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士魯迅先生說一部中國歷史寫滿了吃人二字，說的是封建禮教扼殺人性的黑暗。但總有人將此罪名安到儒家學說上去，認為儒家學說就是黑暗的反動的扼殺人性的哲學，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儒家學說發端於春秋，至戰國時期興盛之後走向衰微，直到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才重新開始興盛起來，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家學派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在宋明之後，產生了新的儒學形態。因此儒家有原始儒學和新儒學的說法。在秦漢之前的儒家學派被稱之為原始儒家，而此後特別是宋明儒學，被稱之為新儒學，又叫理學。原始儒學與宋明理學是不一樣的，被魯迅先生稱之為吃人的禮教的儒學，多是指宋明儒學，又叫宋明理學。
談中國儒學永遠擺脫不了人性，拋開人性談儒家學說，無異於在沙灘上建設城堡，追逐天上的彩雲。原始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第一個發現了人的價值，第一個闡述了人性，他重視人性，能夠正視人的慾望。即使是儒家的第二號人物孟子，也只是強調要寡慾，減少一點對財富權勢和美色的慾望，“養吾浩然之氣”，但從來沒有說要斷絕慾望，但宋明理學卻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標準，將天理與人慾完全割裂開來。
宋明理學有幾個代表人物，首先是程頤程顥兩兄弟，其次是朱熹，號稱是理學的集大成者，第三是明朝的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宋明理學之所以說是理學，是因為二程兄弟提出的一個觀點。二程認為人性有兩個方面，一是天理之性，接受的是天理的影響，它是純善的、不摻雜一點雜質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氣稟之性。氣有清濁之分，則性有善惡之別，這種兩分法就造成了天理與人慾的割裂，二者之間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的狀態。
朱熹的觀點與之類似，認為人性也有兩個方面，一種是仁義禮智的天命之性，另一種是飲食男女的氣質之性，天命之性是純善的，氣質之性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 ，是惡的。這兩者是不共戴天不可共存的關係，這是一種不是天理，就是人慾的簡單的非黑即白的直線思維。
存天理滅人慾的價值觀，運用到生活當中就很可笑。比如說人如何坐著的問題。坐得挺直，像個死屍一樣就是天理，你要是像“葛優癱”那樣就是人慾，就在應該斷絕之列。
既然是要存天理滅人慾，就是要做生活的減法，儘量減少並消滅慾望。南宋心學家陸象山認為慾望多了就是心有病，心有病就得治，怎麼治呢？就得像扒樹皮一樣，一層層扒下自己的慾望，直到鮮血淋漓見骨見肉，如此才能內心澄明。
明朝的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則認為，心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要去人慾，他常常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號召人們對心中的慾望大下殺手，直到心靈沉靜如水。
但事實上沒有人能夠真正斷絕慾望，特別是來自身體深處的生殖衝動。宋明理學的出現明顯扭曲了人性，使之淪為吃人的禮教。據說有人問程頤，寡婦能否再嫁？程頤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寧肯餓死也要保持貞潔，這種精神枷鎖造就了多少貞潔牌坊，造就了多少曠男怨女的人間悲劇，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空談斷絕人的慾望，只能造就一批假道學和假君子。有人說宋明理學中的所謂的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蠻禽獸嘴臉，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此言不虛。
在那個存天理滅人慾的時代，道學家就只剩下裝一個途徑。據說程頤和程顥兩兄弟赴宴，程頤看見酒桌上有兩個妓女，立即拂袖而去，而程顥則心安理得的喝花酒，第二天程頤質問程顥，程顥說我胸中無妓，而老兄你心中還裝著那個妓女！你瞧這完全就是裝，完全就是機智的高雅的虛偽和謊言！
據說還有一個理學名臣，路上遇見一個頭上帶著杏花的妓女，該理學家說“髻上杏花真有幸”，看這意思自己嫉妒杏花，可以插在妓女的頭上，他也想做那一朵杏花一親芳澤。那妓女則說“枝頭梅子豈無媒”，意思是說郎有情奴有意那就來吧。理學家將女子叫來，自己在房中焦急等待的時候，忽然想起存天理滅人慾之說，頓感羞愧，大叫“趙某不得無禮”。他為了消除難以消除的慾望，甚至將父母的肖像掛在自己房間的帳子裡，如此不堪豈不令人發笑。
固然宋明理學中有一些先進的優秀的因素值得學習傳承，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卻實在是人性的枷鎖。
試想，人類沒有慾望，世界將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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