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继位后，天下太平国力鼎盛，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取得这样的成就，乾隆帝本人是颇为得意的，但随着帝王私欲的不断膨胀，到了乾隆晚年，官场腐败，社会矛盾丛生。而这一切根源都得归罪于乾隆帝本人，很多人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
对于惩治贪官，乾隆帝的手段不可谓不严厉，甚至比起雍正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人到晚年，优点突破分寸转化为缺点，缺点则变本加厉，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步入晚年以后，乾隆无心进取，奢侈的界限被一再突破。为了收罗人间珍宝，进贡则成了全国官员最热心的“政务”。
按说，皇帝富有四海何须如此大动干戈呢？事实上，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皇帝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清代尤其如此。乾隆的个人财富主要来自内务府，国家财政的蒸蒸日上并不能直接保证皇帝日常的消费水平的水涨船高。所以，官员进贡与否或是贡品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皇帝的生活质量。
乾隆初、中期，乾隆对自己较为约束，一度限制或禁止官员进贡。可到了晚年时欲望膨胀，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都可以迎合皇帝的胃口踊跃进贡。这些文玩古董，珠宝玉器不可能都是官员自己掏腰包，说到底都是从百姓身上盘剥而来。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很多贪腐大案的背后，都和进贡有着密切的联系。能数起名的大贪官就有李侍尧、国泰、伍拉纳，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彰宝、王亶望、陈辉祖等，而这些贪官充其量不过是冰山一角，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获得的财富不知凡几。
由进贡引发的腐败带来的更为严峻的后果，乾隆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两个不良的信息：
首先便是官场奢靡之风大起。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攀比的是谁家的花园精致，谁家的戏子高明，谁家的收藏更多。在江南一带的官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怜，谈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僚、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其次是官场上送礼成风。乾隆继位时，对官员送礼有很严厉的约束。他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名给上级送礼。然而，晚年乾隆连自己都公开索取重礼，将自己早年定下的规矩抛诸脑后。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只要是个官，都要在送礼上大做文章，以保证仕途通畅。
乾隆晚年，官场上形成了一个潜规则，即无钱不办事。王亶望任甘肃巡抚时，在当地就留下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其意是送一千两银子只能见王亶望一面；送两千两银子，有机会和王亶望吃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亶望一高兴会和送礼之人拉拉弓，射射箭。这句顺口溜虽出自甘肃，其实大清十八个省，又有哪一个督抚不是这样的呢？
如果是乾隆晚年进贡之风大盛是开启腐败大门的钥匙，那么和珅所提议的议罪银制度就是纵容贪官了。“议罪银”指的是地方大员犯了过失或罪后，可以出一笔银子赎罪。乾隆晚年，和珅主管户部和内务府，他深知仅仅靠进贡并不能满足皇上高品质的生活，因此发明了议罪银制度。
除此之外，乾隆还有一个更为可耻的办法，他居然让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并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此牟取暴利。堂堂天子竟与民争利，这种做法和乾隆好大喜功，讲究面子的一贯做法极不匹配。唯一的解释就是，乾隆晚年对财富的追求没有止境，或者是感到钱越来越不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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