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類便飽受瘟疫之害，而最慘烈的莫過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和導致瑪雅文明突然消失的“天花”；當然，華夏也是深受其害，但是相對於醫療水平落後的歐洲和美洲，華夏古代的醫學水平那可是相當高的，對如何預防及治療瘟疫，有一套相對成熟得多的方法；在清朝時期，還出現了以防治瘟疫見長的四位名醫，號稱“溫病四大家”，現在來看看這四人分別是誰吧。
一位：葉天士
葉天士本名葉桂，字天士，號香巖，別號南陽先生，是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間的明醫；他出生於中醫世家，父親葉陽生乃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儒醫，受父親的薰陶，葉桂在很小的時候便已經有了很深的造詣；在父親去世後，為了維持生計，葉桂不得不四處行醫，但這也為葉桂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行醫經驗。
而且葉桂勤奮好學，只要比自己高明的醫生，他都願意行弟子禮拜之為師；一聽到某位醫生有專長，就欣然而往，必待學成後始歸。從十二歲到十八歲，他先後拜過師的名醫就有十七人，無怪後人稱其“師門深廣”。葉桂本來就“神悟絕人”、聰明絕世，加之這樣求知如渴、廣採眾長，且能融會貫通，因此自然在術上突飛猛進，不到三十歲就醫名遠播。
雖然葉桂所學甚多，但是其最擅長的還是治療時疫和痧痘等症；清代乾隆以後，江南出現了一批以研究溫病著稱的學者，他們以葉天士為首，總結前人的經驗，突破舊槓槓，開創了治療溫病的新途徑。葉桂著的《溫熱論》，為我國溫病學說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和辨證的基礎。
《溫熱論》開宗明義一句話“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指明溫邪的傳入是從口鼻而來，首先出現肺經症狀，如不及時外解，則可順傳陽明或逆傳包，與傷寒之邪按六經傳變完全不同。而且還提出“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的從淺至深的認識原則，擬定了“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入血就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的治療大法。
二位：薛雪
薛雪字生白，號一瓢，又號槐雲道人、磨劍道人、牧牛老朽；雖然薛雪比葉桂年輕十餘歲，但成名及早，在當時是與葉桂齊名的醫學大家；他早年遊於名儒葉燮之門，詩文俱佳，又工書畫，善拳技。後因母患溼熱之病，乃肆力於醫學，技藝日精，尤長於溫熱病。
所謂“文無第二，武無一”，其實這道理通用於各行各業，葉桂和薛雪是同時期的名醫，而且都極為擅長治療瘟疫，所以這二人難免就有了摩擦，不過兩人的交鋒更像是“君子之爭”，後來因薛雪治好了葉桂母親的病，兩人成了至交好友，經常一同探討醫理。
薛雪一生《溼熱條辨》一書，溼熱病是外感熱病中的—大類型，是由於既感受溼邪，又感受暑熱之邪，則成溼溫。也有由於溼邪久留伏而化熱，成為溼熱之邪交織，而為溼溫者。薛雪對溼熱病的研究，突出了溼邪與熱邪相合為病的特點，抓住了溼熱二邪輕重不同的要害，並結合臟腑、三焦、表裡等辨證方法，使之融為一體，解決了溼熱病的證型辨析，有利於臨床應用。
在治療上，雖然有溫化、清瀉、清熱祛溼諸大法，同時又有補陽、益氣、養陰、生津諸法的配伍，然其用藥時時注意到清熱不礙溼，祛溼不助熱，扶正不礙祛邪，祛邪當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療不拘泥於固定成方，體現了溼熱病治療的特點，成為後世治療溼熱病的規矩，影響極其深遠。
三位：吳瑭
吳瑭字鞠通，所以又叫吳鞠通，是清朝乾隆至道光時期的名醫；原本，出生書香門第的吳瑭，不出意外應該是踏上科舉官場一途，但在吳瑭十九歲時發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親因病去世，這給了吳瑭很大的觸動，於是產生了學醫的強烈願望；而讓吳瑭踏上醫途的是他侄子的去世。
吳瑭天資卓絕，僅僅用了數年的時間，便探索出了一些規律和醫治方法，並在之後的歲月裡積累了豐富的行醫經驗，成為世人敬仰的名醫；之後在北京檢核《四庫全書》時，得見其中收載吳又可的《溫疫論》，深感其論述宏闊有力，發前人之所未發，極有創見，又合於實情，便仔細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啟發。
而且他對葉天士更是推崇，但認為葉氏的理論“多南方證，立論甚簡，但有醫案散見於雜證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於是他在繼承了葉天士理論的基礎上參古博今，結合臨證經驗，撰寫了《溫病條辨》5卷，對溫熱病學說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認為溫病有9種，吳又可所說的溫疫是其中最具傳染性的一種，除此之外，另外還有其他八種溫病，可以從季節及疾病表現上加以區分，這是對於溫病很完整的一種分類方法。
書中創立了“三焦辨證”的學說，這是繼葉天士發展了張仲景的六經辨證，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方法之後，在中醫理論和辨證方法上的又一創舉。葉氏的《溫熱論》中沒有收載足夠的方劑，而吳鞠通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在《溫病條辨》當中，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優秀的實用方劑，象銀翹散、桑菊飲、藿香正氣散、清營湯、清宮湯、犀角地黃湯等等，都是後世醫家極為常用的方劑。現在臨床上使用的方子，《溫病條辨》方佔十之八九。
四位：王士雄
王士雄字孟英，號夢隱，又號潛齋，別號半痴山人，是清朝嘉慶至同治時期的名醫；沒有任何意外，這王士雄也是出自中醫世家，他的曾祖、祖父和父親都是名醫；但是在王士雄14歲時，父重病不起，臨終前曾囑咐他：“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於世，汝識斯言，吾無憾矣”。
父親死後，他遵家訓鑽研醫學，但終因家境貧困，廚無宿舂，無法度日。為了生計，於是去婺州孝順街佐理鹽務。他白天工作，謀食養家，晚上“披覽醫書，焚膏繼晷，樂此不疲”。雖身處逆境，但決不因此而影響學業，反而激起了發憤圖強的精神，學醫之志愈堅。
王士雄生活在西學東漸的時代，他對當時傳入之西方醫學持開明態度，不抱門戶之見，有分析地吸取，並據理批評了中醫界有些人尊經崇古、拒絕接受西說的守舊思想，反映了他善於吸取新知的治學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士雄十分重視臨床，注意從實踐中求得真知。他平時診務繁忙，廣泛接觸病人，從而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
作為“溫病四大家”，王士雄在瘟疫一道上的成就當然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一生勤於著述，給後人留下了大量富有學術價值的醫學文獻，其中《隨息居重訂霍亂論》、《溫熱經緯》 、《隨息居飲食譜》 、《歸硯錄》、《潛齋醫話》和《王氏醫案》是他的主要著作。
其實中國古代對於瘟疫的研究從未暫停過，在最初的《黃帝內經》中就有關於防治瘟疫的記載，到之後又有張仲景等名醫不斷髮展，直至清朝時期，對於瘟疫的防治已近大成，擁有了比較完善的預防和治療體系，而且中醫與西醫不同的是，中醫想的是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閱讀更多 黑白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