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优秀的作品都在传达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在告诉读者，叙述不具有方向；但是斐然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抛弃了松散的随心所欲，而通过文本的指向达到了泛化中想象力的顶点。如同脱离作曲家之手的音符，每一次的重演都是生命力被重新赋予，激流和袤野交叉重现，就好像上一次的巴赫随影子抽离出原本的巴赫，悄然行走在每一寸线谱上。
这让我得到了写作上的信心。我想，前面十八年的“学业规程培训”生涯已经让我远离文字的真实，而阅读的过程又让自己重新获得了孩童般单纯的兴奋，拽着巨擘的衣领，阅读他们的作品。
有一点遗憾的地方是，80年代中国先锋派作品，现在几乎无人问津了。除了余华和苏童，孙甘露这位作家也让读者爱不释手。王朔曾说他是“执上帝之手在写，像是自发的反应和冲撞”。《我是少年酒坛子》、《请女人猜谜》、《忆秦娥》这些短篇，用意识流方式的直觉式写法，影射了一个自我建构的世界，诡秘，但是出奇地迷人。叙述没有方向，读者需要做的是，用敏锐和勇气呈现和重构，来抵达生活中的不可言喻，而那些细节都有可能是生活的本质。同样，那篇《此地是他乡》虽然写得比较现实化，饱具中年婚姻危机的氛围，其篇头就引用象征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话“你们既不是离港上岸的人，也不是在港上等待的人”（大致是这句）。
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是不需要叙述框架的，他们都是天才。前者太渊博多识，后者则有着狡黠而严缜的想象力和推导力。博尔赫斯所引荐的科塔萨尔曾经让我着迷很久，这两位都是阿根廷人，他们都让我曾对南美洲心生向往很久。正有评论家所言，“任何人试图去解释科塔萨尔的作品都会失败，因为在评释中它们的意义悄然会溜走。”
科塔萨尔可以让一个文本同时具有两种对立的真实，当他自己抽丝剥茧之后，又常有剧情的反转，让你发现原来对立的前一面是不真实的。或者他干脆让两种对立面同时存在。他的顽皮写意，与卡夫卡的深析阴冷，对比很强烈。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军官详细阐述了酷刑机器的构造和用法，他和机器之间相互依存，好似一个极权者构造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系统，让人觉察到一战之后欧洲社会制度的阴云。
即便叙述没有方向，他们也用智慧和勇气抵达事物的背面。而背面，抵达了更丰富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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