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可為，我復亦為；寇可往，我復亦往”。 在漢武帝時期，受了數十年屈辱的漢民族，對匈奴發起了反擊。漢武帝認為：西域就像匈奴的臂膀，只要拿下了西域三十六國，也就“斷了匈奴右臂”。中原王朝第一次將目光，投向了遙遠而又遼闊的西域。張騫出使西域，漢宣帝設立西域都護府，西域和中原王朝的維繫不斷加深。
但王莽亂政，西漢王朝的覆滅，使得漢王朝再次失去了西域。直到班超投筆從戎，那一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次掀起了大漢收復西域的浪潮。班超和手下的36位勇士，縱橫西域31年，戰必勝、攻必克，為漢朝圈地200萬平方公里。區區36人可以做什麼？班超用一生，做出了答覆：“平定西域，足矣”！而他的絕學就是——以夷制夷：基本不用，或者少量使用漢地兵馬，通過拉攏——分化——打擊的手段，蠶食並同化西域各國。以微乎其微的代價，在西域樹立大漢權威；以極少量之兵馬，收復2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西域。
班超在分析過西域的局勢後，向漢章帝進獻了“以夷制夷”之策，並靈巧地運用了“以夷制夷”，取得了“三十六人撫西域”的戰果。而這一手段，也在漢王朝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漢王朝的遠征中，越來越多的“義從”出現了，漢王朝以“以夷制夷”為國策，招募了大量的胡人、羌人士卒，對不服從命令的敵國，進行征討。而在征討的過程中，漢軍的數量有時甚至會遠遠少於“義從”，這為漢地百姓休養生息，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國家用堅船利炮，轟開了清政府的國門。閉關鎖國的清王朝，在遭受不斷打擊後，一些有志之士逐漸，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甦醒了，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面對西方國家入侵，清王朝無力抵擋，也不甘覆滅，於是一場救亡圖存的“洋務運動”拉開了序幕。
兩次鴉片戰爭，徹底撕碎了“天朝上國”的遮羞布，但凡是個明白人，都認清了堅船利炮的威力。可是這種“奇技淫巧”，畢竟西方才有，於是“中體西用”成了最佳的選則，“以夷制夷”也成了晚清的外交策略。從根本上說，“洋務運動”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符合時代潮流的。
但一邊“以夷制夷”，一邊“割地求和”，就是晚清名臣們吞下的苦果。李鴻章說：我們可以依靠英國，化解法國的進攻，但“清法戰爭”爆發了；李鴻章又說：歐洲人可以幫我們，日本人不足為懼，但甲午戰爭我們又敗了。“清法戰爭”打勝了，我們簽了《中法天津條約》；甲午戰爭打敗了，我們又簽了《馬關條約》；合起來說，無論勝敗，我們都在割地賠款，這就是晚清的“以夷制夷”。
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體西用”，再到寄希望於列強調停。“以夷制夷”一直在貫徹，可“割地求和”也來沒有停止過，這是誰的錯？從夢碎鴉片戰爭起，“天朝上國”正視了“夷”，但也從來沒有真正瞧得起過“夷”。而這狂妄的代價，揣著架子的損失，是晚清淪喪的179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萬幸的是，晚清有一左宗棠，晚年抬棺收新疆，這才保住了“天朝上國”最後的顏面。
在漢朝，“以夷制夷”是一個褒義詞；到了宋代，就成了貶義詞；等到晚清，就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這是為什麼呢？從根源上講，這是綜合國力衰退的徵兆：北宋聯合金人，滅了遼國，然後金人來了個靖康之恥；晚清一邊“以夷制夷”，一邊割地賠款，兩不耽誤。說到底“以夷制夷”不是靈丹妙藥，它只是一個策略而已，決定勝負的是綜合國力，如果所有的“夷”都比你強，人家又何必讓你“制”？
班超帶領36人，便敢遠赴西域，因為他背後站著一個強漢；金人滅了遼國，順便又來了個“靖康之恥”，是他們看透了燕雲戰場上的宋軍戰力；列強爭著見李鴻章，是“巴結”他和本國籤條約，這不是香餑餑，而是冤大頭。因此，成與敗的關鍵，從來不是“以夷制夷”，而是國家的綜合國力。一樣的“以夷制夷”，為何漢朝36人，為華夏圈地200萬平方公里；清朝百萬大軍，割讓領土179萬平方公里？國不強，為人所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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