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 在汉武帝时期，受了数十年屈辱的汉民族，对匈奴发起了反击。汉武帝认为：西域就像匈奴的臂膀，只要拿下了西域三十六国，也就“断了匈奴右臂”。中原王朝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遥远而又辽阔的西域。张骞出使西域，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和中原王朝的维系不断加深。
但王莽乱政，西汉王朝的覆灭，使得汉王朝再次失去了西域。直到班超投笔从戎，那一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次掀起了大汉收复西域的浪潮。班超和手下的36位勇士，纵横西域31年，战必胜、攻必克，为汉朝圈地200万平方公里。区区36人可以做什么？班超用一生，做出了答复：“平定西域，足矣”！而他的绝学就是——以夷制夷：基本不用，或者少量使用汉地兵马，通过拉拢——分化——打击的手段，蚕食并同化西域各国。以微乎其微的代价，在西域树立大汉权威；以极少量之兵马，收复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西域。
班超在分析过西域的局势后，向汉章帝进献了“以夷制夷”之策，并灵巧地运用了“以夷制夷”，取得了“三十六人抚西域”的战果。而这一手段，也在汉王朝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汉王朝的远征中，越来越多的“义从”出现了，汉王朝以“以夷制夷”为国策，招募了大量的胡人、羌人士卒，对不服从命令的敌国，进行征讨。而在征讨的过程中，汉军的数量有时甚至会远远少于“义从”，这为汉地百姓休养生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的国门。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遭受不断打击后，一些有志之士逐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面对西方国家入侵，清王朝无力抵挡，也不甘覆灭，于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
两次鸦片战争，彻底撕碎了“天朝上国”的遮羞布，但凡是个明白人，都认清了坚船利炮的威力。可是这种“奇技淫巧”，毕竟西方才有，于是“中体西用”成了最佳的选则，“以夷制夷”也成了晚清的外交策略。从根本上说，“洋务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但一边“以夷制夷”，一边“割地求和”，就是晚清名臣们吞下的苦果。李鸿章说：我们可以依靠英国，化解法国的进攻，但“清法战争”爆发了；李鸿章又说：欧洲人可以帮我们，日本人不足为惧，但甲午战争我们又败了。“清法战争”打胜了，我们签了《中法天津条约》；甲午战争打败了，我们又签了《马关条约》；合起来说，无论胜败，我们都在割地赔款，这就是晚清的“以夷制夷”。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寄希望于列强调停。“以夷制夷”一直在贯彻，可“割地求和”也来没有停止过，这是谁的错？从梦碎鸦片战争起，“天朝上国”正视了“夷”，但也从来没有真正瞧得起过“夷”。而这狂妄的代价，揣着架子的损失，是晚清沦丧的17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万幸的是，晚清有一左宗棠，晚年抬棺收新疆，这才保住了“天朝上国”最后的颜面。
在汉朝，“以夷制夷”是一个褒义词；到了宋代，就成了贬义词；等到晚清，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这是为什么呢？从根源上讲，这是综合国力衰退的征兆：北宋联合金人，灭了辽国，然后金人来了个靖康之耻；晚清一边“以夷制夷”，一边割地赔款，两不耽误。说到底“以夷制夷”不是灵丹妙药，它只是一个策略而已，决定胜负的是综合国力，如果所有的“夷”都比你强，人家又何必让你“制”？
班超带领36人，便敢远赴西域，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个强汉；金人灭了辽国，顺便又来了个“靖康之耻”，是他们看透了燕云战场上的宋军战力；列强争着见李鸿章，是“巴结”他和本国签条约，这不是香饽饽，而是冤大头。因此，成与败的关键，从来不是“以夷制夷”，而是国家的综合国力。一样的“以夷制夷”，为何汉朝36人，为华夏圈地200万平方公里；清朝百万大军，割让领土179万平方公里？国不强，为人所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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