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7 三星堆遺址,會不會就是一直都未找到的夏朝都城?

Mr農村大姚


強調的一個由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玉文物共同顯現的特徵,就是對於玉璋這種標誌性器物的文化認同和鍾愛,大到極大,小到極小,卻數量甚眾,竟達數百上千,偏這種玉文物器形出土分佈範圍卻在於中華漢文明地域極廣,且幾乎覆蓋就是近代所謂漢地十八省,這個非常巧合的特徵性指示說明,這裡應是漢文明原生文化中的一支,雖然在於歷史記錄中有所人為的中斷,也是曾有一種中華考古學方面權威性的專家認知解讀,認為玉璋或叫玉圭這種器型文物就是代表夏文化,或為夏人所傳承獨有的標誌器,那麼如果僅以其數量的集中和器型的大小作為衡量,三星堆遺址確實具有作為全國性政治中心地帶可能性的很高權重。


大俠行走天下之超然


  這是一個已經156個回答的問題。作為一個研究三星堆多年的人,我知道這個問題並不那麼容易一下說清楚。這裡,我就試著回答一下:

題主問題:三星堆遺址會不會就是一直都未找到的夏朝都城?

我的答案:三星堆文化分四期,其第三期的青銅文明確實屬於夏朝都城。

具體分析過程:

第一,名不正則不順。在正式進入分析前,我們必須要先處理相關的概念。

  題主問題中的”夏朝“屬於歷史學概念,”三星堆遺址“屬於考古學概念。相對來說,三星堆遺址的歷史分期是比較清楚的。三星堆文化共分四期:第一期,大約在公元前2800年到前2000年;第二期,大約從公元前2000年到前1600年;第三期,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到前1200年;第四期為公元前1200年之後。其中,著名的三星堆青銅文明屬於三星堆文化的第三期,大家說三星堆文明的時候,也往往指的是這個階段。

  按照三星堆的分期,顯然我們不應該認為三星堆遺址與夏朝都城有關。然而,問題就出現在我們傳統觀念中的夏朝體系本身存有疑問。眾所周知,當大家說到夏史體系時,首先想到的都是《史記》。《史記》視禹為夏的開端,但先秦文獻《竹書紀年》卻視黃帝為夏的開端。這說明《史記》理解的夏與《竹書紀年》理解的夏是不同的。

  此外,《墨子》視虞、夏為一代,清華簡《楚居》說楚人祖先季連以盤庚孫女為婦,《山海經》被稱為禹益之書卻記載了成湯事蹟,這些記載都與《史記》的夏史體系存在衝突。同時,目前我們已知的一批重要考古文化,如三星堆、金沙、盤龍城、新幹、齊家文化等也無法在《史記》的歷史體系中得到合理解釋。同時,用《史記》體系我們也無法解釋中國大量西部民族的形成,無法解釋中國文化形成的脈絡,無法解釋早期中國與周邊文化的互動關係。基於這些問題,筆者在長期的研究中,提出了夏與商周並行、夏分三段的觀點。

  第二,夏與商周並行的觀點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夏分為三個時期:第一階段,包括齊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頭文化等,王都可能是石峁遺址;第二個階段,為三星堆青銅文化,第三個階段,是金沙文化。也就是說,按照這個體系,三星堆遺址確實屬於夏朝都城。

  第三,那麼,筆者的觀點可以被證實嗎?這裡我舉幾個例:

  (1)按照筆者的觀點,三星堆的毀滅就是《左傳》中提到的后羿代夏。三星堆有青銅神樹,出土時完全被砸碎,德裔美籍學者羅泰把這一事件與”后羿射日“神話聯繫了起來。事實上,從文獻整理來看,確實可以看出“后羿代夏”事件逐漸演化為“后羿射日”的文獻痕跡。

  (2)根據《左傳》記載,后羿代夏事件之後,又有少康中興事件發生。少康曾擔任有仍氏牧正,傳世文獻又有少康制酒的記載,這些記載正好可與三星堆毀滅事件發生後出現的竹瓦街窖藏青銅器銘文實現對讀。具體論述可以參閱筆者發在頭條的文章《從歷史語言學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稱之謎:太陽家族與開明傳說(中)》。

  (3)按照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治水事件因何發生,伊雒竭夏亡是怎麼回事,《禹貢》的真偽如何,以及《蜀王本紀》為何與中原傳說具有明顯的對應性,都是過去一直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按照筆者建立的夏與商周並行體系,則可以知道大禹所治之水其實是由大地震引發的,所治水域為岷江流域,大禹即蜀地文獻的杜宇。具體論述可以參閱筆者的文章:《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與大禹治水的傳說》。

  (4)《山海經》的形成,在隋唐以前一直認為與禹、益有關,而唐以後屢被質疑。而筆者運用“夏與商周並行體系”則肯定了《山海經》出自禹益是有歷史根據的,並較好地解釋了《山海經》的成書問題。具體可以參閱:《三星堆文明是被遺忘的異世界嗎?論大禹治水和《山海經》的形成》。

  圍繞著”夏與商周並行“的觀點,筆者已經在頭條號發佈大量文章。後續文章在筆者整理後,也將陸續發佈出來。這裡不再一一細舉。

  總之,當我們重建夏史體系之後,會發現先秦文獻與《史記》體系原來存在衝突的地方現在可以更好解釋,西部許多民族的形成也可以得到更好的認識,同時,早期中國與周邊文化的互動關係也可以得到更好理解。因此,根據這些研究,筆者的結論是:三星堆遺址確實中國人一直在尋找的其中一處夏都。

  以上觀點,歡迎大家的討論。如果朋友們對三星堆、先秦史以及《山海經》研究感興趣的,也可以關注我。我的口號是:研究三星堆,關注古史微。最後,請大家記得點贊哦。


古史微


三星堆遺址幾乎比夏朝還要早,當然也不排除就是傳說中的“夏朝”,只是三星堆偏離了中原文化圈,且沒有文字表明三星堆就是歷史中的夏朝。所以,史學界也不會承認,畢竟在古蜀國的遺址上面發掘出來的。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古蜀國在夏朝時期並沒有與中原交往,他們認為古蜀國比較封閉偏遠,屬於同一時期的另外一個文明。

不過三星堆遺址的挖掘,也狠狠的打了某些專家的臉。以前很多專家鼓吹中原文明優先於周邊其他地區的文明。意思是除了中原,其它地方都很落後。但是,三星堆遺址被挖掘出來以後,竟然發現了大量的青銅器、陶器、玉器、象牙等等,有的東西在中原都沒有被挖掘出來,而在三星堆裡面卻出現了。所以說,三星堆的挖掘,狠狠的打了某些專家的臉。

至於三星堆是不是夏朝,這個也不能妄下結論。中國最早的史書都集中在中原文明,且三星堆又沒有文字記載,很多史書裡面也沒有說夏朝在蜀國。所以,就導致了一個盲區,考古學家把考古的重點放在了河南和陝西,且不知疲倦的去尋找,也沒有考古出關於夏朝的物品,以此來證明夏朝就存在中原地區。假設,三星堆就是夏朝遺址,那麼很多歷史都會被改寫。尤其是《史記》裡面的記載,就會被推翻。所以,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史學家們還是相信書裡面的東西。

有興趣的朋友其實,可以去了解一下三星堆遺址,該遺址打破了很多世界紀錄。我認為三星堆文明發源於長江流域,甚至要優先於黃河文明。但是,歷朝歷代爭奪的焦點都集中在了中原地區,沒人關心中原以外的文明。所以,導致考古進入一個盲區。總之,三星堆是不是夏朝,這個問題還有待考證。最大的障礙在於,沒有文字記載,三星堆到底屬於那個國家。而像《史記》這樣的正史,又把夏朝定在了河南一帶,假如,在中原地區真的沒有夏朝,那麼古蜀國地區,也許就是傳說中的夏朝也有可能。我認為,三星堆甚至比夏朝還要早的一個文明。《竹書紀年》中說禹的母親脩己,生生大禹於石紐(四川北川縣),且大禹早年也在四川治理過洪水,歷史上的夏朝多次遷都,根本不固定,說不定華夏最早的文明,是從四川遷移到中原的也有可能。


謀士說


這個問題太簡單了,只需要回答有沒有可能,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也會回答有“有”。

首先我們得了解下大禹的籍貫吧。可是大禹的籍貫就說法不一了,主要有1,安徽蚌埠2,河南嵩山3,四川岷山等幾種說法。哪裡是大禹故里,都沒確鑿證據,懶得去爭了。就當都有可能吧。

都知道大禹最耳熟能詳的故事是“大禹治水”。我們或許能夠從這個故事中發現一些端倪。大禹治水過程中,有個典故“三過家門而不入”。從這個典故我們知道大禹的老婆是塗山氏的女子嬌嬌,傳說嬌嬌為了看大禹一眼,就一直在家附近的山上望大禹,最後還變成了石頭。

這個塗山氏是哪兒的呢?蚌埠?蚌埠那個叫塗氏,沒山。塗山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在重慶市南岸區,銅鑼山長江南麓有個鎮叫塗山鎮,背後有座山叫塗山,上山那塊像人的石頭就是女嬌望穿秋水期盼大禹而化的。

提起這個銅鑼山中間的銅鑼峽,當然也是大禹治水的傑作。據我論證發現:古代四川盆地一片湖澤之像,僅僅少數山頭露出湖面,銅鑼山就是露出的部分。在鑿開銅鑼山之前,盆地內最大能形成海拔高度近500米的,方圓約20萬平方公里的超大湖泊,大禹治水後,鑿開中梁山,銅鑼山,明月山三座大山和巫山後,滄湖變桑田,整個四川盆地成為適應耕作之地。塗山氏族的人們可以歡快得在新的土地上漁獵耕作,族人豐衣足食,一片欣欣向榮,他們的兒子啟自然可能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建立新的據點作為首都。或許這個首都就建在大禹自己族人所在的岷山山腳下的廣漢,逐步發展成為三星堆文明。



陳沁巧


這個可能性不小,因為三星堆遺址和已經所謂的夏朝遺蹟二里頭遺址有著太多的相似點了,簡直就像是一個政權下的時代產物。

通過考古發掘我們發現,古蜀國三星堆和金沙遺址所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陶器和青銅器)都跟目前公認的夏代晚期遺址二里頭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陶器最能體現一個地區人們日常生活的概況。而作為三星堆和二里頭都使用一種叫做陶盉(hé)的陶器。三條腿,手叉腰,頂上半開,插一個短小的管狀流;風格上也很相近,都很瘦高(當時其他地區還流行一種土肥圓的陶盉),細長腿、束腰,鋬像寬麵條一樣而且很長等等。




二里頭有一種典型青銅器叫做嵌綠松石青銅牌,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嵌綠松石青銅牌,二里頭發現了3件,三星堆遺址發現了3件,造型都極為類似。


在古蜀國金沙遺址出土了一件玉鉞,其頂部刻有精緻的獸面紋,而此紋樣居然和二里頭鑲嵌綠松石銅牌飾上的獸面紋極為類似。

此外,在二里頭牙璋是非常重要的禮器,而在三星堆同樣出土了不少牙璋,而且造型基本一致。



建立三星堆文明的古蜀國人本來就是從西北地區遷徙到今天的四川地區的。遷徙路線為先從西北地區南下,通過青藏高原東部的橫斷山脈進入成都平原,最終建立古蜀國。在夏代和西周時期,古蜀國都和中原政權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周人的伐商聯盟就是以西部的親緣部族為主,其中就有古蜀國。

在《尚書·禹貢》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夏人與古蜀國聯繫密切。

《禹貢》展現了夏王朝豐富的金屬礦冶知識,其中一個讓人驚訝的點是雖然整本《禹貢》都是以陶寺遺址所在的山西南部來敘述,但是作者居然對四川西北的岷山有詳細的瞭解,而且對四川所在的梁州居然是以岷山為中心的進行空間定義,這與後代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視角有顯著不同。



這反映的其實是夏人是以西北部的岷山地區保持與古蜀國的親密關係的。通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在堯舜禹時代山西、陝北這兩個夏人所在的核心區與川西和甘青的往來,其規模與緊密程度都要超過後來的商代和周代。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禹貢》是一部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的史料。

學者邵望平經過長期的研究後指出《禹貢》保留了大量上古時代的訊息,該書很可能是龍山時代,也就是堯舜禹時代的作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旻教授也認同這個觀點。

他曾指出《尚書·禹貢》篇是傳頌大禹最具影響力的傳世文獻。它清楚地定義了禹跡世界的範疇:“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一個需要步行歷時數月才能橫跨的地理空間。在這個想象的文明空間中,《禹貢》的核心使命——導山導水、劃分州域、描述地理、土壤分類、田地定級、列舉納貢的物品和路線等內容都凸顯出宗教權威與政治理想的緊密結合。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古蜀國三星堆文明和夏王朝不論在出土文物層面還是歷史文獻記載方面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白話歷史君


夏朝是否存在過?西方歷史學家是不承認的,即便是三星堆遺址,也沒能找出相關的證據表明夏朝存在過的痕跡。

所以對於三星堆遺址,我這幾年都十分關注,也看過不少參與過發掘的考古工作者的一些著作。

對於三星堆遺址,實在是存在這太多的不解,因為偏偏這是在巴蜀地區,這說明什麼?

一個很匪夷所思的問題,那就是當時的巴蜀地區,獲取文明程度比黃河流域高,間接的說明,華夏文明是一個融合形成的文明,至於源頭………(不敢亂說)。

正因為三星堆遺址帶來的意外太多,所以反而變相的導致了無論怎麼發掘,都難以去同夏朝掛鉤。

甚至可以說三星堆遺址或許代表了另外一種文明,也就是巴蜀地區的文明。

所以三星堆遺址,絕對不會是夏王朝的都城,因為一旦是都城的話,絕對有把握從這些文物中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沒有,而且出土的少數帶有文字意義的符號,其破解難度也是十分巨大,可以說毫無頭緒。

從現在考古的研究來看,華夏文明在夏朝到商朝這段期間裡,存在明顯的斷代,也就是突然一下子文明進步了不少。

這十分奇怪,但是也導致了許許多多的疑惑,主要是留給後世的疑惑。

所以看那個時期的歷史,我覺得就像看神話故事一般,我甚至在一些科學雜誌上讀到過一些假設,認為那個時期是外星人來過。

為什麼呢?因為神話也不是憑空產生的,只能說當時的人理解不了,所以抽象化的表達了出來。

就像嫦娥奔月的故事,像不像就是一艘蟾蜍一般的飛船發射?

如此種種都使得我即好奇又感到不容置信,但是確確實實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時期,容易出現這種記載性的缺失。

不像後世有專門的官員記載歷年大事件,而各個朝代都會編修前朝歷史。

其實還有二里頭遺址,也是帶給了我們無盡的疑惑,但是也沒有證明夏朝的存在。

不過二里頭遺址的存在,卻說明了在商朝之前,中華大地就存在過文明,而且出現了文字。

可能是當時文明剛剛起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不具備讓所有人、所有部落都歸附於這個文明之下。

也就造成了記載的缺失,加上意識上沒有重視這些,也就使得那段時期粗獷的管理,粗獷的生活,或許夏朝,應該也是粗獷的存在吧!


小司馬遷論史


打個比喻吧,爸爸媽媽都是中國人,有可能生一個藍眼球、金髮的白種人嗎?


而且,三星堆都鼎盛期已經被認定是商朝文化,真不知道是哪一部分人在懷疑?


夏朝之後是商周,然後春秋戰國延續下去,前後幾千年。但不管怎麼換朝換代,都有一點,歷朝歷代對於前一個朝代的政治制度、文化方面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延續,有的甚至是原封不動的承襲。我們經常說“漢承秦制”就是因為漢代的很多制度都是採用了秦朝的。


而我們所見的中原的商周文化是怎麼樣的?三星堆又是怎麼樣的?


在青銅器上,以鼎、爵等青銅器為禮器,以鼎作為權利的象徵,圖案也以“饕餮紋”為主。而三星堆呢?誇張的青銅面具、高大神聖的青銅神樹,青銅大立人像,身上還有好多眼睛的圖案,此外還有好多未解的青銅器。



並且,在中原文化中,金器的普遍使用較晚,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金器是金耳環首飾,而三星堆卻有黃金的面具,明顯帶有某種宗教或祭祀的味道。這也是很不一樣的。


陶器的器型上,中原的文化,從史前開始就鼎啊、釜啊、壺之類的,而三星堆比較流行的是尖底器、陶盉,還有一種鳥頭的勺把也是比較不常見的。



當然,相似的地方也是有的,如青銅牌飾。玉器的種類也比較相近,三星堆比較多的是玉璋,璋在古代文化中是祭祀山的,這也符合三星堆所處的環境。



顯而易見的,三星堆文化明顯的是與眾不同的。一方水土養育一方文化,這句話可大可小。如果三星堆是夏朝,後面孕育出來的文化,也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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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聊歷史


大膽假設,小心考證!

三星堆遺址是否為夏朝都城?這個問題,並不能直接一口否認,因為每一個微小的歷史細節,或許都能重鑄出不為人知的歷史史實!

三星堆與夏都,這背後又牽扯到一個問題!大禹是否為蜀人?如果答案為是,那麼三星堆與夏都,或許還真有關係!

據《史記》中記載:“禹興於西羌”,《蜀王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帝王世家》:“孟子曰,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出西羌,是也。”

《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於石紐”!《三國志秦宓傳》記秦宓雲:“禹生於石紐,今至汶山郡是也”。

而關於石紐的位置,據《華陽國志》載:“石紐,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於石紐之刳兒坪”。

可見,在眾多的史籍中,是支持大禹出自蜀北之西羌!如果此觀點為真,那麼大禹與三星堆未嘗就沒有聯繫!


關於三星堆,有學者就推測其乃氐羌族群創造,是古蜀王蠶叢氏的都城,而《蜀王本紀》中記載:“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是氐人的一支!

又有一個問題產生,大禹與蠶叢氏是何關係?

三星堆遺址距今五千到三千年,大禹距今約四千年,相傳大禹治水後,得到舜帝的賞識,並繼承了部落首領之位!

而考古證實,三星堆遺址的青銅鑄造工藝,與中原一帶是有相互交流,有相同之處的,大膽假設下,或許大禹當年就曾生活在四川,由於治水需要而出川!


大禹帶領族人來到黃河流域,在於中原地區的交流融合中,使得中原文化得到巨大的發展,最終又反過頭來反哺遠在千里之外的三星堆文明!

因此,才會出現二者間存在相似之處的情況!

至於三星堆是否為夏都,牽扯的東西甚廣,不否認,不牽強,只能說存在可能!


Mr農村大姚


探討三星堆與夏朝都城的關係,其實涉及到兩個學科,歷史學與考古學。夏朝都城屬於歷史學範疇,而三星堆遺址,則是考古學的內容,不同學科要對號入座,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首先,從歷史學上來看

歷史文獻記載的夏朝核心區域在伊洛河流域,夏朝的先人,從鯀到禹,其活動中心一直在嵩山周圍。夏朝立國之後,即便頻繁遷都,從陽城(河南登封)、陽翟(河南禹州)、安邑(山西運城)、斟潯(河南洛陽)、老丘(河南開封),夏朝都城也一直未出中原的核心區域。也就是說,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歷史學中記載的夏朝,就是以伊洛盆地為中心的中原王朝,這是探討夏朝的前提,如果推翻歷史文獻的記載,那麼這些探討也就失去了意義。

所以,三星堆所在的巴蜀,無論發現遺存多麼豐富的遺址,都不可能會是夏朝的都城。



其次,從考古學中來看

歷史學記載了一種可能性,是一種前提,而考古學則是驗證了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

三星堆文化是位於巴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300年--前600年,按照其文化面貌,大致可以分為四期:

  1. 三星堆的前700年時間,三星堆人並沒有創造出什麼像樣的文化;
  2. 一直到了距今3600年左右(相當於中原的夏、商之交),三星堆內部突然出現了具有中原文化特徵的陶器等器物,自此,三星堆文化開始形成;
  3. 又過了500年,約公元前1100年左右,三星堆人學會了製造青銅器,此時已經來到了商末周初;
  4. 到了三星堆晚期,三星堆的宮殿、神廟被毀,大量居民遷往他處,三星堆遺址從都城跌落到普通聚落,三星堆文化至此消亡。



可見,三星堆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的時候,已經到了相當於夏朝要滅亡的時候了。而夏朝是青銅文化王朝,三星堆又是在夏朝滅亡之後,才掌握青銅文化的。從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年表中來看(下圖),三星堆文化(注意,是三星堆文化,不是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形成時間較晚)相當於中原的二里崗文化(早商文化),這就基本上表明,三星堆文化是晚於夏文化的。

那麼三星堆文化與夏朝真沒關係嗎?答案是否定的,三星堆不可能是夏朝都城,但很可能是夏朝滅亡後夏文化的南遷,而且考古學中很支持這種觀點:

三星堆的前世今生:兩次“外族”遷入引鉅變

三星堆的一生雖然大起大落,但脈絡清晰。一般認為三星堆的前身是由成都平原的本土文化寶墩文化發展而來的,不過,近來的考古發掘卻發現,三星堆文化並非簡單的本土文化衍生而來,在大約3700年和3500年左右有兩股外來文化遷入,嚴重影響了三星堆文化的發展。

考古顯示:大約在3700年前,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因為某種原因走向衰落,而稍後四川本土的寶墩文化也在此時突然衰落,此時正值三星堆文化二、三期交替之時,考古觀察到外來文化的入侵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三星堆文化,這些文化主要有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這種突變,很難用文化傳播和影響來解釋,伴隨而來的可能是民族的遷徙和征服過程。

從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來看,三星堆文化面貌的表現主要是陶器、玉器和青銅器。簡單來說:

陶器:盉、觚又都是二里頭文化的重要禮器,二里頭文化中期,三星堆突然出現極具二里頭文化風貌的陶器,應是二里頭文化南傳的結果;

玉器:三星堆的玉器僅兩個器物坑就出土了百餘件,器類有璋、戈、琮、璧、瑗、環等,與二里頭文化玉禮器種類基本相同,另外這些器物風格與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也極具淵源。

青銅器:三星堆銅器種類非常複雜,其中三星堆的銅牌飾、銅鈴和銅尊等為典型的二里頭文化,因為在三星堆以外地區,銅牌飾只在二里頭文化的中心都邑二里頭遺址的高等級墓葬中出土過,文化屬性非常明確。此外三星堆大量人像、面具和神樹等則是代表的地方因素青銅文化。

根據考古學揭示的內容,大致可以推知三星堆文化的前世今生:

  • 在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滅亡,良渚人應該是順著長江逆流而上,進入了石家河文化圈。
  • 3700年前左右,東方的石家河文化衰落,而此後的三星堆文化,則明顯觀察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這說明三星堆被石家河文化“侵入”,這也解釋了三星堆文化中玉石文化中有明顯良渚和石家河的痕跡。
  • 而隨後,二里頭文化也進入成都平原共同形成了三星堆文化的面貌。



參考文獻:

《再論川東長江沿岸的史前文化》,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考古發現: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與夏人西遷》,《江漢考古》2005年第1期。


柱下史


將三星堆遺址和夏的都城相聯繫,很有想法,但是應該是不可能成立的。這類想法,目前僅見於網絡上一些人的帖子,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中,似乎沒有學者有持這種意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一般認為,三星堆遺址屬於古蜀國文化的一個階段。

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面貌十分豐富,時代跨度也十分之大,因此在研究中,我們通常將三星堆遺址先進行分期,所謂的分期,實際上就是將遺址中不同的遺蹟、地層單位鎖定在一個相對和絕對的年代框架之中,其方法是根據考古地層學、類型學以及碳十四的測年數據,將文化面貌相近、年代相當的東西放在一起,橫向上,可以看到同一時期一個遺址的文化面貌,縱向上,可以看到不同時間段內,不同文化的更替。

雖然學術界對三星堆遺址的分期還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對於遺址的主要階段的認識是一致的,一般來說,我們將三星堆遺址分為四期,第一期相當於新石器末期到二里頭早期,第二期相當於二里頭晚期到二里岡期,第三期相當於殷墟早期,第四期相當於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這樣的分期,對於不太瞭解考古學文化的讀者可能有些複雜,再稍微介紹下,我們在研究三星堆的時候,往往將這個遺址的分期與中原地區已有的文化框架進行比較,其中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都是中原地區的文化類型,其時代上前後相接,後兩者被認為分別代表了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前者一般認為是夏王朝中晚期的文化,當然了,對於夏朝的認識,也不是共識,這是後話,此處不再論證。

那麼這樣來看,三星堆遺址的年代,是橫跨了新石器末期和夏商周四個時期的。而三星堆遺址最為重要的時間段,應該是遺址的二期、三期文化遺存,大概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夏商文化階段。從時間上來看,是和夏王朝有重合的,但是,我們知道,夏王朝是中原地區的王朝,從文獻記載來看,夏的活動範圍在伊洛河流域,這很重要,如果讀者不相信文獻記載的話,那麼後面的話,也不用看了。

如果接受文獻中所言夏王朝的活動範圍在現在的中原地區,那麼,就可以十分肯定的說,位於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遺址,不會是夏王朝的都城了,儘管三星堆遺址的年代與夏王朝的年代有重疊。

另外,我見過很多人說,大禹是汶川人,所以將大禹的出生地與四川相聯繫,進而看到位於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有如此豐富的青銅遺存,便簡單的將三星堆與夏聯繫到一起了。所以,下面再簡單的說下大禹與四川的關係。

的確,古文獻中有關於大禹與四川的相關記載。

楊雄《蜀王本紀》中曾經寫到:“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

《三國志秦宓傳》中也有:“禹生石紐,今之汶川郡是也”。

《蜀本紀》也寫到:“禹本汶川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

《唐書地理志》:“茂州石泉縣有石紐山,禹以六月六日生此”。

雖然石紐的具體位置不可考,但是通過這些文獻,大概可以知道,石紐位於今成都到岷江和涪江上游之間的某處。單是通過這些文獻,的確可以推測大禹生於四川了。但是這些文獻是否可信呢?

如果我們再檢索別的文獻,就可以看到,關於大禹的事蹟和生卒十分之多,“禹跡”廣泛分佈與長江、黃河流域,比如說,除了石紐說,還有甘肅臨夏、碣石之東、昆石、石夷等,如果每一個都可信,那麼大禹實在是屬於遍地開花了。此處並非說是文獻不可靠,只不過是在研究夏文化和大禹事蹟的時候,對於文獻的利用是要有所甄別的,如何去甄別文獻的可靠程度,實際上是一門學問,要考慮文獻的真偽、訛誤、版本流傳等諸多因素,正是通過對文獻的甄別和利用,我們才會得出夏王朝應該在中原地區,而非西南地區的初步結論。

最後,文獻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一把鑰匙,但如果我們先有一個主觀的想法,再去利用符合我們想法的文獻材料來證明自己,這樣的研究,是不可取的。

參考文獻:

杜金鵬:《三星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關係及相關問題》

雷雨、冉宏林:《“三星堆與世界上古文明暨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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