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請容我引用恩格斯先生在其著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的一段見解。

人的願望是由激情或思慮來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激情或思慮的槓桿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動機，如功名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憎惡，或者甚至是各種純粹個人的怪癖。——（弗里德里希·馮·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同理，人在產生錯誤或者不合時宜的想法的時候，直接決定著人的肢體行為的神秘力量或者說是意念是來自多維度、多方面甚至是不可控的，因此，站在這一特殊的角度上講當一個人想要犯錯與他是否清楚犯錯後所產生的惡劣後果是毫不相干的。基於歷史學的角度而言，愛爾蘭著名諷刺大師蕭伯納先生平生所說過的這麼一句話就是最好的佐證：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那麼，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以發生在清朝初年攝政王多爾袞和輔政大臣鰲拜身上的一段往事來對蕭伯納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二者（關於以上所述）的獨特見解來做一番深層次的探討。

本文的研究內容：

公元1650（順治七）年農曆十二月初七日，清朝首位攝政王多爾袞薨於喀喇城，年三十九。

多爾袞的猝死，為年僅14歲的順治帝迎來了提前親政的契機，與此同時也悄無聲息地結束了清廷內部皇權旁落的政治局面。

翌年農曆二月二十二日，清廷決定追議多爾袞罪狀，剝奪其生前所被授予的所有封號並以此昭示全國，至此，清廷內部的政治局面正式翻過了一個篇章。在此之前，與多爾袞處於同一“陣營”的蘇克沙哈在多爾袞猝死後不久立馬轉移了“戰線”，將矛盾反過來直指多爾袞並告發其平生所犯下的罪狀，最終朝廷列訴多爾袞本人的罪狀高達14條之多。蘇克沙哈這一恰符順治帝胃口的做法成功得到了採納，給順治帝的內心發洩怒火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媒介。只可惜曾經的開國元勳，旦夕間便被刻上了罪魁的烙印，轉眼成為了政治鬥爭的失敗者。

多爾袞和他的競爭對手豪格

對於熟悉清史的讀者朋友們應該都清楚，多爾袞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權力有關，在其權力達到頂峰狀態的時候未做好與順治帝權力交接的任何準備，繼續獨斷專行，以至於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結局。因此，從表面上看，多爾袞的死是屬於偶然事故，但實際上這與其常年把持朝政致使皇權旁落必然存在著某種特殊的聯繫，這一點從清朝官方史料中對於多爾袞死亡過程的簡略記載也可間接得到印證。

毫無疑問，多爾袞的死在一定程度上給當時活躍於清廷內部的野心家敲響了警鐘，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十餘年後一位名叫鰲拜的野心家並未從中吸取到任何教訓，依然重走了多爾袞的老路。

眾所周知，順治皇帝駕崩之前留下了一封遺詔，其中就很明確地表明任命內大臣索尼、蘇克沙哈、遏必隆和鰲拜四人為輔政大臣，負責輔佐年幼的康熙皇帝。以下便是史料《清實錄》中所記載的順治遺詔（部分）：

太祖、太宗創垂基業，所關至重，元良儲嗣，不可久虛，朕子玄燁，佟氏妃所生也，年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勉天忠盡，保翊中立，佐理政務，佈告中外，鹹使聞知。

某位史學家曾這麼說：如果說鰲拜專政與多爾袞專政存在著某種共同點，那麼“權力”便是二者之中赤裸裸的崔魁禍首。對於這一結論，筆者本人並不否定，但如果說要進行細節分析的話，在筆者看來多爾袞專政與鰲拜專政二者之間又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其中，多爾袞專政客觀上講存在著歷史賦予其使命的因素，而鰲拜專政則實屬某些人為因素綜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必然結果。舉個例子，就順治遺詔中所定下的“四大臣輔政體制”來說，其本身就存在著諸多你“致命”的bug。

鰲拜畫像

首先，在瞭解這套存在致命bug的四大臣輔政體制之前，筆者先簡單的分析一下這四位大臣的基本資料：

位於四大輔政大臣之首的索尼，赫舍里氏，出自於滿洲正黃旗。赫舍里氏乃滿洲八旗姓氏中一個具有特殊影響力的姓氏，其最初的來源則可初步追溯到努爾哈赤統一三大女真部落之前，在當時該姓氏的主體便是一個名不經傳的小部落——赫舍裡部，其主要活躍於海西女真當中。在努爾哈赤統一了海西女真之後，赫舍裡部自然也就臣服於努爾哈赤麾下。天命時期，索尼官賜一等侍衛；天聰時期，索尼忠心不一地追隨於皇太極，併為後金穩定蒙古勢力、明朝邊境等多方周圍勢力立下了顯赫戰功，為此被進封為三等甲喇章京。皇太極駕崩之際，索尼堅定不移的擁立皇太極之子繼位，此舉極大地阻礙了多爾袞對皇位繼承權的覬覦之心，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清廷內部之間的政治局勢，但與此同時也因此與多爾袞之間產生隔閡，並遭到報復。

索尼畫像

遏必隆，鈕鈷祿氏，滿洲鑲黃旗人。與索尼的官場經歷有著類似的一面，遏必隆在皇太極時期也曾是立下過赫赫戰功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明清之間的松錦大戰，大戰期間遏必隆奮勇當先，數次擊敗明軍；清軍入關之後，遏必隆在鎮壓抗清勢力的過程中再立戰功，朝廷將其進封為二等甲喇章京。皇太極死後，遏必隆也堅定地站在擁立皇太極之子一派，因此也與多爾袞之間有間隙，曾遭多爾袞革除世職。

蘇克沙哈，納喇氏，滿洲正白旗人。作為皇太極時期的功勳人物，蘇克沙哈曾在一段時間內與多爾袞同屬一個陣營，然多爾袞薨後，蘇克沙哈卻倒戈相向，與王府護衛詹岱等人首告多爾袞一黨所犯下的罪狀，由此引發了清廷內部對多爾袞的清算。蘇克沙哈的此番舉措迎來了順治皇帝的青睞，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其今後的政治道路，但也恰恰是他的此番“倒戈”事件，再加上其非兩黃旗的身份，以至於被其餘三位輔政大臣所不齒，最終被迫處於孤立的狀態。

鰲拜，瓜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天聰時期，以護軍校從徵，屢立戰功，進封三等昂邦章京。清軍入關後，隨英親王阿濟格大軍追擊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勢力，在平定農民軍方面再立戰功，擢升二等公。然與多爾袞之間也時有矛盾。

蘇克沙哈畫像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在這四人當中除蘇克沙哈外，其餘三位輔政大臣皆與多爾袞之間存在著或多或少的間隙，且都是兩黃旗人。除此以外，以上四位輔政大臣均不屬於宗室人員，因此，就人員的選定來說，這一輔政體制可謂是清朝歷史上的首創制度，與原有的“凡國家政務，惟宗親協理”的祖宗成規相向而馳。

康熙

毫無疑問，得益於多爾袞專政的前例和教訓，清朝歷史上這一首創的外戚輔政體制才能夠在尚未穩定的局勢當中順利實行。客觀上講，這一新創的制度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歷史(皇室人員專政）重演，但由於四大臣的人選實乃倉促之間確定的，彼此之間表面上看似同心同德，但實際上遇到重大決策時既不同心，也不協力。且四大臣的職責和權限既無具體的章法可遵，也無慣例可循，如此一來也就相當於給野心家們變相地賜予了一絲可乘之機。

當然，以上所述僅是一個籠統的詮釋，接下來我們再來對四大臣人員的“陣營”進行一一分析。

正如文章前面所說，鰲拜與遏必隆二人均出自於滿洲鑲黃旗，而遏必隆此人才智平庸，遇事缺乏主見，所以基本上是唯鰲拜是從，因此，這二人是站在同一陣營的。位居輔政首席的索尼乃四朝老臣，又總攬啟奏和批紅大權。此人深謀遠慮，毋庸置疑當然堪當大任，但年事已高，實在力不從心。蘇克沙哈與此三人的兩黃旗身份不同，出自於原多爾袞的正白旗，而他的“倒戈”事件又造成了另外三大輔政大臣的孤立，因此，當鰲拜極力排擠他的時候，索尼基本上是處於不聞不問的狀態，因為站在索尼個人角度上講的話，除去蘇克沙哈對他而言未必是一件壞事。公元1667（順治七）年。蘇克沙哈被鰲拜順利剪除，蘇克沙哈的死從某種意義上講即意味著鰲拜成功踏上了專政的道路。

總結一下這一創新性輔政體制中的bug：第一，也是最為致命的一個bug，即順治遺詔中對蘇克沙哈的任命，拋開一切政治才能不說，單憑其對舊主多爾袞的“倒戈”事件足以讓朝中大臣們“刮目相看”。第二，對於鰲拜而言，想要成功專政就必須擁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即滿洲八旗中的上三旗，掌握了這三旗兵力，也就意味著在宮廷宿衛中佔據著絕對優勢，而上三旗中除了鰲拜本身所在的鑲黃旗外還有正黃旗和正白旗。暫且拋開四大臣元首索尼所在的正黃旗不談，蘇克沙哈所在的正白旗也就必然是鰲拜所攻擊的對象，因此蘇克沙哈的死實際上自這一輔政體制正式實行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被註定了，故蘇克沙哈所屬的旗份也即是第二大bug。

因此，說這一創新性的輔政體制是一套存在致命bug的體制事實上一點也不為過。

順治遺詔

結語：

不難發現，實際上蘇克沙哈在整個過程中充當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將其換做他人的話可能就算是正白旗出身，在很大程度上也給了鰲拜扳倒對手增加了一定的難度，因為四大臣之首索尼的存在，鰲拜也就難以輕而易舉地剪除蘇克沙哈。因此，站在這一角度看的話蘇克沙哈的“倒戈”事件也就成為了鰲拜專政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毒瘤”，顯而易見，這一“毒瘤”因為種種因素的悄然結合最終導致了整套輔政體制的“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