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宋鴻兵
上期節目我們談到了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特別是他們對金融戰略地位的高度關注，使日本在金融國防上成功防禦了西方列強的強大攻勢，這是日本工業崛起的先決條件。今天我們接著聊聊大清帝國的金融戰敗是如何導致國運的衰落。
首先，清政府從來就沒有形成金融國防的概念。日本明治維新之初，出身於武士階層的金融元老們就清醒地認識到獨立自主的金融體系的重要性，不亞於帝國海軍。
號稱“帝國九元老”之首的伊藤博文，在明治維新的第一年就專門到美國去考察現代銀行制度，並確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力推模仿美國的國家銀行體系。另一個元老井上馨，也是武士出身，掌握財政部大權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廢兩改元”，日元的貨幣統一比中國早了近70年；第三位元老松方正義，還是武士出身，在1882年創建了日本中央銀行，即日本銀行，比清朝的中央銀行大清銀行早了26年。
日本帝國九元老中的三分之一，都高度關注金融問題，這些人都是武士出身，對金融國防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大清的洋務運動派。
其實，清朝的洋務運動起步於1861年曾國藩搞的安慶軍械所，這比明治維新早了七年。但是，洋務運動派的代表人物，無論是朝廷裡的恭親王奕訢，還是地方派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就沒有一個人像日本九元老那樣關注過金融問題。搞了近40年的洋務運動，槍炮、電報、輪船、機器、採礦、冶金、學校、報紙的項目一大堆，竟然沒有辦一家現代銀行。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直到1897年才建立，這比日本晚了近30年。
為什麼洋務運動派對金融問題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及日本的九元老呢？日本的金融元老都是武士出身，洋務運動派則大都是科甲進士，按理說武士的文化程度顯然比不上進士。
我覺得合理的解釋就是日本的武士元老看金融問題與中國文人的視角不同，武士更容易從國防的角度來認識金融的重要性。比如日本在明治維新的頭30年很少借外債，這就是由於日本的金融武士們看到了外債對大清帝國的經濟體系所形成的巨大侵略性。
當1882年日本財政大臣大隈重信提出想借5000萬日元的外債來挽救日元貶值時，立刻遭到日本朝野暴風驟雨般的謾罵，痛斥這種賣國行為。最後日本終於想出了建立橫濱正金銀行和日本央行聯手，與外國銀行爭奪匯票貼現業務的辦法，既奪回了貿易定價權，又恢復了日元信用。
△ 橫濱正金銀行 1920
清朝長期忽視金融國防，早在洋務運動之前就已經吃過大虧。比如，鴉片戰爭表面上看是一場貿易戰，實質上它更是一場貨幣戰。在鴉片貿易之前，中國與西方貿易長期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這三大拳頭產品橫掃歐洲，而歐洲的紡織品卻很難打進中國市場，結果歐洲人只能用白銀購買中國產品。
除了貿易失衡，白銀湧向中國還有一個金融套利的問題，中國白銀貴而黃金便宜，歐洲正好相反，17世紀廣州的金銀比價為1：7，而英國的比價為1：16，於是，歐洲商人將大量白銀運到東方，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結果導致英國出現銀荒，而黃金過剩。
當時英鎊是銀本位，一英鎊就是一磅重的純銀，最終英鎊不得不脫離銀本位，而切換為金本位。如此一來，以英國為代表的金本位就與中國為核心的銀本位形成了世界兩大貨幣陣營。
英國要確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就必須打垮白銀貨幣的中國。在18世紀英國人征服了印度之後，下一個主要目標就是中國。鴉片貿易成為英國打擊大清貨幣體系的大規模殺傷武器。
從1790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大規模走私鴉片40多萬箱，使中國出現嚴重的貿易逆差，鴉片貿易50年總共捲走中國2.3億兩白銀，結果中國出現了“銀貴錢賤”的貨幣危機。
本來清朝的銀銅雙貨幣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1000，到鴉片戰爭前夕，銀兩竟飛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稅負大為加重。
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造成清政府的財政能力急劇衰退。從鴉片貿易之前國庫存銀高達7000萬兩，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連一次戰爭都打不起了。正是鴉片貿易摧毀了大清的貨幣基石，隨之而來的是財政枯竭，人民生活困苦，經濟貿易凋敝，社會矛盾尖銳。太平天國引發的大規模內戰，正是清朝貨幣戰敗的後果。
為什麼說鴉片戰爭本質上是一場貨幣戰爭？因為英國在印度大規模種植鴉片，卻嚴禁在印度銷售，也不許在英國佔領的新加坡、香港和東南亞地區銷售，這就不是簡單做生意賺錢的問題了，鴉片貿易是針對中國量身定製的貨幣武器。
即便是吃了大虧之後，清朝的文人官員們仍然對金融國防表現出驚人的遲鈍和麻木，洋務運動都搞了快半個世紀了，中國也沒有建立起中央銀行，這導致了三個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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