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位的人不能容忍，動輒發怒，就會遺過於下面的人；如果在下位的人，不顧禮義，卻逞強發怒一定會冒犯上位的人；只要有一方不知制怒，而輕易發作的話，後果都是貽害更多的人。 這就需要“容過”。 唐太宗貞觀二年，河南有個叫李好德的人有精神病，常亂講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張蘊古去察訪此事。張蘊古察訪後上奏摺說李好德確實有病，而且有檢驗結果，不應當抓起來。治書權萬紀上書彈劾張蘊古，因為他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所以說是張蘊古討好順從他，考察之情也不會是實事求是。皇帝很生氣，下令把張蘊古殺了。後來此事為魏徵處理，皇帝暗地裡很後悔。 由於自己一時的怒氣，不詳細核實，不做認真細緻的調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是過於輕率了。這是不忍怒氣的後果，人一發怒，出於一時的激憤，做事就有可能過火，等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為時已晚。
就在同一年裡，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為瀛州刺史盧祖尚文武雙全、廉直公正，徵召他進朝廷，告訴他：“交趾久久沒有得到適當的人去管理，現在需你去鎮撫。”盧祖尚行禮感謝後出來，不久就感到後悔，他託病推辭。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宣讀詔書，盧祖尚堅決推辭，皇上非常生氣，說：“我派人都派不出去，還怎麼處理政務？”下令在朝廷上把他殺了，但很快又感到後悔。魏徵對他說：“齊文宣帝要任肯州長史姚愷為光州刺史，姚愷不肯去。文宣帝氣憤地責備他，他回答說：‘我先任大州的官職，只有功績並沒有犯罪，現在卻讓我擔任小州的官職，所以我不願意去。’文宣帝就饒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說：“盧祖尚雖然有失臣子的禮儀，我殺了他也太過分，由此看來，我還不如文宣帝呢。”馬上下令追復盧祖尚蔭庇子孫任官的權利。
唐太宗認識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過於急躁，連殺了兩位臣子，悔恨之意溢於言表。儘管他知錯能改，但畢竟有些事情是無法補救的。正是出於怒能造成嚴重的危害，所以古今中外許多人都下工夫去研究制怒的辦法。很多人發現制怒的惟一良方是忍。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應該抑制憤怒情緒的發作，以利自身健康，以利團結他人，以利相安和諧，以利事業發展。在極特殊的情況下，也完全可以以怒為計，震懾敵人，激怒敵人，以便戰勝敵人。 所謂“容過”，就是容許別人犯過失，也容許別人改正錯誤。 不要因為某人一有某種過失，便忽視他，或一棍子打死，或從此以某種眼光去看待對方，“一過定終身”。這也是一種“忍”的形式。 孰人無過呢？誰都可能犯過失。這樣說，可能大家理解起來比較容易。但“容過”講的則是這樣一種“過”，它給自己帶來了一定的損失，或在某種程度上與自己有關。例如，自己的下屬有了過錯，自己的合作者有了過錯，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有了什麼過錯，等等。
在這種情形下，能否有一種寬容的態度對待這種“過”，當然是衡量人的素質的一個方面。“容過”這種忍就是要壓制或克服自己內心對於當事人的歧視，儘管自己心裡並不快樂，感到懊喪，但卻應該設身處地地為當事人著想，想一下自己如果在這種場合下會如何做，在做錯了某事之後又有何種想法，當然，這裡需要“容”，需要“忍”的是對於當事人本人，而對於具體的事情本身則應該講明白，該批評的必須批評。 由此可見，“容過”這種“忍”的形式主要體現了人們的一種寬厚、平和人格。很明顯，能夠“容過”的人，往往能夠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係和良好的群眾基礎。同時，也能夠得到人們的讚賞和認可。 容人之過，不是一味退讓，不是無能懦弱，而是一種寬廣博大的胸懷，包容一切的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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