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1472—1529)，浙江餘姚人，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諡號文成。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集陸王心學大成者，既精通儒、釋、道，又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為“立言、立德、立功”真三不朽。縱觀其一生，主要有巡撫南贛、平亂宸濠、征伐思田等三大功業，而巡撫南贛的第一站就到閩粵交界的漳州南部山區(今平和縣的長樂鄉、秀峰鄉、蘆溪鎮，永定縣的湖山鄉，廣東省大埔縣的大東鎮、楓朗鎮一帶)，打響他建立功業的第一仗——漳南戰役。
明正德年間，漳州的詹師富與廣東的溫火燒集聚6000多名“山賊”，在閩粵交界的漳州南部山區一帶佔山為王，並和江西南安的謝志珊、藍天鳳，廣東的池仲容等，結成聯盟，與朝廷分庭抗爭，致使“三省騷然”。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時年45歲的王陽明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剿匪平亂;次年(1517)的正月十六日赴贛開府履任。一到贛州，王陽明就開展調查研究，瞭解“八府一州”的社情民意、匪患軍備等情況，下發《巡撫南贛欽奉敕諭通行各屬》，通令“八府一州”大小衙門，要求各道、府、縣務必在一個月之內，調查掌握各自轄區內的城堡關隘是否堅固，軍隊操練是否正常，掌握區分“山賊”類型等等，做到心中有底，掌握彼此軍情。經過調查分析、綜合研判，王陽明決定採取“先易後難，各個擊破”的戰術，將巡撫南贛的第一個戰場擺在“山賊”勢力相對薄弱的漳州南部山區。從正月十八日打響漳南戰役的第一槍，到四月十三日班師回贛州，王陽明歷時兩個多月的征剿，先後攻破了象湖山、可塘洞、箭灌、大傘等40多個山寨，擒獲斬首“山賊”2700多人，俘獲“山賊”家屬1500多人，燒燬賊巢房屋2000多間，繳獲眾多的牛馬輜重，肅清了盤踞在閩粵交界山區數十年之久的以詹師富、溫火燒為首的山民暴亂，還妥善安置了1235名“山賊”、2828名“山賊”家屬，讓他們安居樂業。
“漳南戰役”一仗，王陽明在軍事上，檢驗了其軍事理論在實戰中的運用效果，特別是“行十家牌法”、“挑選民兵”等措施成為其立功的不二法寶;在政治上，推進巡撫制度的改革;在社會管理上，嘗試探索了一條“添設縣治控制賊巢，建立學校移風易俗”的長治久安之策;在理學發展上，開始體悟了“破心中賊難”之所在，萌發了“致良知”的學說，逐步完成了心學體系的最終建構。也可以說，“漳南戰役”讓王陽明在建立功業上有了更多的理論自信、軍事自信、指揮自信，成為其從“五溺”走向“真三不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檢驗軍事理論
在充分調查分析南贛巡撫區域“八府一州”的社會狀況後，王陽明認為盤踞在這些地區的“山賊”之所以能夠生存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官府基層組織軟弱散亂，癱瘓無能，以致“山賊”各自佔地為王，當地民眾又為他們提供源源不斷的糧食、物質、情報，甚至個別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官賊沆瀣一氣，出現“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的現象。於是，王陽明採取“必以治內為先”的御外之策，於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發佈《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告示，行十家牌法，健全基層組織，織成管理網格，使民眾不敢也不能與“山賊”往來，孤立“山賊”，切斷情報溝通、物質供給等信息交往、後勤保障渠道。
十家牌法乃仿保甲之制，編十家為一甲，各家發一塊木牌，牌上開列各戶人員籍貫、姓名、年貌、行業等基本情況。十家每日輪流掌管，值日的那一家戶主在酉時(17︰00～19︰00)拿著那塊木牌到同屬一甲的其他9家巡視。根據各家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了某人，去何處幹何事，何日可回;某家今夜多了某人，是何人，從何處來，來幹何事等等詳細之事。巡視之後，連同自家情況，通告各家。如有形跡可疑之處，馬上報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隱匿不報，十家同罪連坐。十家牌法實際是秦朝商鞅“什伍連坐法”的翻版，是在非常之時，行嚴苛酷法之舉。在漳南戰役打響之時，王陽明就頒佈實施，民眾猶如困獸一般被束縛，導致民眾乃至地方官員產生抵制情緒，多有敷衍。為此，王陽明再次發佈《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要求府縣“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著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對未能落實到位的地方官員，將旌罰以示勸懲”。這樣一來，就徹底隔斷了詹師富、溫火燒等“山賊”與民眾之間的聯繫，失去後方支援，為其下一步將要實施的“對外宣揚‘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待秋收之後，三省會兵齊進’，實則所散人馬，亦不可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齊糗銜枚，連夜速發” 的《剿捕漳寇方略》奠定堅實基礎。此後，無論是在江西崇義圍攻橫水、大破桶岡，還是在廣東和平進剿浰頭、擊潰龍川，王陽明始終不忘施行十家牌法，而且屢次不爽，又相繼推出了《申諭十家牌增立保長》等配套制度，加以完善健全。
在實施十家牌法，使“山賊”失去耳目軍情的同時，王陽明還針對以往“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靡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的教訓，採取“兵備從弩手、打手、機快中，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者”和招募民兵相結合的辦法，不遺餘力選練民兵，每縣多則十幾人，少或八、九人，江西、福建兩兵備各招五、六百人，廣東、湖廣兩兵備，各招四、五百人，挑選能將督練，整肅軍紀，打造一支圍剿“山賊”的精銳之師。經過王陽明嚴格訓練的民兵，在攻打象湖山、箭灌時，作為先鋒部隊的精兵強將，以一當十，發揮了“尖刀”的作用，直搗賊巢。經歷了漳南戰役的實戰檢驗，王陽明也發現了民兵選練還存在紀律鬆懈、機動性差等缺點，為此，先後制定了《兵符節制》、《預整操練》等具體的改進措施，調整充實民兵的編制和指揮系統，不斷完善選練民兵機制。
改革巡撫制度
漳南戰役之後，王陽明在總結經驗教訓時，讓他觸動最大的一件事是：就在他到任不到十天的一次征剿中，發生了“都指揮覃桓、南靖縣丞紀鏞帶領福建官兵前去圍剿長富村等‘山賊’，廣東境內的大傘‘山賊’突出與其激戰，覃桓、紀鏞的戰馬陷入泥濘，連同7名軍人、8名兵快都被殺死”一事。而就這件事，福建、廣東雙方領兵官員在彙報時，各不相同，相互扯皮，俱不擔責。福建方面呈報“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傘賊眾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行策救”;而廣東方面呈報“約會福建官兵剋期進攻間，爪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職隨即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系賊首羅聖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上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更讓王陽明頭痛的是，這件事情發生之後，雙方在對下一步的圍剿策略上發生嚴重分歧，福建官兵執意奮擊而前，速戰速決;而廣東官兵則意在倚重狼達土兵，然後舉事。為此，王陽明不得不在上任不到20天，就匆忙離開贛州趕赴汀杭督戰。
通過這次事情，王陽明認為要徹底平剿盤踞在閩贛粵湘四省邊界山區的賊寇，必須解決“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僨軍敗事”的問題，進一步申明賞罰制度，讓朝廷給予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必須進一步改革巡撫機制，改變“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而南贛地連四省，事無統屬，事權不一，責任不專，巡撫只能處於無事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的尷尬境地，改命提督，授予兵權，才能一舉蕩平賊寇。
於是，王陽明在向朝廷上書《閩廣捷音疏》，呈報漳南戰役戰果，為參戰官兵記功的同一天(五月初八)，同時上書《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要求給予總制之權。在兵部尚書王瓊的鼎力支持下，朝廷於七月十六日(王陽明收到詔令是九月十一日)改命王陽明提督軍務，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並逗留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至此，王陽明通過總結漳南戰役的經驗與教訓，有效推動了巡撫制度的改革，以提督之權，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舉動如志;以旗牌之令，調遣“閩粵湘贛”之兵馬，威統如一，為南贛巡撫剿寇、平定宸濠叛亂提供了總制之權。
探索長治之策
漳南戰役一結束，王陽明並沒有沉醉於平定暴亂的喜悅之中，而是進一步分析盜賊之所以日熾形成、壯大的深層次原因，認為應從兩方面入手，採取“莫倚謀功為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之策，謀求長治久安。一是及時添設縣治，增加基層政權的密度，縮短縣治距離，控制賊巢，穩定社會秩序，避免“亂亂相承”形象;二是建立學校，移風易俗，加強民眾的禮制教化，從而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義冠裳之地。於是，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王陽明擬製《添設清平縣治疏》，上書朝廷“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奏請析割南靖清寧、新安等裡，漳浦縣二三等都，添設一縣，以求“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的“散盜安民”目的，否則，“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
王陽明提出的“析劃裡圖，添設新縣”思路，一語中的，擲地有聲，既契合朝廷利益，又順應民眾願望。於是，朝廷就批准在閩粵交界的漳州南部山區設立了一個“平和縣”，成為汀(州)潮(州)喉襟。實踐證明，平和置縣，鞏固了地方政權，強化了基層治理，使原本“遠離縣治，政教不及，民眾罔知法度”的窮鄉僻壤，變成“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的美好家園。與此同時，王陽明不忘對百姓的教化，特別是加強對那些被規勸安置的“山賊”及其家屬的教育管理。告諭新民要勤農業、守門戶、愛身命、保室家，孝順父母，撫養子孫，無有為善而不蒙福，無有為惡而不受殃;要務興禮義之習，永為良善之民。曾經的荒蠻之地，風俗為之一變，禮制深入人心。
之後，王陽明在平剿江西南安、廣東浰頭的賊寇之後，又複製平和置縣的模式，相繼設立了崇義縣、和平縣，成功探索了一條“添設縣治控制賊巢，建立學校移風易俗”的長治久安之策，有效解決了困擾朝廷的心腹大患。
完善心學體系
通過漳南平寇一役，王陽明開始思考，這些佔山為王，深居密林之中的“山賊”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犯上作亂、為非作歹的。經過一番近距離的接觸, 王陽明清楚看到，在這些 “山賊”中，許多人原本也有一個善良的本心，只有被“物慾遮蔽”、“私慾窒塞”所致，也有一部分是被威逼、脅迫的。因此，他轉變了對這些“山賊”的看法，認為不應該單純依靠武力征剿，而應該採取大興禮義之習，做足“正人心”的功夫，讓人人自致其良知，去惡從善，永為良善之人，就可實現天下“大同”的太平景象。正如王陽明在漳南戰役結束後，給他的門生薛侃的信中所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為此，他在接下去的橫水桶岡戰役、三浰戰役開戰之前，都發布大量的“告諭”，制訂“鄉約”，不遺餘力地提倡道德“存天理，去人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說，在戎馬倥傯之中，王陽明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對之前提出的心學更體認得真真切切，為學又有一變，“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的“聖門正法眼藏”，提出了“致良知”一說，進一步完善心學理論體系，登上“我心光明”的巔峰。從這一點上說，漳南戰役是王陽明“良知學說”的發端之時。也因此，平和是成就王陽明文治武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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