在當時都是比較富庶的地區。地處黃土高原腹部的陝北黃土地，自然也不能例外！
並且，從大量栩栩如生的畫面上來看，當時的陝北黃土高原上，除了有大量的農業生產外，其中游牧和狩獵經濟，也仍然佔有著很大的比例。比如，漢武帝時期全國六大軍馬場之一的天封苑，就在陝北之北的神木縣一帶。總之，秦漢時期的陝北黃土高原，農業已形成了自黃帝部落南遷中原以來的又一次高潮。不過，那個時期的農業，還主要集中在一些河川平地內，幾乎還沒有什麼山地被墾植。同時，那時的遊牧業也同樣發達，所以，如果準確地來評價，則當時陝北黃土地，當屬於一種半農半牧的區域。
這種美好的生態環境，大概一直保持到了五胡十六國時期。公元413年時，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匈奴人首領赫連勃勃，曾建都靖邊縣境內的無定河邊上。他面對著滿眼的青山和綠水，竟不由感慨一番：“美哉！臨光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於是，便徵發10萬人馬，營建統萬城，建立了大夏國。這個赫連勃勃所說的馬嶺，是指今天甘肅省慶陽縣境內的馬嶺山。而所謂的大河，則無疑是指河套地區的黃河了。可見，一直到公元5世紀初期，廣袤的陝北黃土高原上，還仍然是一塊非常富庶的好地方。而秦漢以來，及五胡十六國之前的陝北居民生產和生活的方式，當然是一種農牧兼營的半農半牧的方式。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一個時期的陝北黃土高原，是一個農牧民雜居的區域。其間的所謂陝北之居民，有秦漢以來從中原各地遷徙而來的漢人，也有從歷史上遺留下來、及周邊地區不斷湧入的遊牧民。其中，在各個少數民族人口中，大概又以在東漢時和北匈奴揚鑣後內附的南匈奴人居多。比如，公元413年時，在無定河邊上建立了大夏王朝的赫連勃勃，就是非常著名的一個南匈奴人的後裔。
陝北黃土高原良好的生態自然環境，是從隋唐兩朝以後才逐漸遭到破壞的。隋唐期間，通過五胡十六國前後劇烈的民族爭戰，雜居在陝北黃土高原上的各民族，由於相互間不斷地同化與融合，已經有許多遊牧民族的英雄豪傑們，消失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所謂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因為中國曆來的慣例，凡是有漢民族強大勢力滲透與深入的區域，則這種所謂的民族同化與民族之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便最終顯示為農耕文化對於其它文化的吞食和同化。而這種融合和同化的結果，通常便表現為許多少數民族的被漢化，以及中原文化和農耕區域的進一步被擴大。在當時的陝北黃土高原及周邊地區所發生的現象，正屬於以上這一種情況。五胡十六國以後，不是有許多遊牧民族的身影，在整個黃土高原上都消失的無影無蹤了麼？比如秦漢時期的匈奴人，春秋戰國時期的犬戎呀，北狄呀，義渠呀，以及商周時期的鬼方人等等，這樣一些曾經十分強大遊牧民族的弟兄們，全都藏身到哪裡去了呢？其實，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以及他們的後裔，至今都一直活躍在陝北高原上，他們那生機勃勃的身影，也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陝北黃土地，他們就藏身在所謂漢的中間。有學者經過詳實的考證，終於弄清了所謂“天下匈奴遍地劉”，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在如今的漢民族劉姓人口中，就混有不少匈奴民族的血液。換言之，也就是當年那些雄視天下的匈奴人，在長期的民族融合中，有許多早已經以劉為姓了，搖身變為了漢族人。同樣的道理，據說北狄中有人姓了白，而赫連勃勃的後裔就有人姓了赫連氏。
而隋唐兩朝時，在北中國對中原王朝重大重大威脅的，則是一個以狼為圖騰，被稱之為突厥的另一個草原出現的民族。這個民族在公元五六世紀之前時，是居住在準噶爾盆地以北的葉尼塞河上游一帶的。後來，隨著其自身的強盛和一些社會政治方面的原因，便不斷地向南與向東部遷移。而到了隋末唐初時，這些突厥人已東遷至和陝北高原緊密相連的內蒙古河套地區了。於是，隋唐兩朝為了對付這些已越來越強的突厥人，便多次在陝北一帶修築長城，發展農業，鞏固和加強自己的邊防。特別是史稱盛世的唐代數百年，甚至還把邊防線向北推進到了內蒙古陰山之南麓，也曾經一舉把農耕文明的勢力，推進到了黃河內外的大草原深處。而這樣長期的墾荒與戰亂，便顯然對陝北黃土高原的生態環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轉眼間才三五百年過去後，曾經被赫連勃勃由衷讚歎過的統萬城周圍的植被，就遭到了極為嚴重的惡化，“茫茫沙漠廣，漸遠赫連城”。這是唐代詩人許裳在《夏州道中》一番十分無奈的感嘆。顯然，在詩人眼中統萬城周邊的環境，已經是滿目荒涼的一片沙漠了。
誓掃匈奴不顧身，
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裡人。
這是邊塞詩人陳陶在其詩作《出塞行》中，對當時發生的陝北黃土高原上的殘酷戰爭的生動寫照。而由於戰爭和墾荒的雙重破壞，幾百年前還被大夏王讚美不已的那一條赫連城邊著名的“清流”，這時候也早已被改名為無定河了。無定二字者，乃潰沙急流，淤泥塞道，終使河床遊蕩不定是也。
而五代十國後，代唐而起的北宋王朝在國防上，則始終是一個衰弱不振的王朝。它從始至終，都並未完全控制住陝北黃土高原這一塊舉足輕重的區域。那時候，在陝北黃土高原的西北部，還有個和北宋王朝差不多相始終存在的國家，是隋唐間沿青藏高原的邊緣，逐漸來到陝甘寧接壤地區黨項人建立的，叫西夏國。北宋王朝和這個西夏國的邊防線，基本上就遊離於如今的橫山山脈這一線。換言之，就是在北宋王朝那時候，如今陝北黃土高原上的橫山，榆林，定邊，靖邊和神木等縣的大部分，都屬於這個建都在興慶府（銀川市）的西夏國的疆土。而只有橫山山脈以南的地區，才屬於建都於汴梁（開封）的北宋。由於那個時候的北宋和西夏，則常常是戰火連綿，經年不息，更使得陝北黃土高原上早已變得脆弱的植被，遭到了更加嚴重的破壞。也是從那個時候起，陝北高原的農耕，更是由川道平地，擴展向了山坡和土梁，終於引起了嚴重的水土流失。
而整個陝北黃土高原上更具有毀滅性意義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則發生在明清兩朝間。明朝初年時，為了防止元朝蒙古族殘餘勢力的南下，朱明王朝曾不遺餘力，大規模地向陝北黃土高原等邊防地區實行移民與屯邊。現代陝北黃土高原上的漢族人，溯本尋源，其絕大多數都會自稱為是明洪武年以來，由山西等地遷徙而來的移民者之後裔。這樣大規模的漢族人口的湧入，自然要引起相應規模的墾荒與農耕。再加上明王朝又驚天動地地在陝北一帶大規模修長城，和派遣軍隊搞屯墾，以加強時稱九邊重鎮之一延綏鎮（其鎮治便先後設立在綏德和榆林）的國防之力量，這樣，就使得陝北黃土高原上的土地，差不多被墾植殆盡。
而繼明而起的清朝統治者，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甚至還准許漢族人口，到長城以外去開墾一種和蒙古人合夥經營的所謂“夥場地”，從而使陝北黃土高原的生態，遭到了更加徹底的破壞，終於造成了明清以來，陝北黃土高原“十年九旱”，和災荒連綿的淒涼的景象。
當然，陝北黃土高原上生態環境的失衡，自然也和黃土積堆的性能相關聯。疏鬆的黃土植被一旦遭到了破壞，那水土流失的過程就很難得到有效的控制。
而當時光走到明清兩朝時，自先秦以來就一直髮生在陝北黃土高原上的民族爭戰和民族融合的悲喜劇，也逐漸地接近了尾聲。如此，則明清以來陝北黃土高原的生產和生活的方式，顯然已演變成了一種由農耕文化佔統治地位，又留有遊牧狩獵經濟殘餘的、獨具特色的所謂陝北黃土文化。同時，明清以來的陝北居民中，也再難有什麼自稱是少數民族的人口了。於是，則整個陝北黃土高原上的生產方式和表現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的生活之習俗，也基本上是一種以農耕文化為主要的特色，同時又含有非常豐富的歷史內涵和地域特點的非常獨特的文化生活的習俗。
當歷史的步伐進入到本世紀40年代前後，陝北黃土高原，這一充滿著荒涼和神奇色彩的古老的黃土地，竟然又以其貧窮而又博大的胸懷，哺育了造就了一代全新的精神風貌的中國革命，再一次破天荒地養育了中華民族成千上萬的英雄之兒女，以其獨具特色的黃土窯洞，小米稀飯，使中國革命得以徹底的勝利。使得陝北黃土高原，這一塊哺育過黃帝部落的黃土地，再一次走向了輝煌，再一次對中華民族的進程，產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因此，竟不由得使人們要發問：造化對於這奇蹟般的陝北黃土高原，緣何如此的青睞而又一往情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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